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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情况呢？ 阳翰笙自称，当时为了通过审核，在创作时特意加入了杨秀清、洪宣娇、傅善祥的三角爱情戏份。这部分主题写得如此深入，以致作者写着写着似乎有些身不由己，文学性的一面压倒了政治性的意图。可以为此做注脚的是，作者在1942年1月1日的日记中记到： 午后二时参加文协（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1938年成立于武汉，笔者注）所主持之茶话会，席间与白薇、海尼（作家黄白薇、刘海尼，笔者注）闲谈。谈到《天国春秋》，海尼怪问：“你写女人写得那样的好，是不是受了你太太的影响？”我笑答：“也许是的吧。”（《阳翰笙日记选》） 作者的日记通常非常简略，也并不是每日都记，而这一对话被作者挑出，活灵活现地记录下来，可以说他对这一对话是感到愉快和满意的，对自己把女人戏写得如此打动人心感到非常自得。这是作家创作才华自然的流露。 根据《百年阳翰笙》书中的记载，此剧从创作到演出，周恩来都曾亲自过问，那么在初稿完成后，阳翰笙很可能将剧本读给周恩来听过，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精神，阳翰笙为了表达政治上应该表达出的主旨，只得让洪宣娇改变性格，在最后由咒骂傅善祥改为自我反思自我谴责，认为自己分不清敌友而犯下了重罪。这样一来，洪宣娇的定位就成了被挑唆和蒙蔽的人，她因为没有判断好敌我而导致同室操戈、自相残杀，惨剧出现后她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忏悔。和历史两相对照，这分明就是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期望。然而这种期望虽然没有抓住蒋介石的真实意愿和历史处境，却创造出了让他忏悔的气氛和气势，同时也表明，只要你忏悔，我们还可能原谅你。这种逻辑对于广大民众来说非常易于接受，符合他们的心理期待。因为蒋介石（洪宣娇）的强大地位，彻底谴责他无恶不作破坏统一抗敌阵线是民族败类，就是激怒蒋，也给蒋彻底翻脸提供了借口。而以一种惋惜和悲痛的心情来低姿态诉说，恨的不是你本质太坏，恨的是你被人利用做出了蠢事。这种把握住历史分寸感的话语可以博得广泛的同情。不能不说，在处于弱势和下风的地位中，周恩来拿捏得无比得当，在惨痛损失后，借力打力，于舆论宣传和人心向背上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 阳翰笙作为“文艺界的周总理”，在这高超的政治手腕和政治魅力的慑服和感召下，按照周恩来的判断和指示，完成了剧本的修改。整部作品美妙地展示和传达出了周恩来的意图。 1955年阳翰笙已成为党和国家在文化界的领导人，他自觉以党性原则要求自己，周总理让自己改的要改，没让自己删的爱情戏份似乎在传达政治意图中并没有什么作用，于是在百忙中抽出时间，细细地删去了东王杨秀清、西王肖朝贵与西王娘洪宣娇的三角关系，即使这会导致杨秀清、洪宣娇、傅善祥、韦昌辉等人物形象和人物性格的改变也在所不惜。老舍当年在重庆看《天国春秋》时说：“全剧适与《棠棣之花》相反，虽有文雅的女状元，虽有富丽的布景，但不知怎的，全无诗意。”（老舍《看戏短评》，载《老舍论剧》）爱情戏尚在时的演出就诗意欠缺，现在去掉爱情戏，恐怕就更无诗意了。但阳翰笙已不是当初写作手稿原稿的阳翰笙了，审美与人性的考量已跃出了他的视域。 2、曾国藩是“奴才头儿”吗 1944年的初版本的删改十分明显，咒骂咸丰和曾国藩处的感叹号改为了逗号。对曾国藩的修饰语“那奴才头儿”被删去，“满清的大兵就要乘机杀到我们的天京来了”，去掉了“杀”字，“大敌当前，我们不该自相残杀！是的，是的，啊，国舅！你听到吗？你听到吗？善祥的话，是一句又一句的在刺痛着我的心呀！……为什么要杀那几万同生死共患难的兄弟手足？”被悉数删去。 这样一来，洪宣娇悔恨的只是自己间接杀了杨秀清和傅善祥，最关键的“不该自相残杀”的大声疾呼被“敏锐”地去掉了。