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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是”观念来源于“时”——上古汉语“是”与“时”的考察

http://www.newdu.com 2018-02-09 四川大学学报 肖娅曼 参加讨论
中华民族的“是”观念来源于“时”
—— 上古汉语“是”与“时”的考察
(《四川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肖娅曼
(四川大学 中文系 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汉语“是”集“本在”、“存在”、“在者”三义于一身:本在语义体现为“准则”“常道”,存在语义体现为系词的“断真”,在者语义体现为近指代词“这”“此”。汉语的存在观念是从时间观念发展出来的:“是”是由“时”分化而来的,甲骨文的“时”是后起的“是”的源头。
    关键词:是;时;存在;此在;判断
    近年来,英语系词 to be和德语系词sein成为我国思想界的一个关注焦点。这是因为,它是自古希腊以来西方形而上学核心范畴的语言形式,以至于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一部西方哲学史,就是对being [1] 意义的探索史。
    目前,我国哲学界所面临的一个困惑是:怎样用汉语来对译这个概念?是译作“是”、还是“有”或“在”?这是因为西语to be具有多种形态,其中最重要的三个意义分别是形而上学的三个最基本的概念:本在、在者、存在。[2] 而我们之所以产生翻译的困惑,是因为我们对自己的汉语“是”还缺乏应有的深入研究。我国哲学界还不曾问过:汉语系词“是”是如何产生的?它与汉民族的原初形而上学存在观念之间具有怎样的联系?弄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于确定汉语系词本身的性质,而且对于认识中华民族的原初存在观念,都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通过考察,我们发现:汉语“是”与“时”有着直接的渊源关系。恰如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里对“存在”的考察结果一样,汉民族最初对存在的领悟也是与时间观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一
    我们知道,西语系词to be同时含有形而上学的三个核心范畴本在、存在、在者的意义;我们尚未清楚意识到的是,我们之所以可用“是”来对译to be,是因为汉语“是”本身具有与之大致相应的语义语法功能。现代汉语语法意义上的判断词“是”,在古代汉语中曾将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三个基本观念本在、存在、在者包容于一身。[3] 但是,如果我们粗浅地打量一下汉民族“是”概念产生的历史,就会感到它似乎与中华民族5000年的悠久文明有些不相称:殷商时代的甲骨文还没有“是”字,“是”大约是在周代初期才出现的。从哲学角度看,这是不可思议的。一个民族自产生之日起,就必定有自己的存在观念,这个原初的存在观念必定成为这一民族文化的根源;反映这一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必定是一个最古老、最基本的词,它不会象一般词汇那样随时代的变化发展而倐忽生灭,而会象古希腊语的einai [4] 一样,虽然可以有不同形态,可以有变化发展,但永远是这个语言不可或离的基本词。现在我们的问题是:汉语中这般性质的“是”怎么会是一个后起词呢?
    这里,我们有必要事先说明一下“汉字”跟“汉语”的区别和关联。汉字是非常独特的文字,由于它的表意性,我们可以通过字形来了解其字义。东汉许慎作《说文解字》,就是做的这种工作。这虽然很容易误导人,使我们把文字与语言混淆起来,而忘记了语言的形式不是文字,而是语音;但另一方面,汉字的形旁却又实实在在地向我们隐隐透露着汉语的原初秘密。如果我们一方面摈除文字符号的干扰,透过语音直接把握语言符号的实质,另一方面也顺着汉字形旁透露的信息进行探索,我们就会发现一个秘密:
    汉语“是”作为存在观念的语言形式,确实是汉民族最古老的观念;“是”作为一个词,也并非后起词,而是一个最原始的词,只不过它最早的文字符号为“时”,而不是“是”。“是”虽不见于甲骨文,“时”却是甲骨文就有的文字,现在我们要做的工作,是弄清“是”与“时”的原始关联。考察如下:
