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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研究的难点
判断词“是”的来源及成因问题，涉及的问题既深且广。说它深，是因为必须探究“是”的本义和它诸多意义用法之间的关系，才能最终解释所谓指代词“是”与判断词“是”的语义联系问题。这个问题因其难度极大，还从未有人探讨过。说它广，是因为判断词“是”的来源和成因问题，与“是”在上古、中古和现代判断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密切相关。而“是”判断句在上古判断系统中是否有独特的语义语法作用，这一问题尚未提出，更不用说开始研究；至于现代汉语的系词“是”句与上古“是”判断句、名词判断句、“此”判断句和“为”判断句等等的关系，也是一个尚未提出、更无从说研究的问题。 困难的不仅仅是上述问题的研究尚属空白，我们必须白手起家；更为艰难的是，这些问题互相牵扯，不可分割，要论证判断词“是”的来源及成因问题，这些问题必须同时解决，不能分开解决。也就是说，要想使“是”的研究有所推进，不能像研究其他问题那样，可以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分开来做。我们面临的问题的性质，决定我们要么同时解决这些问题，要么完全放弃。否则，论文会遭遇到解释了一个问题、却又引出了十个问题的困境。在论文中，我们对引出的所有问题全力进行了探讨，其中互相牵连的难题很多，最困难的是三大难题： 第一大难题：判断词“是”的语义根据问题 从文献上看，“是”最初不与否定、消极的事物联系，而只与神圣的和肯定性的事物联系。如：“是用寿考”（毛公旅鼎）[1]； “曰商是常”（《书·殷武》）；“是飨是宜，降福既多”（《诗·鲁颂·閟宫》）。而“此”“兹”“斯”“之”等词则既可指代正面肯定性事物，也可指代消极否定性事物。指代消极事物的例如：“惟时上帝不保，降若兹大丧”（《尚书·多士》）；“屈此群丑”（《诗·鲁颂·泮水》）；“斯言之玷，不可为也”（《诗·大雅·抑》）例中的“兹”“此”“斯”均不能用“是”替换。可知所谓指代词“是” 最初专用于神圣或正面肯定方面， 论文要证明：“是”出现之初，不是一个今天意义上的自身没有实在意义的指代词，而是一个具有尊天崇日意义的实义指代词，它同时具有五个基本特征：指代特征、神圣特征、肯定特征、断定特征、理性特征。也就是说，它从一开始就是包含有正确义素和断定义素的指代词，今天所谓指代词“是”与所谓形容词“是”其实是一个词。 以上结论是通过对西周春秋金文的考察和对《诗经》的《雅》《颂》的考察得出的。这一结论与我国最早的文字之书《说文解字》和最早的训诂之书《尔雅》的注说恰好相符。 《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注：“以日为正则曰是。” 根据《说文》和段注，“是”字含有尊天崇日的意义。各民族早期的“日”崇拜是一种普遍现象，而“日”既指太阳又指神或上帝，这与“是”出现的殷周时代的文化相符合。西周春秋金文和《诗经》的《雅》《颂》中，作为代名词的“是”指代的都是神圣者，包括神灵、祖先、君王、祭器、祭品、时运等；作为代副词的“是”，用于表示神圣正义的活动的动词前，表示神圣、虔敬的态度、方式。也就是说，文献反映的“是”的用法与《说文》一致。 《尔雅》一般认为由汉初学者缀缉周汉诸书旧文递相增益而成，保存着先秦词语的历史状态。《尔雅·释言》：“是，则也”，《释诂》说：“茲、斯、咨、呰、已，此也”，《尔雅》不把“是”与“兹”“斯”“此”作为一类，说明“是”在西周、春秋时，与“兹”“斯”“此”迥然有别，“则也”才是“是”在西周、春秋时代的意义。对《尔雅》“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可” 作动词“适合”讲，“事可法则”就是事合法则。从词义角度将“是”训为“事可法则”与从文字角度将“是”考为“以日为正”，二者有一个共同之点：都把“是”看作行事的最高准则。联系人类早期认识的发展历程，“日”和“法则”二者的内在联系很容易被认识：“日”是日崇拜时代的唯一“法则”，正如段玉裁所说：“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而“法则”则是日崇拜时代之后的“日”。