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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行派”强调语言与伦理的互通，“本体派”突出语言与形而上问题的联系，“逻辑派”则关注指称与对象、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不同的学术路径，与学者所属“流派”特点、自身学术个性及所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 先秦诸子对“语言”有浓厚兴趣。他们通过关于名实、言意等问题的争论，对语言与社会实存、政治伦理、逻辑思维的关系的辨析，形成了多种语言哲学思想。相关的思考多散见于诸子作品，许多关于语言的认识未以系统的方式记录下来，以现代语言哲学视角观之，或只能称其为“萌芽”。先秦诸子对于语言起源、语义来源、言行关系、语言价值、局限性、实践效果等问题存在不同看法，在因此形成的诸多流派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以孔子为代表的“德行派”、老庄为首的“本体派”以及由墨家、名家等组成的“逻辑派”。 “德行派”将语言看作统治者治国和个体修身的基本手段。孔子指出，言与政、言与礼、言与德、言与行之间有密切联系。直观上看，“言”可以考量一个社会政治环境的优劣。若更深一步，与“言”相关的“正名”则是一个社会长治久安的根基。孔子说，若要“正政”必须“正名”，即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名分”基础上考察人们的行为是否恰当，以确定社会认可的行为标准，建立社会秩序。进而，孔子又提出“名实相符”的命题。他认为，“名”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确定性的属性，应用“礼”对社会中的“名实”现象进行规范，让全社会养成“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的品性。具体到“言”，则人要学会因地制宜，在不同的情境中选择不同的话语交流方法与内容。 针对个体的言语行为，孔子强调言行一致，并且将语言的朴实真诚认定为一种美德，反对说谎话、假话或没有根据的话。他还主张 “君子慎言”，将“言忠信，行笃敬”作为处事原则。 “本体派”从语言与“天道”之形上关系出发，讨论“言与道”的关系。《老子》开篇即明确了语言对“道”表达的局限性，道本无形，自然无为，而名有形、有为，故语言只不过是人勉强用来称谓“道”的，不能从根本上来表达形而上的自然混成的“道”。但人们又不得不使用语言来称谓表述它。既然道不可言，那么人们在使用或理解语言时就应做到 “得意忘言”。对此，庄子认为，语言所表达出的只是物的表象，而无法揭示出“道”的意义或本质世界。“道”之本体，没有具象性，语言与道之间存在不可弥合的“间距”，所以“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日常生活中，语言在描述对象世界时也存在某种不确定性，有时“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所以人们在理解语言时要学会以“忘言”的方式去接近世界的本质和真相。 “逻辑派”侧重从思维形式和逻辑论证探讨语言符号的意义。墨家重视经验，强调语言的表达形式及正确运用。他们将语言视为一种工具，认为其作用是“以名举实”，即名实是否相符决定了语言的真伪、当否；认为语言可以通过“实”（经验）来判定，与“德行派”的“正名”思想有明显区别。以提出“诡辩”命题而著称于世的“名家”，对语言中名词与概念的论析独树一帜。惠施的“历物十事”、“辩者二十一事”论说，通过“合同异”的讨论将语言引向了“唯理论”方向。公孙龙通过对“离坚白”问题的讨论，运用逻辑确定性标准考量语言意义，对语言与客观世界关系中出现的名实差异问题、事物发展中断性问题，乃至语言对社会实存的必要性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 总之，“德行派”强调语言与伦理的互通，“本体派”突出语言与形而上问题的联系，“逻辑派”则关注指称与对象、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不同的学术路径，与学者所属“流派”特点、自身学术个性及所处时代背景直接相关。 孔子生活于“礼坏乐崩”的时代。他认为，恢复周礼的权威是制止社会中各类“邪说暴行”不断发生的根本出路。要通过设定理想标准的“名”，去纠正那些不符合周礼之 “实”。所以，孔子重“正名”，并赋于语言以道德属性，进而以“言”进行道德教化。老庄崇尚隐士的生活，其哲学核心是“道”，世界由道派生，语言也不例外。墨家与名家活跃的时代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后期，许多名物制度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原来的名称常与新的实际不相符合。因此，墨、名二家特别重视对“名”（名称、概念）、“实”（内容、实际）关系的论辩探讨。墨子重辩论，他从“辩乎言谈”出发，提出衡量一种言论真伪是非的“三表”，即“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后期墨家将辩论的目的设定为“明是非之分”、“明同异之处”以“决嫌疑”。因此，墨家强调“言”要以事实为根据，使用语言要遵循一定的逻辑原则。惠施、公孙龙等名家是“辩者”，他们重视语言概念的规定和对分类、判断、推理等逻辑问题的研究，故常通过对“诡异”命题的分析，彰显其主张的意义。 经过上述三个流派和先秦其他诸子的努力，中国早期语言哲学的基本问题、理论、分析方法逐渐形成，而其内在特质亦得以彰显。 （作者单位：哈尔滨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黑龙江大学研究生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