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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一个问题长期不能解决，可能由以下四个因素造成：一是材料的缺乏，二是研究力量不足，三是提问的方式不对，四是研究的方法不当。显然，“是”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不是材料缺乏的问题。“是”大约产生于殷周之际，从那一时代起，大量文献资料保存完好，这是我国汉语言学家最值得骄傲的一点。“是”的问题长期不能解决，也不是由于研究力量不足。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许许多多语言工作者对“是”的问题进行了研究，很多学者参与了“是”问题的论争，著名语言学家更是对此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可以说，罕有语言问题吸引过如此众多的语言研究者。既然“是”的问题不能解决的原因不在材料和研究力量上，我们就应该考虑提问方式和研究方法这两个因素了。 四个因素中，提问方式的问题最重要，但也最隐蔽，最不容易为人察觉。如果提问的方式不对，那么一开始就会把整个研究引上错误的方向。如上所述，目前的提问方式是：指代词“是”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变成判断词‘是’的？这种提问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1]：指代词“是”和判断词“是”是性质完全不同的两个词。我们没有意识到，这个预设本身就是一个尚待探讨的问题。同样，如果我们问：判断词“是”是由指代词、还是由形容词演变来的？这种提问方式隐含着这样一个预设：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确认、肯定的“是”，是语音相同、但语义上没有联系的两个不同的词。但这也是一个未知的尚待探索的问题。实际上，迄今为止，关于判断词“是”的产生时间、来源以及成因等问题的讨论，都建立在这样的预设上：指代“是”、判断“是”、形容“是”是三个不同的词。这个预设本身不仅没有经过任何论证，甚至没有一篇文章专门讨论[2]，就被我们不假思索地作为研究“是”问题的基础。可是，这个基础是否可靠，并非没有值得讨论的地方。因为，从语法上看，判断“是”与指代“是”有直接关系；从语义上看，判断“是”又与表示肯定的形容“是”有密切联系，即： 指代“是” 形容“是” 语法 \ / 语义 系词“是” 如果说指代“是”与形容“是”是两个不同的词，系词“是”怎么会与它们有这种奇特的联系？如果说系词“是”由指代词发展而来，系词“是”的确认义是从哪里来的？如果说系词“是”由形容词发展而来，怎么解释系词的前身总是处于句首主语的位置？以这样一个问题重重的预设作基础，结果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却不能解决问题，甚至几十年不能取得进展。这种情况不能不使人提出这样的判定：这一预设既然没有加以论证，那么显然，它可能是正确的，也有可能是错误的。假如它是错误的，我们半个世纪之久的研究岂不是建立在一个虚假的基础上的？所以，我们现在首先应该问一问： 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判断的“是”究竟是两个不同的词，还是一个词？ 表示判断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究竟是两个不同的词，还是一个词？ 表示判断的“是”、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究竟是三个不同的词，还是同一个词？ 只有对上面的三大问题有了清楚的认识，对判断词“是”的产生时代、来源及成因等问题的研究，才有可能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 现有提问方式下所存在一系列无法解释的问题，都与上述问题密切相关： 第一是关于判断词“是”来源问题上占统治地位的“代词说”所存在的问题。一个指示代词为什么会变成判断词？这一问题不是问的指代词“是”是怎么变成判断词“是”的，这是一个机制或方式问题；我们问的是指代词“是”变成判断词“是”的理据。根据语法化理论[3]，一个词汇词演变为一个语法词，其必要条件中居首要地位的是语义的相关性，也就是说，甲词语法化为乙词，甲词乙词之间必然有语义联系。那么，表示指代的指代词“是”和表示确认的判断词“是”有什么语义联系？词义的派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引申或比喻。引申义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比喻义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可是判断词“是”与近指代词“是”之间在语义上既无相关性，又无相似性，从词义发展方面无法解释。正如蒋绍愚所说：“指示代词‘是’和判断词的‘是’在词义上是没有关系的。”[4] 如果指代词“是”和判断词“是”两个词语义上没有联系，就像名词矢的之“的”不可能变成结构助词“的”一样，指代词“是”怎么可能变成判断词“是”？ 