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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作品争议的焦点是故事是否可信、合理。 斯特林堡的《红房间》在1879年于瑞典风靡一时。犀利而沉着的现代主义笔触日益举足轻重。拉格洛夫的这则萨迦和当时的现实主义文风却有很大出入，对其可信度疑问的关键不在于小说和萨迦的挂钩，而在于作家十分留恋的后浪漫主义及无法放弃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当时的时代已有距离。但这些精神对于作家想用笔墨留住的时代、以及那个时代的英雄和女性来说，却是最重要的特质。那群人中惟一相对现实和现代的是玛瑞安：自我一度不完整，总有另一个“我”，冷眼把自己的言行举止看成对活着的“表演”。然而，“我”十分仰慕过去那些有激情、能够奋不顾身的人们，并感叹，再也遇不到那样的人了。拉格洛夫把现实浸泡在传说和神话里，那些未必真实的传说有了赖以复活的现实基础，现实则有了不只局限于眼下的飞翔之翅。无论书写的是传奇还是现实，都给人以神圣体验。小说结尾关于蜂入巢的譬喻，对想象和现实的关系做了颇具先见之明的开放式回应：“想象的巨蜂已围绕我们转了年年月月，要想钻进现实的蜂巢里，可得看仔细了。” 在作品里，往昔和当下、传说和真实水乳交融。讲述往昔人物事件的同时，不时穿插“我”在“今日”和“此刻”的实景实情，让现实和历史对接。更重要的是，作家把当前铁矿和农业的萧条、底层人民的暴动写到过去的年月中，还融入引发讨论的社会热点问题，如女性、婚姻、阶级、宗教等，表现的冲突是现代和现实的。比如，几个美丽女性提示了不同状况，安娜代表婚姻中的经济问题；玛瑞安揭示着名誉；在伯爵夫人的婚姻中，显示了从作为妻子的家长和监护人的丈夫，到与妻子并肩行走、关系友爱的丈夫的变化。对于女子而言，爱上一名男子可能意味着对家长制的反叛，而尤斯塔·贝林成了玛瑞安她们和父权冲突爆发的催化剂。家长制体现在父女间，也在夫妻间，如玛瑞安的父母及年轻的伯爵夫妇……不过，拉格洛夫赋予女性的不只是觉醒或牺牲，还有另一种可能性：“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无论是和他相爱过的女性，还是母亲一般的少校夫人，都帮助尤斯塔·贝林走上成人之路。 拉格洛夫说是要为后代孩子描绘往昔人物的事迹，但在过去事件中翻滚的也有当下的时代风云。在一定程度上，她把作品弄成了在“过去的萨迦”乔装下的“现实小说”。传说、想象和写实交织，现实和真实并未在庞大的想象艺术品中迷失，而成了叙述的前提和想象的基石。人们以为远走了的一切，在她笔下复活并发出异彩，不管她描绘的从表面看是什么，她在摩登或过时之外攫取的都是生活和人性的逻辑。不是纯粹的萨迦或小说，也不单是浪漫主义或现实主义——难怪有人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是拉格洛夫的独门绝活，它不一定完美，但这一具有特殊形式和内容的作品，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不能复制。 百年后并不孤独的魔幻现实主义，或许也还要眺望拉格洛夫的背影，感叹先鞭更有早行人。 “萨迦”一词日后多少成了拉格洛夫的一个标签；而后来由于《尼尔斯骑鹅旅行记》，不少国家的人们又给她贴上童话作家的标签。她远不只是童话作家，只不过，她的书写充满童话和传奇色彩，而神话的闪光和现实的锋芒交相辉映。 在欧洲的文学苍穹下 冰岛的萨迦不是小说的惟一源泉，甚至瑞典的贝尔曼和芬兰的鲁内贝里也不是。从这部小说里能看到欧洲文学和艺术对作家多方面的影响。拉格洛夫浸淫于欧洲文学传统，在庄园图书室里阅读了不少文学著作。早就有研究指出这部处女作和歌德的《浮士德》的联系。浮士德和魔鬼的交易自不必提，更重要的是浮士德的那句话：“永恒女性自如常，接引我们向上。”这部著作中也能看到安徒生和易卜生作品的启发，看到流浪汉文学和骑士文学的影响，看到塞万提斯《堂吉诃德》的影子。