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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说叙事的奇妙之一是，百年前的未竟事业，仍然可能是它的关注热点；50年前的文化遗留问题也可能依然是它故事的中心；即便两三年前、刚刚发生的观念冲突问题，不能构成完整的故事，但也绝不意味着小说叙事是自我封闭的，恰恰相反，小说叙事更愿意看到观念冲突的历史症结。 那么，使小说叙事服从于当前政治经济逻辑，进而撰写指定目标，终于成为流行文化价值观本身的这个流行价值预期究竟是什么呢？我的鄙见，大概有突出的两种。 第一种是文化传统主义价值倾向。这种倾向在一线作家和批评家中占有大多数。他们认为，今天的中国现实，今天的中国文化，乃至今天的中国文学，的确正在遭遇“现代性”危机。因此，他们把观察现实、时代及民族问题的视角，不约而同地内置在中国传统文化所缔造的民间秩序中。这时你就明白，他们笔下的人物为什么到最后总是那么游刃有余、干脆利索，总是那么不约而同地删繁就简、返璞归真了。以终极反过来决断初始，作为小说或一种人生观念，无可厚非。但当我们只有初始，而终极却一直摇摇晃晃很不确定之时，这种“后见之明”有没有理据呢？ 第二种是隐秘知识或隐秘主义倾向。这种倾向的创作和评论，好用“隐秘”“私密”“边缘”“偏远”“私人”“少数”等知识和经验。按照美国学者克利福德·格尔茨《地方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一书的论证，或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权力话语理论”的视野，这种倾向的叙事和批评，其实正是现代性思想得以贯彻到民间社会结构，并以怀疑姿态重构人本身的努力，乃至于通过人的普遍自觉，建立现代社会机制，从外在力量来保障和监督人性的劣根，它的叙事能量和批评能量，理应得到足够重视。然而不巧的是，这一类叙事和评论，并没有充分吸纳20世纪80年代中期普遍崛起的中国先锋文学思想资源，而是直接采取与现实和解的姿态，于是解构主义被消解了。只剩下了个体私密化地方知识、经验和乡愁，因无法内在于现代社会，个案也就很难构成普遍意义。消费和观看之余，它的思想能量也就微乎其微了。 之所以说，以上这一路小说叙事，是通过不同角度研讨同一个问题，是因为这批小说并不满足于眼前的现实问题，也不是急着给流行文化价值观中的个体找出路，而是企图通过叙事学的凝聚，反复验证当下问题的历史根源。至少，他们本质上不是深入地解释当今人们普遍的焦虑和无助，而是基本信奉文学特别是叙事文学就是营造一个人性的、人生的乌托邦归宿。甚至觉得把个体推向传统与现代、边缘与中心、上与下的尴尬地带，便证明我们的现代文化之所以有问题，问题只在个体的人为选择，而不是其他。 （摘自《当代社会分层与流行文学价值批判》，牛学智著，作家出版社2017年11月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