而曾国藩的称谓问题更是涉及到当局各方对形势的不同态度。如何评价曾国藩成了一个惹人注目的焦点：“那时候国民党反动派正在实行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卖国投降政策，正把曾国藩当成是他们的救命恩人，五体投地地来崇拜的。”（《阳翰笙剧作选》后记）那么做出这些“精准修改”行为的人是谁呢？他这样算在事实上阉割了这个剧本吗？ 1946年何其芳曾经回忆过自己的《天国春秋》观剧体验，写作《评〈天国春秋〉》（见《何其芳文集》）一文，对国民党的审查提出批评。在文章中他说到：“我曾经把作者最初的油印本和上演时的台词比较，和出版后的本子比较，发见有很多删改。颇可玩味的是杨秀清讲他的穷苦出身不准讲，杨秀清骂曾国藩是奴才头儿不准骂，韦昌辉做私货买卖不准提，洪仁发、洪仁达、洪仁政的罪恶也不准揭露，诸如此类，多得很。那些检查官竟是这样怕穷人，而又那样爱护汉奸、官商与恶棍。” 这就指明了做出删改的是“检查官”，也即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审查委员会。这位删改《天国春秋》的委员尽职尽责，删改得也是十分的“到位”，展现了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既然可以做出这样的修改，难道会愚蠢得看不出整部剧的用意吗？为何不直接毙掉，而是放过了让其诞生呢？ 当时担任国民党重庆市党部审查委员的是吴茂孙，具体负责审查《天国春秋》。他这样对阳翰笙说：“我删我的，你演你的，横竖没有人拿着本子去看戏。”（载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合编《百年阳翰笙》） 这样的事情能够发生还是要得益于周恩来在重庆的统一战线工作。就在1941年夏天，和阳翰笙创作《天国春秋》同时，一些早就和周恩来有过接触的在重庆的国民党上层左派人士为共产党统一战线政策和周恩来的个人魅力所折服，他们在重庆正式加入了周恩来领导的“中国民主革命同盟”（小民革），其主要任务是利用各种渠道，广泛联络国民党上层中愿意进步的人，从国民党内部推动坚持团结、民主、抗战的斗争。吴茂孙正是“小民革”的成员，在关键位置关键时刻以灵活的方式做了《天国春秋》的助产士。 但这一国民党内部的潜流并不能被看做当时的主流，《天国春秋》其后的遭遇并非一帆风顺。根据阳翰笙日记的记载，之后的演出过程中，国民党特务不时扰乱，导演应云卫遭到殴打，计划在成都的演出也因审查的原因几乎搁浅： 1942年6月2日：晚《天国春秋》最后一场上演于民众会场，一幕未完，即发生有人殴辱云卫事，我当即从剧场走出，一面鼓励和劝慰中艺诸友继续将戏演下去，一面多面托人与宪兵方面交涉。结果，云卫去未一小时，即安然自宪兵派出所出。回兼善，云卫详谈经过，令人愤慨之至！（见《阳翰笙日记选》） 1943年12月19日：梦莲（应云卫之妻程梦莲）来此后，今天算跟她谈了一次较详细的话。她是为《天国春秋》禁演事，特由成都赶来重庆的。原来《天》剧本决八号在蓉上演的，六号忽得图审会电令，说此剧未得图审会修改前，绝对不准上演。云卫没有办法，只好派梦莲来渝交涉这件事情。梦莲到此后，几经奔走，现在虽说可望不致遭禁了，可是听说一切手续办妥至快也要22号才能上演了；同时国民大戏院方面因候《天》剧无着，已经早排了电影片子。因此《天》剧却不能不搬去蓉光；而蓉光是一个久未演戏的冷戏院，新年的日子又不能让出来。结果如何，真叫人担心得很呢！（见《阳翰笙日记选》） 值得玩味的是，这些犯了国民党忌讳的词句在1957年作者亲自修改的版本中并没有得到全面恢复。“不该自相残杀”这一明线恢复了，对曾国藩的评价“那奴才头儿”并没有重现。这究竟是作者无意识忽略了这一暗线，还是随着作者身份地位的变化对曾的评价也发生了微妙的转换？无论如何，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阳翰笙在政治的敏感性上稍有松懈，在该如何把握意识形态方面与一流的政治家有差距。而这一“弱点”也恰恰展现了他作为文学家天真的一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