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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构建国家知识体系至关重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主题出版有可能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独特知识体系。主题出版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也成为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 16-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在现代社会形成之际，就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言。知识不仅是个人的力量，更是民族国家的力量，是推动国家这架庞大、复杂机器健康、持久运转的力量。 一 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苏格兰、英国和欧洲大陆成为最新知识或新科学以及现代大学的发源地，这使它们最早迈入了现代社会，最早确立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把这种生产方式自然地转化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国家治理方式。现代知识的开始，就是文化启蒙的开始，现代知识的传播归根结底就是书籍的传播，以及依赖于书籍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普及。“出版文化的飞跃式发展”“与启蒙思想的支持和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共有特征。”（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 实际上，自15世纪中期以来，贯穿全欧洲的书籍贸易就已经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特点，书籍成为“国际性的商品交易”，“带来国际性的阅读”（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苏格兰和英国是书籍普及和学校教育普及最早的国家，所以它们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没有人能够否认，英国在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先锋……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印刷和出版业受到的约束较少，由此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效果。因此，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印刷业革命或称“出版社革命”“出版物革命”不是偶然的，英国除了涌现出大量的出版社外，还出现了其他诸多现象，如“读者群体的数量扩张、读者类型多样化，出现了各种为人们提供阅读便利的机构，比如书店、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例如会员图书馆、流通租借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咖啡屋图书馆）、阅读俱乐部的成立和个人藏书的盛行”，“到处都可以看到书籍”“阅读成为这个民族大部分人的第二天性。”（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 现代新知识是以新科学的出现和新学科的形成为显著标志的，学术出版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新知识体系的形成和逐渐完善是与科学“新发现”超越古代和中世纪神学的意识，新的学科摆脱古代和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从而更多地获得自由、人文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培根和笛卡尔等在英国和法国开启了新的科学和哲学，斯宾诺莎则成为17世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理性主义的先驱。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历史导论”之“导言”中指出：“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斯宾诺莎的新思想、新世界观和阐释的新知识不是偶然的，因为尼德兰是人类社会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