在判断词“是”的研究上，存在一个奇怪的现象：对任何一个词语的发展演变，我国语言学界从来都要从语义上探究其发展孳乳的关系，惟独对判断词“是”，学者们（包括著名语言学家）却没有这样做。除个别语言学家表现出对此有所觉察外，绝大多数人或没有意识到或有意回避了这一点。动词“刻”和时间名词“刻”，在没有找到“漏刻”这个中介前，如果有谁说时刻之“刻”是从雕刻之“刻”发展而来，学者们会认为是无稽之谈。为什么在任何语言研究中都被视为必有的理据标准，在判断词“是”的研究上被抛弃了或者被忽略了呢？这实在是一个奇怪的现象。对汉语史上的其他语法词，我们都给予了语义上的解释，比如，动态助词“着”、“了”、“过”，介词“把”“被”，它们由动词语法化而来，对这些语法词的研究无一例外地都进行了语义相关性的论证。唯独对汉语最重要的语法词——系词的研究，我们却没有进行这种语义相关性的考察。事实上，语义与语法位置、语法功能之间的关系，是本与末的关系，任何一个词的语法位置或语法功能都是由这个词的语义决定的，词义是本，语法功能或语法位置则是末，都是词义的体现方式。目前对“是” 的研究是本末倒置的、至少是缺失了重要环节的，这样得出的结论，显然缺乏可靠性。因此，在这种不可靠的基础上争论哪些“是”为判断词，哪些“是”为指代词，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与此相关的第二个问题是，即便承认近指代词发展为判断词不存在语义根据问题，这就是说，近指代词都有可能发展为判断词，那么，上古有“兹”“斯”“之”“此”“是”一组近指代词，为什么是“是”而不是其他指代词发展成判断词？ 对于这个问题，如果用形式主义的“位置说”来解释，说是因为有利的语法位置使“是”变成了判断词，那么，就会引出第三个问题：上古“此”也可以不用系词而直接构成判断句，即“此”与“是”可处于同一语法位置，“此”为什么没有变成判断词，“是”却变成了判断词？与此类似的“类推说”，认为汉语占主导地位的SVO（主+动+宾）语序，将处于“S是O”（话题＋主＋宾）语序中的代词主语“是”，类推为了动词V，这种解释也会引出同样的问题：“此”与“是”可处于同一语法位置，为什么“此”没有被“类推”为动词V，而“是”却被“类推”为V了？“变位”解释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为什么“是”的指代功能会弱化，“此”的指代功能却没有弱化；为什么“是”前可以出现副词，“此”前就不能出现副词？ “位置说”还会引出第四个问题：如果语法“位置”是决定因素，那么上古“为”和“乃”不仅本来就有判断功能，而且本来就处于系词位置，为什么语法位置更为有利的“为”和“乃”没有发展为判断词，“是”却发展成了判断词？ 对这一问题，如果用形容词“是”的“影响说”来解释，就会引出第五个问题：如果上古表示指代的“是”和表示肯定的“是”本身在语义上毫无关系，就像燃烧的“然”不能影响然诺的“然”一样，表示肯定的“是”又怎么可能影响表示指代的“是”呢？ 上面的问题还会引出更使人困惑的第六个问题：“非”被认为与表示肯定的形容词“是”是一对反义词，可是，“非”却很少作为形容词“是”的对立面出现，而主要是作为所谓指代词“是”的对立面出现，“非”主要用于表示否定判断，而所谓指代词“是”则主要用作肯定判断。为什么表示否定的“非”实际上主要不是与表示肯定的“是”、而是与表示指代的“是”在判断上形成对立呢？ 这个问题还会引出第七个问题：大量调查显示，所谓近指代词“是”与上古所有的其他近指代词非常不同，上古近指代词“兹”“斯”“之”“此”要么很少、要么根本不能直接构成判断句，惟独“是”却主要被用来直接构成判断句。这是为什么？这种构成判断句的“是”难道真的与“兹”“斯”“之”“此”一样为纯粹的近指代词吗？ 这一系列无法解释的现象，其实都指向一个相同的问题：所谓表示指代的“是”、表示判断的“是”、表示肯定的“是”，它们到底是三个不同的词，还是同一个词？显然，这是解决上述一系列疑难问题的基础。本论文这种提问方式，就是对过去讨论“是”问题的基础的发问。如果能对这一基础问题有一个清楚的认识，那么至少可以明白“是”问题的关键究竟在哪里，而不会在一些枝节问题上纠缠不清，以至耗费几十年时间而没有进展。 注释： [1] 预设（presupposition）是语义学、语用学领域中的一个重大问题，意指在话语中作为不言而喻的信念接受下来的前提条件（conditions）。 [2] 虽然林序达先生在《判断词“是”的形成和发展》中提到：“形容词‘是’由指示代词‘是’演变而来，至少系应该承认它们之间的同源关系。”但也仅仅是提到而已。 [3] 语法化理论（grammaticalization）是研究新兴语法手段产生的条件和过程的理论，在近一、二十年发展成熟。主要代表著作有：Heine, Bernd, Ulrike Claudi, and Friederike Hunnemeyer. 1991. Grammaticalization: a Conceptual Framework..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opper，Paul J. and Elizabeth Closs Traugott. 1993.Grammticalization.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4] 蒋绍愚《关于古汉语词义的一些问题》，第187页，《词汇学论文汇编》，商务印书馆，1989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