    从字形上考察,“时”与“是”是相通的。许慎《说文解字》解释“时”字:“时,四时也。从日,寺声。峕,古文‘时’,从之、日。”商承祚《殷虚文字类编》说“时”字:“此[5]与许书古文合。汉《无极山碑》‘时’亦作‘峕’,尚存古文遗意。”同时,《说文》还说“是”字“从日、正”,即“时”和“是”均从“日”,表明这两个词的意义都与“日”有关系,因而与时间观念有关。
    从音韵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根据词源学原则,如果两个字在语音、语义上都相通,那么它们就可能是同源词。“时”上古属禅母、之部,“是”上古属禅母、支部,这就是说它们声母“禅母”相同,韵母“之”“支”非常接近。这是古音学上公认的“一声之转”当中的“旁转”现象,表明它们可能是同源词。
    从语义上考察,“时”与“是”也相通。我国最早的训诂书都直接指明了“时”与“是”之间的联系。《尔雅·释诂下》:“时,是也”;《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段玉裁《说文解字注》:“《释诂》曰:‘时,是也。’此‘时’之本义,言‘时’则无有不‘是’者。”段注又说“是”字:“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对“时”与“是”语义上的这种联系,自《说文》《尔雅》以来的辞书和历代语言学家从未对此提出异议。
    通过以上考察,“是”与“时”的联系已初步显露出来。但这些毕竟还只是语文学的考察。下面我们将进一步提出文献学的确凿证据。
    二
    语言学界都非常清楚,“是”的意义系统历来极为复杂,这些意义之间的关系,至今仍是迷雾重重。虽然如此,但它的基本意义和用法还是很清楚的。这里,我们先从《诗经》中“是”的用法进行讨论,因为它是公认可靠的最早的文献之一,而且对它的研究相对也较成熟。《诗经》中的“是”还没有今天的系词用法,它的主要义项有:(1)形容词,正确,与“非”相对。如《魏风·园有桃》:“彼人是哉?子曰何其。”(2)近指代词,这、这个、这样、此。如《小雅·巷伯》:“凄兮斐兮,成是贝锦。”(3)指示代词,复指前置宾语。如《大雅·崧高》:“于邑于谢,南国是式。”根据向熹先生《诗经词典》[6] 中的统计,“是”作“正确”讲的有2处,作代词“这”讲的有60处,作复指前置宾语代词讲的有32处。这个统计反映着整个上古“是”的主要特点:主要作指示代词,也作形容词“正确”,动词“认为……正确”等讲。
    在早于《诗经》的最古老的文献《尚书》里,“时”的主要意义和用法正是如此。“时” 在《尚书》中以每千字5.52的高频率出现,是居于前30位的常用词,这并非因为《尚书》处处涉及“四时”或时间,实际上“时”作为时间词讲的不足30%,剩下70% 以上的“时”,(1)绝大部分作近指带词“此”或“这样”及与此有关的意义讲;[7] 但除此之外还有以下意义和用法:(2)动词“肯定”“认为……正确”;(3)形容词“正确”等。分别举例如下:[8]
    1.指示代词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尧典》:“谁能咸熙庶绩顺是事者将登用之。”是事:此事)
    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舜典》:“惟当居是百揆而勉力行哉!”居是:居此)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舜典》:“布种是百谷以济之。”时百谷、是百谷:此百谷)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万世永赖,时乃功。”(《大禹谟》:“是汝之功。”是汝之功:此汝之功)
    帝曰:“皋陶,……期于予治,刑期于无刑,民协于中,时乃功,懋哉。”(《大禹谟》:“是汝之功,勉之。”)
    益赞于禹曰:“……满招损,谦受益,时乃天道。”(《大禹谟》:“是天之常道。”时乃天道、是天之常道:此乃天道)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皋陶谟》。时惟帝其难之:帝亦以此(知人安民)为难)
    钦四邻!庶顽谗说,若不在时,侯以明之,挞以记之,书用识哉,欲并生哉!(《益稷》:“若所行不在於是。”不在时、不在于是:不在此)
    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汤誓》:“是日何时丧。”时日、是日:此日)
    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洪范》:“敛是五福之道以为教用。”时五福、是五福:此五福)
    帝曰:“迪朕德,时乃功,惟叙。”(《益稷》:“是汝理水之功。”)
    王曰:“呜呼!封,……适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康诰》。时乃不可杀:此乃不可杀)
    今惟殷坠厥命,我其可不大监抚于时。(《酒诰》。于时:于是、于此)