另一个养料是《圣经》。作为教师，拉格洛夫的授课科目之一便是《圣经》，而一出生就被灌输了新教信仰的她，对《圣经》耳熟能详，能把《圣经》典故和自己的故事无缝对接。她也熟悉希腊、罗马和北欧神话，作品中诸神都在，包括12位侠士，普通衣着下也无法掩藏内在的神采。 另一方面，这部小说也滋养了很多文学大家，托马斯·曼曾饶有兴致地阅读这部萨迦。拉格洛夫曾向当时已移居意大利的瑞典前辈作家安·夏洛特·莱芙勒讨教写作经验，对方在1892年读到作品，盛赞其中的诗意、力量与独特，鼓励拉格洛夫将其改编为戏剧。拉格洛夫也影响了大批之后的北欧作家，包括《走出非洲》的作者卡伦· 布里克森，甚至今日的瑞典学院院士、作家夏斯汀·埃克曼等，埃克曼在自然中寻求永恒性，和拉格洛夫对浪漫与理想的眷恋如出一辙。 不过时的讯息 韦姆兰这片土地上，几无一人生活顺畅，变故会发生在瞬息之间。熊、狼、天花、大水、干旱等是自然和生活中危险和不幸的象征。面对生的疾苦，众人以酒浇灌，我怎能独醒——这一度是牧师尤斯塔的说词。 和连绵的苦难对应的是瞬间的快乐。在故事开始的圣诞夜，尤斯塔·贝林便赞美12个侠士是12位神，将他们定性为让韦姆兰的喜悦永葆生命力的一群人，因为他们深知让心远离金子，让手远离工作。假如他们不存在，那么“舞蹈将死，夏天将死，玫瑰将死，纸牌将死，歌曲将死，这被祝福的土地会一无所有，除了铁和工厂主”。他们有蝴蝶的本能，在夏天结束前就能预感死亡的来临。蝴蝶、玫瑰、纸牌、舞蹈、音乐和夏天都指代瞬时的享受。侠士们重视快乐和领悟，与之对应的是功利和琐屑的庸常。最终尤斯塔·贝林意识到，生活的第一职责是勇气和快乐。他得出结论：“一个男人得承受生活提供的一切，带着内心的勇气和唇边的笑容；生活是残酷的，自然是残酷的；可这两者都能生成勇气和快乐，作为对抗艰难的平衡物，否则，谁也不能承受生活。”这样的快乐观和生活态度，令先前的瞬时享乐观得到升华。 同时代的男评论家认为拉格洛夫保有了孩子的眼睛和心灵，独特也不免幼稚；还称她是有脾气和原则的老小姐。然而，孩童似的眼眸和心灵比成人的更明澈、更富于创造力。惟其有了这样的眼和心，才可在萨迦的世界自由进出，直抵灵魂。这是看世界的一种特别切入点和层面，既精准又充满最天然的情绪。 老小姐的原则和脾气大约和拉格洛夫体现的道德感有关。瑞典文学教授艾芭·维特-布拉特斯特罗姆几年前提及，拉格洛夫的作品似不如斯特林堡及瑟德尔贝里的更称得上是鲜活的经典。她归因为后两者主要是写恶，前者是写善，而在审美中，对恶的描写被认为处于更高层次。 虽说拉格洛夫和两位经典男性作家的作品都常见于书店，但她的文本确实不如后两者的更能成为当下话题。斯特林堡的《父亲》、瑟德尔贝里的《格拉斯医生》都还经常上演，但其鲜活的原因更可能是因为牵涉到“婚姻中男女力量的较量”、“肉体的不满和灵魂的悲哀”、“他人即地狱”等在当今也悬而未决的焦点问题。比起单单写恶，写出人在善恶间摇摆的作品会更耐人寻味。 拉格洛夫的这部萨迦写到不少恶行，更劝恶扬善，表现出明确的善恶观，这也是她作品中的常态。她相信，快乐和美好要历经艰难，人必须也能够肩负社会发展的责任，她怀抱谦卑的人类之爱，对人性之光明满怀信任。然而，不同时代对恶的定义不同，能传达善恶矛盾性的作品在善恶边缘日益模糊的当今或许有更高的被接受度。从这点看，拉格洛夫的萨迦在道德层面表现较单一。另一方面， 对美好的信念虽与当下时风渐行渐远，却与她热爱的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紧紧相连。当今读者或也会发出惊叹：这些人怎会如此，竟不计后果，不为自己考虑吗？而我们不会，我们都有“自我”冷眼旁观，理性会粉碎激情和理想。 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情怀是否过时，人各有看法，但吹开浮尘，就能立刻看到文本的璀璨。拉格洛夫有关人性、和平、正义的信息至少对一部分人来说永不过时。她有对人性的洞察，而她对人性光明面的信念与其说有道德说教的乏味，不如说荡气回肠、情深意切。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