从孳乳关系讲，“日”是源，“则”是流。《说文》考求字的本义，《尔雅》训释周代词义，由带有神性的“以日为正”到退去神性的“事可法则”，从词义的发展角度看也相吻合。从文献反映的“是”的最初用法、《说文》的文字考释和《尔雅》的训释，都不难看出“是”与正确义、判断义的内在联系。《说文》《尔雅》和本论文各自独立的研究，却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并且互相说明、互为补充，如果不是它们之间本身有着内在联系，这种关系是不可思议的。 “以日为正”和“事可法则”表明“是”最初蕴涵断定义素，因为不经过断定就无法知道事物是否符合最高准则“日”和“则”。“是”一出现就具有断定性，这就是它后来发展为判断词的内在根据。 进一步说，“是”的准则（名词性）、正确（形容词性）、确认（系词性，隐含确认义）三个意义之间有着内在联系，并且统一于判断，即： 判断标准——准则 （名词性） 判断结果——正确 （形容词性） 判断标记——确认 （系词性） 第二大难题：“是”判断句与上古其他判断类型的关系问题 说“是”有断定性、不是纯粹指代词，会遇到这样的质疑：“此”无断定性，是纯粹指代词，上古为什么有“此”判断句？为什么还有名词判断句、“为”判断句、“乃”判断句等不同判断类型？ 我们的回答是，上古虽然存在多种“判断句”形式，但惟有“是”判断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判断句，即惟有“是”判断句才具有揭示性，主要表示断定，例如“楚、郑方恶，而使余往，是杀余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名词判断句、“此”判断句、“为”判断句则主要表示陈述、解说，而非主要表示揭示新情况的断定。例如： 言，身之文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使者曰：“此颜阖之家与？”颜阖对曰：此阖之家。（《庄子·让王》） 五谷皆熟为有年也。（榖梁传·桓公三年》） 这三类表示陈说的判断句，以名词判断句为主体（数量最多），“此”判断句、“为”判断句与名词判断句有细微分工，实际是名词判断句功能的补充。 “乃”判断句数量很少，以表示超预期判断为特点。例如：“郑人谓玉未理者璞，周人谓鼠未腊者朴。周怀璞过郑贾曰：‘欲卖朴乎？’郑贾曰：‘欲之。’出其朴，视之，乃鼠也。因谢不取。”（《战国策·秦三》）郑贾欲买的本来是玉，见到的却是鼠，这出乎他的预料，所以用“乃”。 总之，上古被称作“判断句”的各种形式，各有不同的表义分工，只有“是”判断句的主要功能是表示断定。 第三大难题：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他词发展为系词 上古惟有“是”判断句表示断定，其他判断句则表示陈述、解说；但现代汉语的所谓判断句（系词句）并不只表示断定，还表示陈述、解说。因此，准确说来，上古构成判断句的“是”才是真正的判断词，而今天的“……是……”句式中的“是”应该称为系词。既然今天的系词句不仅表示断定，还表示陈述、解说，为什么系词不是由别的词，例如“此”“为”、“惟”“乃”、“曰”、“谓”、“则”、“即”等词发展为系词？为什么是“是”发展为系词？ 这是一个逻辑学问题，需要从逻辑学角度分析阐明：陈说并不是在断定，但是断定必然包含陈说；或者说，断定是陈说，而陈说则不是断定。我们已经知道，断定和陈说的区别在于是否揭示了未知情况，揭示了新情况的是断定，反之，则是陈说。断定之所以必然包含陈说，就因为陈说是揭示新情况的前提：我们必定是先对某种事物有所了解，然后才能对此作出某种断定。[2] 从这个意义上讲，断定包含了陈说，而陈说则被包含于断定。表示陈说的“此”“为”等词之所以不能发展为系词，就因为它们没有“是”的这种语义优势。“是”的判断含义中已经包含有陈说的意义，所以“是”能毫不困难地起这些词所能起的陈说作用，而这些词却无法起到“是”的判断作用，这才最终导致了被“是”统一天下的结局。 注释： [1] 西周毛公旅鼎上的“是用寿考”的“用”为动词，参见论文末章。 [2] 这在逻辑上表述为：事实命题先于价值命题，价值命题必然蕴涵着事实命题。在哲学上表述为：存在论是价值论的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