    2.肯定、认为正确:
    百僚师师,百工惟时。(《皋陶谟》:“百官皆是,言政无非。”)
    工以纳言,时而颺之,格则承之庸之,否则威之。”(《益稷》:“当是正其而颺道之。”)
    3.判断:     
    王曰:“呜呼!……越天棐忱,尔时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大诰》)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辞,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时同于杀。”(《酒诰》:“是汝同於见杀之罪。”)
    以上事实表明,除了多了表示时间、季节的意义外,“时”与“是”的意义、用法毫无二致。虽然《尚书》中混有伪文,但上面的例子不是个别的现象,不可能恰好都是伪文,除非《尚书》全书是伪书。
    退一步说,就算《尚书》靠不住,我们再来看《诗经》中“时”情况。“时”在《诗经》里的主要用法如下:(1)善、正确。如《大雅·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毛传》:“时,是也。”《集传》:“不时,犹言岂不是也。”《大雅·荡》:“非上帝不时,殷不用旧。”《传疏》:“时,善也,是也。“非上帝不时”就是“不是上帝不善”或“不是上帝有错”。(2)此、这、这样。如《周颂·賚》:“时周之命,於绎思。”《郑笺》:“此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大雅·思齐》:“神罔时怨,神罔时恫。”《正义》:“神无有是怨恚文王者,神无有是痛伤文王者。”这两个“是”都作“此”讲。据向熹《诗经词典》统计,“时”在《诗经》里作“善”“正确”讲的共7处,全见于《雅》;作“这”“这样”讲的22处,其中《颂》15处,《雅》6处,《风》1处;而作时间讲的只有5处。[9] 这就是说,“时”作时间讲的仍是少数,而与“是”的意义用法相同的仍占绝大多数。《诗经》《尚书》“时”用法的一致性说明,《尚书》时代“时”曾经有谓词性“正确”和近指代词“这”“此”的用法。今天“天时地利”说法的“时”,还保存着形容词性的“正确”这个意义。“天时”和“地利”结构相同,“利”是个形容词,“时”也是个形容词,意为“时机正确”。
    以上现象只有三种可能的解释:其一,“时”与“是”是通假关系;其二,“时”与“是”是有部分同义关系的同义词;其三,“时”是“是”的前身,“是”是从“时”分化而来的。对第一点,我们认为“时”与“是”不可能是通假关系。因为,如果“时”由于音近而假借作“是”,即临时用“时”替代“是”,为什么上古文献中没有相反的时间之“时”通假作“是”的例子,即用“是”表示时间的意思?再者,“时”是先于“是”产生的,在《尚书》里“是”还很罕见的情况下,“时”通假做“是”,这不太可能。对第二点,我们认为“时”与“是”也不可能是同义词关系。因为,同义词是共时概念,而“时”“是”的非时间意义前后相承这一点非常明显。因此,可以肯定《尚书》时代“时”本身就有谓词性“正确”和近指代词“这”“此”的意义。
    怎样解释“时”“是”共有的“正确”“此”等意义?合理的解释只能是第三种:“时”先有了名词“四时”“时间”的含义,后来发展出指示代词“这”“此”、形容词“正确”“对”、动词“肯定”“认为……正确”等意义。但是对于汉语是如此重要的这些后起的意义,跟“时”本身的时间意义和用法已经相去甚远,于是这些后起意义就转交给“是”承担,“是”就这样产生了。这就可以解释“是”“时”读音相近、义符相同、古书认为它们意义相同、以及“时”具有“是”的语义语法功能、“是”却不具有“时”的时间意义、也不在这一意义上通假“时”等一系列问题。这就是说:“是”显然是由“时”分化而来的。
    还有两点说明“是”与“时”的这种关系:
    一、上古汉语有“兹”“斯”“此”“是”四个近指代词,但“兹”“斯”不与表示时间的如“日”“月”“岁”“时”等词直接组合,“此”也很少与这些词搭配,而“是”却常直接修饰这些词,如《礼记》中“是月”共出现61次,却没有一个“兹月”“斯月”“此月”。古汉语有一个规律,即意义用法相关的词常直接组合。“是”常与时间词结合这一语言现象,也说明“是”与“时”有着密切关系。
    二、《尚书》《诗经》《左传》《论语》几部文献可以分别代表上古的不同时期,因此可以反映“时”“是”之间的传承关系。“时”在《尚书》里出现频率相当高,是居前30位的最常用词;而“是”在《尚书》的《虞书》《夏书》《商书》时代出现的频率是每千字不到0.5个字,《周书》时代它的出现率增长了近3倍,到《诗经》《左传》时代,它的出现频率已达到每千字4至5个,成为最常用词。与此同时,“时”的出现频率则由《尚书》时代的每千字5.52个下降到每千字0.6个左右。“时”“是”的此消彼长,原因是《尚书》中“时”具有“四时”“天时”“准则”“正确”“肯定”“近指”等意义和用法,随着时代的推移,“时”将时间以外的意义让渡给了“是”。到《论语》时,全书仅有12个“时”,而这12个“时”无一例外全部都是时间词。《尚书》中“时”原有的“准则”“正确”“肯定”和近指等意义用法,《论语》中没有了,它们已由“是”所负载。
