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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为投身学术赋予了很强的道德色彩，称其为命运，它变成了一个学者得到救赎的道德义务。如果一个人不是把学术视为志业，他很难抵御来自其他行业的物质诱惑，也很难牺牲业余时间和假日。这或许就是一百年后读韦伯的《以学术为志业》的现实意义。 1917年11月7日，也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的那一天，应慕尼黑大学“自由学生联盟”的邀请，马克斯·韦伯在施泰尼克书店的报告厅做了题为《以学术为志业》（Wissenschaft als Beruf）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是题为“以脑力劳动为志业”（Geistige Arbeit als Beruf）的系列讲座的第一讲；第二讲的题目为《以政治为志业》（Politik as Beruf），演讲时间是1919年。韦伯撰写《以学术为志业》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接近尾声，德国战败的局势已经确定无疑，因为在此之前，俄国发生了二月革命，美国则加入了协约国的行列，不过德国战败后的具体情况尚无法预料。讲座的听众主要是若干年之后即将走上职业生涯的学生，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可能会开始学术生涯，而韦伯本人此时也处在如何把职业和志业协调和融合的困难阶段。1894年，年仅30岁的韦伯被聘为弗莱堡大学经济学教授，1897接受海德堡大学国民经济和财政学教授聘书，因病于1903年辞去海德堡大学教授职务，经济上依靠其夫人继承的遗产。韦伯没有中断学术研究，不过随着战争的持续，德国经济境况恶化，1917年，53岁的韦伯此时正在考虑接受慕尼黑大学的聘任。 现代德语中的“Wissenschaft”一词源于中古德语中表示“智慧”的名词，后来指整个知识体系及其相关的研究。“Beruf”一词在上个世纪初仍然具有“职业”（英语的profession）和“志业”（英语的vocation）双重意思。韦伯不否认学术也是谋生的手段，但是他在讲座中强调了有志于学术的年轻人应当具有使命感，视学术为天职。换句话说，以学术为志业的人不仅仅是为了谋生被动地从事这个行业，而更加重要的是出于自身的意愿主动选择。在一定意义上，学术不再是手段，而是目的，韦伯为投身学术赋予了很强的道德色彩，因此称其为命运。 韦伯首先描写了当时德国的学术机制和学者的物质条件。他希望年轻人对学术的本质和大学的运作机制有充分的了解，不要抱着任何幻想，他因此称自己的演讲是“迂腐的”，正如爱因斯坦说：“学术是一项美好的志业，只是不能指望靠它谋生。”接着，韦伯对德国和美国的大学制度进行了比较。在美国，一个年轻的学者作为讲师和副教授有固定的薪俸。德国当时实行教席制，拥有教席的教授（被称为Ordinarius）相当于一个研究所的所长，手下有若干普通教授（名叫Extraordinarius）和许多科研助手。想成为一名教授，一个人博士毕业以后首先要完成第二篇博士论文即教授资格论文，然后再当若干年讲师（Privatdozent）。德国讲师的教学任务很少，可以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在学术志趣和科研周期方面有很大的自主权，因此也没有固定的工资，而是从学生的学费中提取一定的比例。在整个19世纪，德国大学无论在教育模式还是在科研方面均堪称一流，有许多美国人到德国求学。19世纪初，哥廷根大学图书馆的藏书量是哈佛大学图书馆的10倍，而后者当时是美国最大的大学图书馆。1880年代，在海德堡大学就读的美国学生多达164人，占学生总数的6.8%。 韦伯在讲座中指出了德国大学日益美国化的事实，他认为这是技术和经济发展使然，不过原来德国大学的人文精神即洪堡提倡的借助教学和研究追求纯粹知识的思想逐渐消失，大学的独立性和大学教授的自主性也被削弱，在大学里至关重要的不再是学者与学生之间的密切关系，而是片面追求学生的数量和知识的实用性。洪堡于1810年建立柏林大学时的宗旨是“教师授课的自主和学生学习的自由”，到了韦伯发表演讲的1917年，大学日益变成大型企业，在医学和自然科学领域这种趋势尤甚。在这些学科，教席教授相当于企业管理人，而科研助手则沦为工厂工人；这些年轻的学者挣工资，但是不再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具。韦伯预言这种情况不仅会持续，而且变得更加普遍和严重，意思是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也无法逃脱此厄运。在韦伯看来，至少在当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的学者仍然拥有自己的藏书，如同以往的工匠拥有属于自己的工具。 接下来，韦伯谈到了德国大学聘任教授时的一些奇怪现象。虽然推崇客观和公正，很多时候，经过学术和行政机构一系列审议和评选之后，被选中的不是最优秀的申请者，而是第二甚至第三名。有些申请者学术造诣深厚，但是因为教学能力差落选，这里说的能力是指选课的学生数量少和他们为教师打的分很低。韦伯对这一评价机制不以为然，认为著名历史学家兰克和杰出的生理和物理学家黑尔姆霍尔茨都是优秀的学者，不过他们授课却很糟糕。韦伯以为，教学和科研是两个很难兼顾的事情。他告诫听众，有志于学术，就需要有远大的胸怀和巨大的耐心，一年又一年看着才气不如自己的人得到晋升。一个有志于学术的人能否进入这个行当，其中起作用的不只是相关学校的评价机制和教席所在院系的具体需求，而且因为编制是固定的，一旦申请者的有效竞聘年龄与原教席拥有者的退休时间错位，任凭他的学术成就怎样出色，他赢得教授位置的可能性几乎为零。韦伯把竞聘教授职位比作碰“运气”甚至“赌博”。 韦伯告诉面前的学生，能否在学术上脱颖而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的创新能力。韦伯把这种能力与“灵感”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天赋的。灵感是一个学者成功的必要前提，但是它绝不是苦思冥想而来的；灵感不能替代艰辛的工作，起早贪黑用功也未必一定能够换来灵感。韦伯提到，让黑尔姆霍尔茨在物理和神经学领域获得突破的灵感多数是在安静的街道散步时获得的。韦伯还指出，除了外部的选拔和晋升机制以外，有志于学术的人还需考虑学术日益专业化的事实。学者必须具备很强的自制力，不仅要在学术兴趣上追求独特性，而且在选择研究题目、论证问题时专一和前后一致。他的建议是，从事学术毕竟不是为了体验。一个有潜质的学者不仅要拥有“千年时光为我流逝”之雄心，而且还要有“再等一千年”的耐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