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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说，尽管在学术界获得成功不易，任何一种学术成果有一天终究过时并被淘汰，相比之下，艺术家则可以指望其作品成为流芳百世的杰作。韦伯认为，学术的根本意义就在于推陈出新。每一项学术成果都促成更多新的问题，并且为后人找到其答案奠定基础。在学术界被后人超过不仅是从业者的命运，也是他们的目标。学术毕竟不同于艺术，学者不能指望一劳永逸，他的任何成果都不会一直有效。从事学术需要一种热情，有了这一热情，一个人才可以忍受长年的辛苦甚至挫折，只有用热情追求的东西才真正具有价值。韦伯把这种持之以恒地献身于学术的精神称为学者的“性格”。 学术何以值得一个人如此倾心甚至献身？韦伯认为，学术教会一个人说明和解释事情的方法，可以促使一个人阐明自己的立场。在韦伯看来，学术无法回答人生的根本问题，诸如人应当如何生活以及人生的意义何在，他认为这些涉及价值的问题属于宗教的范畴。理性和信仰是两个相互独立的领域，二者不容混为一谈。韦伯认为，学者应当有充 分的理由说明其从事的研究工作的意义，也就是说，学术赋予了从事这项工作的人自我意识，学者献身学术的意义就在其中。按照韦伯的理解，学术植根于人类进步的过程，这种进步并非指向恒定的和最终的真理，而是处在永不停歇的动态。韦伯把这个过程称为“祛魅”。一个没有终点的学术具有怎样的意义，主要取决于它在文化的进程中扮演什么角色。在韦伯眼里，学术有助于人类认识其周围的世界，了解生活的真谛和真实性，从这个角度说，学术变成了一个学者得到救赎的道德义务，它不是达到某种终极目标的手段和工具，而是目的本身，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学术而从事学术。 知识的积累和技术的发展曾经使得人类有一种信念，似乎世界上所有的现象都可以被完满地解释，所有的问题即便暂时无法，最终都可以借助科技得到解决；不存在神秘和超然的力量支配我们的行为，我们有能力预料并控制未来的事情。理性化的结果是，原来由宗教赋予生活各种意义的年月一去不复返，而科学在这个层面无法完全替代宗教。韦伯对理性化怀有矛盾的心情，认为它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和技术的进步，使得我们做事的效率提高了，但是它无法提供有关终极问题的答案。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托尔斯泰说科学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它无法回答诸如“我们应当做什么？”“我们应当如何生活？”之类的问题。韦伯称上述变化及其结果为“时代的命运”。他认为，人世的价值是多重的，而且相互冲突，每个人不仅要赋予其周围的世界特定的意义，而且要在其中确定自身的立场。按照韦伯的观点，科学的真实性就在于它令我们相信，我们有必要进行学术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从事学术的人具有使命感是正常和正当的，他是在完成一项义务。在现代社会，完全借助宗教意味着牺牲人类长期积累的知识和理性，如果我们热爱真理，就无法继续抱着幻想。托尔斯泰提出的问题揭示了人类所处的窘境，韦伯提倡把学术当作志业，实际上承认了这一困境，但是他给出的答案不是让人们在这个困境中绝望，而是有所作为。 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德国，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面临的前途未卜的状况并没有多少改善。通常情况下，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在一名教授手下充当助理研究员，类似于博士后，时间一般不超过6年。在此期间，他要完成第二篇论文（教授资格论文），并且在该教授的指导下进行学术研究。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洪堡一百多年前提出的“学术型学徒培养模式”的些许痕迹。完成教授资格论文以后，年轻学者不仅可以竞聘教授职位，而且有独立授课和招收硕士生和博士生的权利。不过，他们当中只有少数凭借天资、能力和运气获得教授职位，晋升教授的平均年龄是42岁。总的情况是，竞聘者获得固定位置时的年龄偏高，临时聘用的教学和研究人员的数量不断增加。 以2012年的统计数字为例，德国高校每年的毕业生约为13万，其中大约16%的学生攻读博士学位。在每年增加的约2万名博士毕业生当中，有1200人完成教授资格论文或者获得助理教授（非永久）头衔，他们当中不足一半的人有机会获得固定的教授职位。此外，德国目前在读的博士生人数达20万之多，某一年或某些年毕业的博士生增多，意味着此后若干年竞争教授职位的激烈度会加剧。1990年，德国大学的教授总人数约为3万多，临时雇用的科研人员数近4万。到了2012年，教授人数增加到4万，而临时聘用的科研人员数量上升为16万，意味着固定和非固定职位的比例从1比1变为1比4。一般来说，只有当一所大学开设新的学科、建立新的科研领域，或者由州政府建立新的大学的时候，才会出现新的教授位置，这意味着，每个即将退休的教授后面有4个早已具有教授资格的人在等待。这一局面的优点是，用人单位随时可以择优聘用，弊端是容易让人感到绝望，而且从经济学角度来说是一种资源浪费。 竞争教授职位的人最后的出路有两条，一条是一劳永逸，另一条则是一无所有。一劳永逸指的是那些有幸获得教授职位的人，他们的聘期一直到65岁退休为止，不仅薪俸优厚，而且在聘期和退休以后享受公务员的待遇；他们在研究领域和经费使用方面享有自主权，对研究所的运转和发展也具有很大的决定权。相比之下，那些没有机会获得教授职位的人只能终生打零工或者在不惑之年改行。 毋庸讳言，德国联邦和州政府在改变聘任程序和改善年轻学者境况等方面做了许多工作，比如从2004年起，博士毕业生可以直接竞聘教授职位，无需完成教授资格论文。但是，在许多完成了教授资格论文的竞争者参与的角逐中，初出茅庐者胜出的可能性并不很大。另外，包括德国科学基金会在内的许多机构加大了对年轻学者的经费资助力度。获得了资助，当然要上交相应的成果，年轻学者不仅要注重论文的篇数、申请到的项目的数量和经费额度，而且还要争取成果的原创性和突破性。在全球性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很难像韦伯所说的那样在幽静的街道散步时等待灵感的降临。不仅如此，在物质生活空前丰富、生活方式多样化的背景下，从事学术的人怀抱韦伯所说的非功利的理想变得更加难能可贵。没有内部的动力确实很难承受外部的压力，如果一个人不是把学术视为志业，他很难抵御来自其他行业的物质诱惑，也很难牺牲业余时间和假日。这或许就是一百年后读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现实意义。 （作者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