    三
    分析了“是”“时”二字的“正确”、“此”“这”意义的来源后,现在讨论它们的“准则”意义。“是”字本身就有准则的含义。《说文》:“是,直也,从日、正。”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以日为正则曰是。从日、正,会意。天下之物,莫正於日也”;“以日为正,则正於日也。”这也就是《尔雅·释言》“是,则也”、郭璞注“是,事可法则”之意。无论《说文》《尔雅》还是历代语言学家都认为“是”的本义为“直”(“是非曲直”之“直”)“正”(正确)“则”(准则), 这就可以肯定,“直”“正”“则”是“是”的本义。仔细分析“是”字的形体和古人对它的解释,可以看出“是”原本包含两个因素:准则、断定。“日”即准则;以“日”为标准,断定其他事物是否“直”“正”,即为断定。以“日”为准则,反映我们祖先原始时期的存在论观念——自然神崇拜。“日”为万事万物之源,即中华民族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本在”或“本真”。《尔雅》所谓“法则”,是将抽象的形而上学概念具象化的一种表述,《释诂》所谓“法,常也”。这个“常”是常理、规律之意;如果将它形而上学化,就是“道”,亦即老子所谓“常道”。所谓“实事求是”之“是”,指的就是这个形而上学之“道”。“道”是我国形而上学的最高概念,如果抽去具体的民族文化内涵,就其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这一点看,“道”就相当于西方形而上学的“本在”。
    然而这一概念最初是由“时”承当的。前面说过,《说文》以后历代字书、历代语言学家和我国著名甲骨文专家,都认定“时”的古文写作“峕”“从之、日”,也就是说,古文“峕”是“日”和“之”的会意字。“日”和“之”都见于甲骨文,均是最早产生的词汇。“之”甲骨文形为“屮”下有“一”,《说文》:“之,出也。象艸过屮,枝茎渐益大,有所之也。一者,地也。”徐锴笺:“之言滋也,艸木滋长也。江阴孔氏广居曰:‘艸木初出,多两叶对生;及其既长,则枝叶左右参差。故‘屮’象初生之形,而‘ㄓ’象枝茎益大也。’”段注:“之,出也;引申之,为‘往’义。”各家说法虽略有不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之”的本义有生长、发展、变动之意。这样,“时”的“四时”含义也就非常好理解了:“日”变动运转而产生“四时”,这是“时”的本义;抽象的“时间”意义如段玉裁所说,是由原来具体的“本春秋冬夏之称引申”而发展出来的。“时”后来从“四时”意义发展出我国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准则”(本在)、“此”(在者)和判断(存在)的意义,也就是说:“时”曾经是我国形而上学存在论的集中的语言体现。
    四
    “时”为什么会是存在论概念?或者说,形而上学的本在、存在、在者三个基本概念怎么会与时间之词发生关系?这正是海德格尔在它影响巨大的《存在与时间》(又译《是与时》)[10] 里想要告诉我们的。海德格尔把人这种“此在”直接解释为“时间性”。海氏认为,人这种此在与别的此在的一个本质区别是:人一经“被抛在世”,就“隐而不彰地领会着解释着存在这样的东西”;[11] 而人总是“从将来‘来向’自身”[12],或“先行到未来”,即人总是预先规划设计自己的未来,然后再采取行动。这样,人就“首先在世内照面的……事物那里发现时间,……经验到时间”[13],“利用放着光和热的太阳”这一存在者“生长出‘最自然’的时间尺度——日”。[14]“现场”的“日”变动不居,但人却从它那里领悟到没有在“世内照面”的存在,领悟到那个没有“照面”的“常”“法”“则”——“是” 。因此,由万变的“时” (运动变化的日)生长出不变的形而上学的最高范畴—— “本在”(常道)意义,就是自然而然的了。中华民族的本体论观念“是”来自“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这对于我们认识中华文化的原初根源是有重要意义的。
    “是”来自“时”的难题解决了,我们来讨论“是”“时”与指代词“这”“此”的关系问题。汉语的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密切关系,语言学界一般认为判断词“是”是由近指代词“是”发展而来。[15] 可是,这里有一个问题:近指代词“是”怎么会发展出判断词“是”来?这是关于“是”的最令语言学界困惑的一个问题。词义的派生主要有两种方式:引申或比喻。引申义以事物的相关性为基础,比喻义以事物的相似性为基础。判断词“是”与近指代词“是”之间既无相关性,又无相似性,从词义发展方面无法解释。这种不同用法的“是”也不是两个词同音假借的关系,因为上古“是”不单独做判断词,也就谈不上是一个独立的词,当然也就谈不上谈和别的词同音假借的问题。从传统语言学角度,也许我们永远也解不开“是”的判断义和近指义的关系之迷。但以哲学的眼光来看这一问题,这个处于“遮蔽”状态的“是”便顿然“敞明”了。
