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贝兰特读《红字》 本着卡勒所说的大量所谓的“过度阐释”，究其目的正是力图将作品文本与叙事、修辞、意识形态等机制联系起来，以及意义是在语境之中，然语境本身是无限的，永远存在着引进新的语境的可能性，我们可以来读美国芝加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主任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在她公认是近年情感理论(affect theory)作品分析扛鼎之作的《国家幻想的解剖》一书中，对霍桑著名小说《红字》的解读。 《红字》开篇写两个世纪之前，清教小城波士顿某夏日早上的一个场景：年轻牧师丁梅斯代尔教区里，高挑美貌的海斯特·白兰怀抱婴儿，胸挂代表通奸(adulteress)的红色A字，在古老的绞刑台上罚站3小时示众。海斯特举目望去，人群中看到了她多年渺无音讯的残疾丈夫。海斯特回监狱后，在狱卒带来的罗杰·齐林沃斯医生面前，一如既往拒绝说出谁是女儿的父亲。拘留期满后，海斯特带着女儿珠儿栖居城郊一处荒弃茅屋，靠一手好针线活度日。我们知道丁梅斯代尔牧师就是孩子的父亲。久受罪责折磨却无以吐露，加上一旁齐林沃斯步步紧逼，牧师的健康每况愈下，待狼狗般追踪牧师的齐林沃斯终于确认丁梅斯代尔就是珠儿父亲后，海斯特与丁梅斯代尔树林相会，提议两人私奔欧洲，丁梅斯代尔也一时心动。到选举日，牧师汹涌澎湃布道完毕，随游行队伍来到绞刑台上，当众忏悔罪业，随即咽气，倒在海斯特怀里。多日后，在场人众传闻他们亲眼看到牧师胸口有个清晰的红字烙印。同年，失却复仇对象的齐林沃斯，弥留之际留下遗嘱，留给珠儿大笔遗产。海斯特则回到茅屋，胸前又挂上红字。海斯特死后葬在丁梅斯代尔近旁。两座坟墓合用一块墓碑，上有铭文：“郁黑的土地上，红字A”。 以上轶事假如薄伽丘来写，那是牧师巧言令色诱骗良家妇女的故事；假如福楼拜写，那又是一个清教主义名义下的包法利夫人；假如司汤达来写，恐怕是红颜祸水害了两条男人性命；换了托尔斯泰，估计会是安娜忏悔重生的故事。但是霍桑把这则当地流传的“古老”逸闻写得如此悲怆肃穆、回肠荡气。《红字》之所以成为近年“情感理论”情有独钟的经典对象文本，可见自有它的缘由。除了贝兰特以“国家幻想”的批评展开叙述，即就情感本身的鞭辟入里解析，小说中也多有神来之笔。如“尾声”部分霍桑写到丁梅斯代尔死去后，齐林沃斯惘然若失。霍桑说，一旦复仇取得全面胜利，这个没有人性的人本身突然变成了可怜虫。由此引出一个新的问题：爱与恨从根本上说是不是同一种东西？霍桑的解答是： 这两种情感发展到极点，每一种都变得亲密无间、心心相通；每一种都会让一个个体依赖另一个个体来获求情感和精神生活的食粮；每一种都会让那个激情澎湃的情人，或者那个同样充满激情的仇人，一旦情感对象消失之后，倍感失落、孤单凄凉。因而从哲学角度来看，这两种激情本质上似乎是同为一物，只是其一碰巧是在圣洁的光辉里为人所见，其二偏偏是在昏暗阴森的光线里被人目睹。在精神世界里，老医生和牧师——两人都成了对方的牺牲品，也许不知不觉之间，会发现他们的世俗和憎恶心结，已经转化成了金色的爱。⑤ 霍桑以“爱”作为一切情感的本原，似乎是过于乐观了一些。是以齐林沃斯没有被写成大奸巨恶，即便他被赐予又老又丑的相貌。他最后留给珠儿巨额遗产，使这小姑娘一夜成为新大陆最富有的继承人，可见他心底里终而是存有温情。但丁的《神曲》中，叙事人也是在遍历地狱、净界、天堂三界后，最终体悟到世界本是由“爱”编织而成，这可见伟大作家其实热衷用“爱”来归纳作品的终极意义，即便多少显得言不由衷。 贝兰特《国家幻想的解剖》解读《红字》，却是劈头援引了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一段话以为题记：“一个民族和一个妇女一样，即使有片刻疏忽而让随便一个冒险者能加以奸污，也是不可宽恕的。这样的言谈并没有揭开这个谜，而只是把它换了一个说法罢了。”⑥她的解释是，当马克思将民族和国家同妇女的意象结合起来，由此揭示国家羸弱谜底时，并非意在通过妇女的脆弱性来表达民族国家的无意识问题，亦并非意在通过妇女比喻来“解决”国家问题，而是换个形式再次提出问题。是以贝兰特开宗明义，声明她是意在通过分析国家认同得以形成的特殊条件，来重申和拓展马克思所关心的语言与主体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故此，她提出“国家符号”这个概念，指的便是国家空间制造的话语实践，以及将特定地理/政治疆域内的个体同集体历史绑定在一起的“法律”。