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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铃珰花》《山路》《赵南栋》是陈映真上世纪80年代反省台湾白色恐怖历史的介入式写作，也是陈映真作为社会主义统一派的话语实践。陈映真对50年代肃清历史的再叙述，并不是停留在清算某党某派，他始终通过文字孜孜不倦地清理白色恐怖的历史创伤，通过分断时代的历史记忆，呈现了内在于中国革命进程的台湾故事。不管是日据时期参与大陆抗日运动，还是光复初期的文化重建、50年代前后对红色中国的向往与追求，都显示了台湾与大陆在探寻新中国现代性方面的连接，显示了内在于中国历史进程的台湾脉动。陈映真以白色恐怖历史的再叙述为国家分断、民族离散进行疗伤与救赎，并重建“左翼社会主义”与“中国认同”的历史观与价值观。 文学如何抵抗遗忘：白色恐怖创伤书写 白色恐怖历史叙述意味着什么？陈映真坦言：“我看过德国关于纳粹集中营的很多艺术作品，这样的苦难除非变成一种艺术作品去升华去反省，我们共同的受伤害的历史，才能够得到疗愈。”陈映真的视野并非在自身，而是始终关注“我们”，关注整个共同体。他意识到单纯的苦难书写或者控诉无助于创伤疗愈，只有超越一己经验，用艺术升华的方式去反省，才能疗愈“我们共同”的创伤，才能有益于历史与人民。因此，他对白色恐怖的书写,重点并非揭露与控诉，而是召唤记忆抵抗遗忘，通过历史的再叙述以期疗愈“内战-冷战”结构下民族分断的伤痕。曾为政治犯的陈映真对国民党暴力机器的残暴冷酷自是不会陌生，但他几乎没有正面写及这部分内容。恰恰相反，陈映真小说中浓墨重彩的部分是左翼青年、台共党人胸怀中国、关心民族前途、关爱底层群众而不惜自我吃苦、自我牺牲的精神光辉与生动细节。从《铃珰花》《山路》到《赵南栋》，文本对白色恐怖的呈现越发明朗，进步革命志士的形象越发光明伟俊。 《铃珰花》通过军警驻校、沉默耳语呈现白色恐怖的氛围，“放牛班”学生口中的“枪口对外、齐步向前、不打内战、不打自己”暗示了高东茂向往红色中国的左翼情怀。高东茂是作为背景或者说精神符号出现的，小说表面的主角是小学生阿顺与阿助。陈映真着重塑造50年代台湾“反共肃清”的社会氛围，逃亡中的高东茂不是“高大全”的革命者形象，而是一个“仓惶”“愁苦”的普通人。 陈映真不同时期的写作手法、形象塑造，不仅取决于自身的艺术准备，更与写作环境息息相关。《山路》以回溯叙事带出50年代李国坤、黄贞柏的理想信念，侧写台共党人。国坤死于刑场的“痛伤”，借着蔡千惠的自我吃苦，形成巨大力量驱迫弟弟李国木“力求出世”、“读书上进”。《山路》除了简单交代革命者的勇敢赴死、半生囚禁，着笔重点是受难者家属的生活形态与社会风气。“反共肃清”的残酷性造成戒严时期台湾民众禁锢沉默、理想主义失落。 相比《铃珰花》的隐晦模糊和《山路》的侧面塑造，发表于解严当年的《赵南栋》对白色恐怖政治受难者的刻画直接鲜明，有点类似近年关于50年代台湾的纪录片、回忆录、访谈录、报导文学。《赵南栋》通过叶春美、赵庆云的回忆，大量呈现受难者的生活形态、临刑神态与狱友们关于民族国家、社会历史、国际形势的讨论。读者可以管窥诸多台共党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林添福和蔡宗义临刑前依然关心国际形势，极富洞见。林添福一直保持着不可思议的朗笑，临刑前他用日语仿佛无限惊喜地喊“哇！有月亮呢！”陈映真笔下的左翼青年、台共党人是光明伟俊的，之后蓝博洲的报道文学继承发扬了《赵南栋》中左翼革命志士的形象塑造方式。 文学如何抵抗遗忘？白色恐怖的历史创伤并不会因为遗忘就被疗愈，恰恰相反，只有不断的重返历史现场，通过创伤记忆的再叙述，才可能抚平个人心灵的褶皱，连接社会历史的断裂，从而达到救赎的可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