    语言学的困惑是判断词“是”与指代词“是”有什么内在联系?而哲学的困惑是:汉语的“是”为什么没有名词性的“在者”意义?当我们把语言学的问题和哲学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一切便豁然明朗,语言学的问题正是哲学所寻求的答案:“是”的近指代词意义就是形而上学“在者”的汉语形式。
    海德格尔认为,传统的语言学是“外在的句子理论” 把“‘是’降格,弄成为‘系词’”[16],因此不可能让语言从遮蔽状态“显象”。如果将“是”从语言学的“系词”还原,“是”就会显现它的集形而上学本在、存在、在者三个核心概念于一体的实质:这个一体在汉语里就是概念的物质形式语音“shi”、文字符号“是”(原初文字符号为“时”);这三个核心概念就是与西语系词to be的本在、存在、在者相应的三个基本义项。英语to be 的动名词形态being 有形而上学“本在”、“在者”二义,当作“在者”用时,being可带上复数形态即beings,being表示形而上学最高概念“本在”时,它不能带复数,而且须大写为Being;而to be的动词形式(am / is / are)即“存在” 。因此,本在、存在、和在者在英语to be分别用三种形态表示。而汉语是没有形态的语言,西语中由一个词的不同形态表示的意义,汉语用同一形式表示。“是”的判断义,即西语to be的动词(am / is / are)表示的“存在”意义;“是”的“准则”“常道”义,即西语不能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表示的“本在”意义;而最令我们困惑的“是”的近指代词“这”“此”义,就是西方形而上学三个基本概念之一的“在者”意义,也就是可带复数的动名词beings表示的意义。形而上学“在者”(beings)概念泛指在时空中“在世”的万事万物(包括人在内),它是“本在”的显现形式。“在者”对本在来说总是具体的,但又不等于某个具体存在者。因此名词性的“在者”在语言上体现为同属体词的、可以代表任何事物的指示代词“是”(此、这、这样),这是完全合乎逻辑的。
    这样,正如古希腊语、德语和英语一样,汉语的“是”也是一身三任,同时具有“本在”“存在”“在者”三个义项;不同的是西语的系词是以不同形态体现形而上学这三个基本概念的,而汉语是以“shì”这个唯一形式表示这三个概念的。西语和汉语系词体现这三个形而上学概念的对应关系如下:
    动词性“存在”作为“本在”的基本展示方式,其重要功能之一表现为“断真”。实际上,所谓“系词”是从语言学的语法角度讲的,从逻辑学角度讲,它的作用就是断真。本在是什么,什么存在着,在者与本在是什么关系等等,都是断真的问题;“在”问题和“真”的问题是统一体中的两个对立面,二者不可分割。“在者”泛指汉语“此”可指代任何存在者,这就是“是”所含的“此”意义为什么成为形而上学“是”的意义的原因。人这种存在者,海德格尔称为“此在”,他说:“本质上由在世组建起来的那个存在者本身向来就是它的‘此’。……‘我这里’的‘这里’总……‘是从那里’来领会自身的”,人“这个存在者在它最本己的存在中秉有解除封闭状态的性质。‘此’这个词意指着这种本质性的展开状态。”[17] 从语言学角度看似风马牛不相及的“是”的指代义与判断义,从哲学角度看则是必然的,如果“是”有了本在意义(“准则”“常道”),有了存在的断真意义(判断),却没有此在的意义,那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同西语一样,汉语“是”也是一个统一的语义系统。
    一部西方哲学史是一部对to be 意义的探索史,也就是一部探索“人”本身的历史。“此在通过话语道出自身”[18],我们探索同“人”这种此在同样原始的语言,就是探索我们自己。西方对to be的探索古希腊即已开始,在现代发生“语言学转向”以后的哲学、尤其语言哲学中,对此的研究更已成为一大学术前沿课题。然而,海德格尔说:“‘是’或‘存在者’意指什么?我们今天对这个问题有答案了吗?没有。”[19] 只要人这种此在存在,对“是”的探索就永无止境。
    目前我国学界对“是”的研究尚停留在怎样理解西方的to be上,对汉语自身的“是”的研究还未真正开始。当我们开始探索中华民族“是”观念产生的历史时,不应当仅从古典文本的“是”开始,还应当从更早的甲骨文本时期的“时”开始,从而了解汉语“是”也是集形而上学“本在”“存在”“在者”三者于一身的,而“是”的“本在”观念是从“时”观念发展出来的,“是”是由“时”分化发展而来。