在贝兰特看来，这个国家符号的传统徽记、它的英雄、它的仪式以及它的叙事，是提供了国家主体或者说集体意识的入门台阶，它们最终将顺理成章地改写自然法，以使国家符号不仅给公民主体性和政治权力打上深刻印记，而且波及他们的情感生活。 这样来看，海斯特在众目睽睽之下，胸挂红字出现在绞刑台上，贝兰特的感受是，在这个巨大的清教主义惩罚机器里，国家真是不遗余力，连懵懵懂懂一无所知的学童，都给放了半天假，来观看海斯特的3个钟头惩罚示众。这正显示了其公共权力领域的自身特点。贝兰特认为霍桑写海斯特的出场也用意深远。假如说第一章《监狱门口》，叙事人是出于历史学家和道德家视角，根据天地良心的自然法逻辑来做出判断，那么第二章《市场》则回到惩罚场景：波士顿的居民目不转睛，全都紧盯着那扇满是大头铁钉的橡木门。这里的公众凝视行为，贝兰特言，是展示了一种集体主体性，即是说，从众人观看海斯特示众到最后丁梅斯代尔众目睽睽之下死在海斯特怀里，足以说明《红字》中的主体性不是一种个人功能，而是属于历史、属于社会。 至于海斯特本人，贝兰特感觉她是在清醒和迷糊之间左支右绌，其主体性极不可靠。不光是红字A的意义游移不定，海斯特的精神和道德信念也风雨飘摇而疑云密布。而这一切诚如小说交代，最终是让她“几近疯狂”——在叙事人看来，她精神失常了。对此贝兰特说： 简言之，海斯特在挣扎。但是殊有必要记住，她挣扎在两个领域的双重法律之下：清教主义的法律和叙事人的法律。首先，她为清教法律的清洗活动给出了自己的身体，以支持“良心”的开发，对于“大众”的心灵和身体而言，它就是法律义务的觉悟。在市场示众蒙羞三年之后，她“官方的”身体便成为许多互不关联的事物，诸如罪过、法律、良心、集体认同、社会等级的鲜活化身。如此定位下来，海斯特实质上便与她的同胞、她的姐妹公民们别无二致。⑦ 这是说，海斯特的形象是代表了广大妇女的主体性及身体纠结。不光是海斯特，广大妇女们同样是苦苦徘徊在公共领域的主导话语和国家之外的地方知识之间。在贝兰特看来，这最终也反映了霍桑的态度：霍桑的公民观念和性别观念，就这样在官方和大众、国家和地方、集体和个人以及乌托邦和历史的交集中，呼之欲出。 从安贝托·艾柯挟《玫瑰之名》余威，以反对过度阐释之名行鼓励过度阐释之实，到丹·布朗《达·芬奇密码》演绎小说家阐释历史诡谲离奇之远超过批评家阐释小说，再到乔纳森·卡勒重申意义出自语境，然语境无际无涯，我们可以见证作品文本的意义之源如何神出鬼没，游移在读者、作者和语境之间。而语境的代代更新，令经典作品的意义得以与时俱进，常新不败，贝兰特读霍桑《红字》，即为鲜明一例。卡勒在其《论解构》2007年再版之际，新撰了一篇该书25周年纪念版序言。序言中谈到了解构主义的宗教和神学影响以及“否定神学”的缘来。卡勒说： 解构作为形而上学的批判，特别是作为在场的形而上学以及西方文化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批判，似乎注定是反神学事业的，是为依然在支撑我们思维的神学母题和结构的一种批判。但是，这一揭示西方世俗文化，特别是哲学之隐秘神学结构的心志，也导致了此种观念的兴起，那就是解构乃是否定神学的一个版式。⑧ 卡勒指出，一些学者如约翰·卡普托，在德里达思想中高扬弥赛亚概念，试求发掘一种德里达式的神学概念，将延宕的母题同等待弥赛亚降临联系起来，进而论证一种“没有宗教的宗教”和“没有弥赛亚的弥赛亚式”。在这里，解构展示的不是宗教的不可能性，反之是一种具有否定性的宗教，一种没有真实宗教种种缺陷的宗教。这样一种解构主义神学辨，听起来就像是另外一种乌托邦故事，不知道是在恭维呢，还是在讥嘲正统神学。 大凡伟大的作品，必有神秘内涵。一如纳博科夫《好读者与好作者》中所言，作家是说书人、教育家、魔法师，而三者中尤以魔法师为要。是以好读者必得具备艺术家的热情和科学家的韧劲，非此不足以欣赏伟大作品。而按照从伪狄奥尼修、库萨的尼古拉、埃克哈特大师，到海德格尔和德里达的“否定神学”的理路，我们梳理意义的脉络，说它是什么，常常反不如说它不是什么来得更要清楚。是以尼采以降的口头禅“上帝死了”，在德里达看来毋宁说即是上帝不复能够在语言中充分展示自身。但是，上帝什么时候又何曾在语言中如鱼得水，充分展示过自身？要之，人类期望用语言来言说上帝，抑或逻各斯，抑或哪一种终极意义，他所面临的困顿，势将一如既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