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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前有一则萨迦，经过许多人的卓越创造，只差一个流畅的书写便好传遍大地。那是一群故事，一群未成形的历险之云，像一群迷途的蜂，不知在哪里能找到把它们收进蜂巢的人，最后，它来到了一座叫莫尔巴卡的庄园。一个孩子长在那里，听到了故事，渐渐充满书写的渴望。在《关于一则萨迦的萨迦》中，瑞典作家塞尔玛· 拉格洛夫（1858-1940）这样谈到她的处女作、长篇小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的创作缘起。 塞尔玛· 拉格洛夫190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第一位获此殊荣的女作家。她出生在瑞典中西部的韦姆兰省莫尔巴卡庄园，这地方在她的处女作中成了利里亚克罗纳的秀美家园。 拉格洛夫是五个孩子中的老四。父亲埃瑞克·拉格洛夫中尉于1852年继承庄园, 母亲露伊斯来自富商家庭，日子原本宽裕。19世纪60年代初，作为当地经济基础的农业和铁业受到严重冲击，拉格洛夫家的日子也艰难起来。 从小，拉格洛夫就爱听祖母讲故事，包括英、法文在内的早期教育来自家庭教师。她3岁时因罹患腿疾而跛脚，这对身心是不小的苦痛，惟一的好处是让她有机会离开闭塞乡间，外出治疗，看到更大的世界。她甚至认为，残疾使自己不至走上姊妹们走的不幸婚姻路。她从未把婚姻看得多重。1881年，她更是违抗父亲的意愿，到斯德哥尔摩接受师范课程的教育。不久，在南方的一座小城当上教师。 拉格洛夫所谓的故事经多人加工、几近完成，完整的民间传说或一星半点的闲谈在她的脑子里留下了印迹。有一种精神盘桓在韦姆兰大地，期待被表达。它来自先辈，是过去；连接着“我们”，是现在，甚至可以关联到后世的孩子们，是将来。然而，认识那熟悉的故土之魅力有时需要距离，而城市的拥挤人群未必不能给人认识遥远故乡那壮丽山河的契机。 1881年的一个秋日，拉格洛夫走在斯德哥尔摩的街上。她刚听完一场文学史讲座，其中谈到贝尔曼和鲁内贝里。她琢磨着两位作家及其诗歌中的人物，一个声音出现了：“我自己生活过的韦姆兰并不亚于他俩所描写的对象啊——只要我能学会处理。”这时，她脚下的地面开始摇晃，那条路似乎朝着天空扬起又落下，她不得不停下脚步站了好一会儿，路才归于稳定。道路扬起又落下的体验或为真实或为文学渲染，却十分接近她后来处女作的楔子里，牧师尤斯塔·贝林站在布道台上获得的、教堂穹顶上升而地面下沉的体验——可以说都是灵感降临的体验吧。 文学讲座里提到的贝尔曼是瑞典民族诗人，鲁内贝里则是芬兰民族诗人和瑞典语诗人，史诗《斯托少尉的传奇》的作者。该史诗受19世纪初民族浪漫主义影响，以1808至1809年里瑞典与俄罗斯之间发生的芬兰战争为背景，描述了一群军人为祖国奋战的英勇故事。经过那场战争，瑞典失去了东部大片领土，史诗的基调里有难以掩饰的战败苦涩。这也是拉格洛夫父亲十分钟爱的一部作品。 从街头突遇灵感，到小说真正写出，还要耽搁好些年。因为拉格洛夫不久便当上教师，工作忙碌；但或许更因为在她的内心，作品体裁还未定型。