    注释:
    [1] Being 是英语系词to be 的动名词形式,相当于希腊语on。on是希腊语系词不定式 einai 的分词现在时中性单数第一格与第四格,是形而上学中的最高范畴“本在”。参见余纪元《亚里士多德论ON 》,《哲学研究》1995年第4期;王路《“是”之研究述评》,《哲学动态》1999年第6期。  
    [2]“本在”(on)旧译“本体”,今天哲学界一般译作“存在”。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哲学自柏拉图以来就误入歧途,从对“存在”本身的探究转向了对“在者”即“本体”(某种实体)的研究,“本体”术语意味着对On本身包含的丰富意义的狭隘化和片面化。故国内哲学界已倾向于采用“存在”这一译语。由于汉语“存在”有动词和名词两种用法,为便于区分,本文将动词“是”(系词)用“存在”表示,将名词“是”(即on)用“本在”表示。
    [3] 今天哲学界一般将汉语的“是”仅视为系词,没有注意到“是”产生之初的“本在”意义和“在者”意义,如认为: “中文的‘是’动词却没有名词形式(‘是非’、‘实事求是’等词中的‘是’虽为名词,但与‘是’动词无关),因而只能用于判断之中,却不能形成一个独立概念。”(赵敦华《“是”“在”“有”的形而上学之辨》,见《学人》第4辑第392页。)此说是对汉语“是”的极大误解,只看到现代汉语的情况,而缺乏对“是”历史的了解。
    [4] einai希腊语系词不定式原形,相当于英语的to be。
    [5] 按:指甲古文。
    [6] 向熹《诗经词典》(修订本),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7] 实际上,上古“是”有相当部分是判断性代词,兼行代词和判断词功能。参见拙文《〈论语〉判断句中“是”的性质问题》,载《汉语史研究集刊》第四辑,巴蜀书社2001年版。
    [8] 括符中的是《十三经注疏》解“时”为“是”的该句原文、或其注释。
    [9] 见向熹《诗经词典》(修订本)“时”条。
    [10] 如俞宣孟在《西方哲学中“是”的意义极其思想方式》中即如此译。
    [11]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21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12月版。
    [12] 同上,第376页注。
    [13] 同上,第457页。
    [14] 同上,第466页。
    [15] 笔者认为:“是”的判断词用法和指代词用法的关系不是先后发展的问题,而是一体与分化的问题。参见拙文《〈论语〉判断句中“是”的性质问题》。
    [16]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第398页。
    [17] 同上,第154页。
    [18] 同上,第190页。
    [19] 同上,第1页。
    Chinese Nation’s Idea ‘Being’ Stemmed From Idea ‘Time’:
    An Investigation into ‘是’ and ‘时’ in Early Ancient Chinese
    Abstract: The Chinese word ‘是’ (equals to ‘to be’) covers the meanings of ‘be’ (sein), ‘being’ (Sein) and ‘Beings’ (Seiende). ‘Be’ signifies ‘the eternal Tao’ or norm, ‘being’ signifies the meaning ‘truth-judgement’ of link-verb, and ‘Beings’ signifies the meaning of the pronoun ‘this’. In Chinese, the idea of ‘being’ came from that of ‘time’, i.e. ‘是’derived from  ‘时’, or more exactly, the source of the later word ‘是’ was the word ‘时’ in Jiaguwen (the Inscriptions on bones or tortoise shells of the Shang Dynasty).
    Key Words: be; being; Beings; time; judgement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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