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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锐作家群体以扎实的进取走向成熟 这里所说的新锐作家，是指包括“70后”、“80后”和“90后”在内的三个代际的青年作家群体。这三个新代际的相继崛起，给当代文学注入了新鲜的血液，提供了充足的后备军。三个代际相比较，“70后”作家选择严肃文学创作的较多，而“80后”、“90后”因成长于新世纪以来的新媒体时代，在创作上呈现出有的靠近严肃文学，有的选择类型文学的分化状态。因此，新锐作家群体尤其是“80后”、“90后”两个代际，在文学倾向上的自我调整，在创作追求上的健康成长，就显得十分重要。 新锐作家的进步与成长，有赖于两个方面的协同努力。一个方面是青年作家在生活与创作历练中的主动调整与自我进步；另一个方面是文学组织和文学前辈在文学活动中的积极引导和着力培养，使青年作家坚定了文学理想，给青年作家提供了更多契机。这两个方面的共同努力，是新锐作家在浮躁的社会文化环境中葆有定向与定力的可靠保证。 “70后”与“80后”两代作家，正以快速进步和健康成长给整体的创作增添新的生力与实力，使我们的文学有了可持续发展的活力与动力。 创作的情形与作品的成色，是衡量作家成长与进步的最好佐证。而“70后”作家，正是在2017的小说创作中，以不约而同的突破与各有千秋的优长，表现出群体性的长足进步。如石一枫、梁鸿、任晓雯、乔叶、海飞、李宏伟、马笑泉等人的长篇新作。这些作家之前的作品，都带有这个群体共有的个人化叙事的特征与痕迹，但这些年都在悄然发生着某种变化，这就是越来越走出个人化叙事，或者寻求在个人化叙事里囊括更多的生活内容，折射更多的社会投影，作品具有了一定的历史感与明显的整体性，而且在以典型人物串结故事和揭示题旨上，或自出机杼，或别开生面，有了新的艺术气度。如梁鸿的《梁光正的光》把镜头聚焦于梁光正这位普通的农民父亲。作品由他尽其所能地爱着瘫痪的妻子和四个年幼的孩子，又不屈不挠地报滴水之恩、怀念故人之情，折射出了一个农民屡战屡败又永不言弃的奋斗史和爱情史。这个作品不同于人们司空见惯的乡土小说，它以特异人物形象的着意塑造表现出作者在小说写作上的高起点与大目标。任晓雯的《好人宋没用》既写了这个名叫“没用”的女性为父母养老送终，接济游手好闲的哥哥，拉扯大了五个儿女的繁忙而辛劳的一生，又透过她的种种经历折射了社会生活由战乱与饥饿到解放与运动构成的剧烈演变。一个普通女人的历史，映衬出了一个城市的历史，乃至一个时代的历史。石一枫的《心灵外史》通过大姨妈这个常见又典型的人物，实现了对于社会精神现状与流行症候的观察与触摸。从不停歇精神追求的“大姨妈”，接连陷入了气功、传销等邪性社会团伙和文化思潮，使自己最终走向精神迷惘的困境。作者笔下的大姨妈的故事，轻松中不无沉重，戏谑中内含反讽，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揭示了当下社会精神状态的某种现实，深含了作者对于当下社会的精神现象与某些偏向的敏锐洞察与深刻批判。 重视人物的塑造，并由人物切入社会生活深处，囊括更多的历史内容，是一个令人可喜的现象，这使得“70后”作家越来越走出个人化叙事，或者寻求在个人化叙事里囊括更多的人生内涵，折射更多的社会投影，作品越来越具有了“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这种年轻作家的成长，是文学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动因，在很大程度上也预示着今后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