她先尝试史诗体；转而借鉴戏剧形式，圣诞夜一章曾是剧本的第一幕；最后，她用平和而现实的散文风来写小说。1885年，拉格洛夫的父亲去世。5年后，庄园难以为继，不得不出售。拉格洛夫回家看老宅最后一眼、深受触动——不能再等了！她心中忐忑，认为自己不可能写出什么杰作，而只一部多半会让人笑话的书，但还是要写，“以便拯救她还能从家中拯救出的：那些亲爱的古老故事，那些无忧的日子和欢乐的平和，以及那美丽的风光——它有着修长的湖泊和变幻出不同蓝色的山峦。” 拉格洛夫大约需要从诗歌模式中解放，以便找到能承载故事和想象，适应她的文学时空的形式。她也需要一个更大刺激，父亲的离世和家园的丧失重重地推了她一把。她以前所未有的快速度，写成一章又一章。不用韵文，而是用散文来书写，却仍可看到鲁内贝里的史诗的启发。民族浪漫主义及丧失故土的悲戚感，正契合丢失了故园并缅怀逝去之往昔的作家之心。史诗的气象在，韵文的余音也在。小说糅合了诗歌、散文诗、散文、戏剧和小说等笔法，不是预设和刻意的，是天时、地利与人和。因为水到渠成，所以自然流畅、自成一体，也无从复制，甚至连作家本人也不能。 1890年春，恰逢妇女周报《伊顿》举办小说有奖征文，拉格洛夫在写好的内容中并不自信地挑出几章应征，意外获奖。继而得到友人资助，暂停教师工作，专心把故事写完。1891年，拉格洛夫借长篇小说《尤斯塔·贝林的萨迦》登上文坛。 萨迦——上帝的风暴 这部小说描绘了19世纪20年代，韦姆兰芦汶长湖（现实中叫"Fryken"）两岸的人物和事件。楔子两章，正文三十六章，都是相对独立的小故事，也和其他章节有某种联系。 出场人物繁多，推动情节发展的关键人物有三位：被革职的英俊牧师尤斯塔· 贝林，有权势的少校夫人以及据说和魔鬼做交易的厂主辛特拉姆。拉格洛夫曾指出，故事历时一年，春天是冰雪消融的季节，夏天充满小田园诗，秋天是大革命，圣诞是一切的重建。确实，故事编织了从前一年圣诞夜到第二年圣诞夜，上帝风暴席卷芦汶长湖的一年。 年轻的牧师尤斯塔·贝林不堪生活和工作的沉重而酗酒并被革职。躺在雪地里自杀的他，被有权势的埃克比的少校夫人救下，成了夫人供养的侠士中的一员。圣诞夜，12名侠士从魔鬼口中得知，少校夫人每年向魔鬼提供一名侠士的灵魂，魔鬼则保证她对埃克比庄园和七座铁厂的控制权。魔鬼由邪恶的厂主辛特拉姆装扮，可辛特拉姆认为自己和魔鬼没多少本质的差别。侠士们一面对“魔鬼”的话将信将疑，一面对恩人少校夫人有了强烈愤怒，终于和“魔鬼”签约：侠士将管理埃克比和铁厂一年，行为得像个侠士，不然，他们的灵魂在一年后会被魔鬼一并取走。次日少校夫人摆开圣诞宴，侠士克里斯蒂安上尉将松鸡误认作乌鸦，激愤地把“乌鸦”扔上墙，当众说起夫人与人私通的旧事。少校夫人被少校逐出家门，成了乞丐。少校搬回原来的庄园，把埃克比和七个铁厂扔给侠士代理。魔鬼协议似乎真生效了。 少校夫人临走时断言，一场上帝的风暴就要席卷所有人和整个大地。在接下来的一年，这片大地上贫穷、疾病、死亡、洪水、干旱和火灾肆虐，父女反目、夫妻离散、情侣分别，就连侠士的享乐也蒙上末日悲哀。男女间爱的点燃与熄灭，骑士对荣誉的捍卫，朝圣者的义举等波澜迭起。光明与黑暗较量，效力于黑暗的是邪恶的辛特拉姆，致力于光明的是为上帝千年王国的早日到来而努力的人们。最终，辛特拉姆在狱中死去。少校被豢养的熊咬伤而死。上帝的风暴平息，大地在众人的协同劳作下日趋和美。侠士派人接少校夫人回到埃克比，因肺炎而奄奄一息的她和侠士达成谅解。