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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茹志鹃与王安忆的笔下，文工团是集体与个人的相濡以沫 当个体的情感和命运被放到集体的对立面时，人们还会想起其他关于文工团的故事吗？比如王安忆和她的母亲茹志鹃，她们所分别亲历的徐州地区文工团、华中和华东军区文工团又有怎样的故事呢？ 在未完成的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里，茹志鹃写出了童年时或寄人篱下、或悲惨流浪的饥寒、折辱、愤恨和抗争。带着这样的身世和经历，18岁的茹志鹃甫一加入华中军区文工团，就把它视作一个“真诚、友爱、温暖如春的家”。虽然茹志鹃没有直接写过文工团，但是，在她关于战争岁月的数篇短篇小说里，我们可以读到文工团所属的集体和个人之间的故事。在这些故事里，集体、同志、友爱这些词语都是在敌我生死搏斗里生长出来的，只有敌人才会“亏欠”、才需要“还债”，而在集体内部、在同志之间，充盈的则是完全不同的情感。1961年的短篇小说《同志之间》就是以一个文工团团员的视角，叙述了炊事员老朱在急行军路上掉队以后的动人故事。个人性情的差异、观念的偏差、甚至曾经的误会和吵架，凡此种种，在生死关头都没有人计较，都立刻让位于同志之间高尚纯粹的友爱和爱护关切的深情。对茹志鹃来说，那些壕沟里的战斗、行军途上的泥泞、夜空里呼啸的子弹、长河边老乡撑船的臂膀，早已是同她和文工团血肉相连的一部分。 和平年代，文工团作为我国社会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遍布军队和地方。地区文工团不仅要为艺术金字塔输送人才，为地方居民生产文化内容，更重要的是，它还为许多人解决了生计问题。同样是描写1970年代末期、历史浪潮大转折里的文工团，每一座破砖房、每一个因为机缘巧合来到文工团的个体身上，都有王安忆寄予的深深同情。如果文工团的肌体能有一个横截面，犹如历史性形成的地质层，那么它的内部结构就是多孔的、多通道的，成分芜杂、新旧参差，所蕴含的情感也是多面的。小说《文工团》就是对这一历史构造的观察、描摹和理解。在王安忆笔下，文工团的院落“有老有小，有鸡有鸭”，是一个充满“人间烟火味”的空间。新中国成立前唱柳子戏、带着旧习气的老艺人，艺校毕业、“鹤立鸡群”的大学生，部队转业来的干部，从郊县和农村招来的小学员，以及作者本人这样的下乡知青，这些形形色色的人们生活和工作在拥挤的院落里，他们对“集体”的理解不是来自书本和教条，而是更多地源于生活。虽然为了日常生计，人们免不了拌嘴、吵闹、动粗，有时候变得琐碎、庸俗、小心眼，但这个集体的一些原则仍然非常硬气。比如，老艺人们继承的传统艺德有着重要地位，任何一个个体对演出的承诺都事关集体荣誉。而作为集体，文工团也信守自己的承诺，如果招来的小学员最终不适合上台表演，那么文工团也“从来不抛弃不幸的孩子”，他们要么留下来做幕后工作，要么习得一技之长、再作安排。 在小说结尾，王安忆满怀深情地写道：“我们团的命不好，就好像泡在苦水里。耳闻目睹的，大都是做人的不易和酸楚。也因此，在我们团的人性里，有着一种深刻的同情，被肤浅的表面掩盖起来。”这肤浅的表面是“幼稚拙劣的歌舞”、“苍白的舞台灯光”、“浑浊的天幕景”、“摇摇欲坠的灯架间”、“灰扑扑的软景堆”，可是如果能穿透这些芜杂的表象，就能看到“我们团的精华”———懂得世事艰难、生计不易，对人对事都有“一种深刻的同情”。正是基于此，每个不同面相、不同性情、不同未来的个体都把这个具有包容力的“集体”视作自己的家，在歌舞声偃止的时刻，在演出的激情褪去后，这个“家”不会疏离和抛弃自己的团员。这，当是“集体”的题中之义。 在严歌苓和冯小刚借《芳华》而抒发的怀旧里，占据了更多篇幅的是个人面对青春凋零以后的无奈和感伤，甚至在回忆里清算“谁亏欠谁”的旧账，把矛头指向集体和历史，对个人却可以无底线地原谅。而在茹志鹃和王安忆的书写里，文工团是温暖的、有包容力的，集体和个人在革命时期唇齿相依，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相濡以沫。正如王安忆所引用的那首明代俗曲《挂枝儿》“泥人”：“将他来揉和了重新做，重捻一个你，重塑一个我，我身上有你也，你身上有了我。”在共同的岁月里，在现代中国的历史道路上，集体与个人在彼此身上留下的是不能忘却的纪念、不应背叛的馈赠。 (作者为美国新墨西哥大学中国文学助理教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