临终，少校夫人打算把埃克比赠给侠士，遭到尤斯塔·贝林拒绝，他不希望侠士因财富而懒散并自弃。侠士们都将离开埃克比，而尤斯塔·贝林打算成为乡间琴师和自给自足的农人。 小说中描述的湖泊山川和一些人物都有原型，但拉格洛夫描述的不仅是写实主义的自然和文化景观，更是根植于自然、记忆、传说和想象的文学景观。她的抱负在于提炼一种精神，如小说中所言：“……我梦中的湖，在它的岸边，我看见过诸神漫步，而从湖心深处，我的魔法城堡升起。” 庄园的传说，即便今日在瑞典乡间也在继续，地广人稀而老年化严重的乡村里，在这样的谈论中透露着不灭的意志。谈论或为留住，就像拉格洛夫对那些传说的再创作是为留住，留住往昔的时代、人们、梦想和精神。她以精神和梦想为贵，那些人物和庄园的灵魂借助文字可以走得更远。拉格洛夫在小说结尾欣慰地表示：“也许这会让你们满意，让你们的名字和那热爱的邸宅一起再次回响？愿所有属于你们的生命的辉煌重新落在你们生活过的这片地方！博宜还矗立着，比雍纳还矗立着，埃克比还在芦汶湖畔，被激流和湖泊、被园子和微笑的森林草地美好地环绕。站在宽大的阳台上，传奇就会围绕人们飞舞，像夏天的蜂。” 浪漫还是现实，往昔还是现代？ 这部作品问世后未引起轰动，毁誉参半。有人叹作者为天才，是在漫长而无趣的文学寒冬后突然冒出的春意，突然响起的新诗人的啼唱，作品想象绝妙，充满动感和变化——这个作家有能力描绘世上的一切。有人则认为内容空洞，难以理解。大作家雅尔玛尔·瑟德尔贝里在不否认作者才华的同时，也认为故事不可信。在致友人的信中，拉格洛夫写道：“现在，既然我已在那里，惊诧了世界，被书写于瑞典所有报纸纸端，忽而被看作天才，忽而被视为疯子，我觉得我可以自由呼吸了……他们现在总算知道我是谁……”越来越多的人注意到这部作品，丹麦批评家乔治· 布兰迪斯一眼看出作家的才华，也建议她走出韦姆兰，到更大的世界里去。 本来， 拉格洛夫用正文第四章小标题“尤斯塔·贝林，那个诗人”作书名。出版社担心销路，启用“萨迦”一词，副题为“一个来自古老的韦姆兰的故事”。以为如此，对“萨迦”这一冰岛文学形式了然于心的瑞典人，从第一眼就能期待一些离奇故事；而读者将是故事发生地韦姆兰省的人们。 给小说贴上“萨迦”的标签并无不妥。从插着自制的翅膀在天上飞，到举起装银弹的枪瞄准天上的大熊座，进而准确射中一头大熊，作品中确实穿插了很多离奇事。瑞典的权威文学评论家奥斯卡·莱文汀诧异于书中的奇异想象，不无偏见地惊呼：拉格洛夫小姐，一位“小小的女教师”，从未离开瑞典，独自生活在一个被遗忘和掩藏的神秘里。她吸收了故乡盛行的神秘，这一切得以让诗篇丰富而自然地流出。 正如莱文汀所言，韦姆兰是浪漫的土地，孕育了拉格洛夫笔下的浪漫人物，也孕育了曾活跃在故事发生的浪漫年代的，瑞典文学史上的诗歌大家和瑞典学院院士埃塞雅斯· 泰格纳以及埃瑞克· 古斯塔夫· 盖雅。和拉格洛夫同时的天才诗人古斯塔夫·福楼丁则与拉格洛夫有一面之缘，被她看作“一个水精灵碰巧跑到了人的生命里” 。福楼丁说过：“拉格洛夫的韦姆兰是美妙地夸张、凝练了的韦姆兰。”的确，在作品中，有湖泊、河流、高山、深谷、 沉郁的森林和富裕的庄园，它不是对童年记忆的机械复述，而是背负了自然和文化的集体记忆的、个性和天才的创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