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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意义与语境 《诠释与过度诠释》中美国批评家乔纳森·卡勒的《为“过度阐释”一辩》或许是一篇更值得重视的文献。卡勒坚持了一以贯之的批评立场：文学作品的阐释不应被视为文学研究的最高目的，更不能视其为唯一的目的；如果批评家执意如此，那也不妨尽量多思考其他问题，将思维触角尽可能往远方延伸。是以大量被误以为是“过度阐释”或者说轻一点，过度理解的东西，究其目的正是力图将作品文本与叙事、修辞、意识形态等机制联系起来，而且艾柯本人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所以我们是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去发现意义得以生成的系统和机制。这个系统和机制，毋宁说也就是一种语境。诚如卡勒所言： 解构主义虽然认为意义是在语境中——文本之中或文本之间的一种关系功能生成的，但却认为语境本身是无限的：永远存在着引进新的语境的可能性，因为我们唯一不能做的事就是设立界限。② 这还是在重申他1982年的《论解构》中文本的意义阐释取决于语境，然语境无际无涯的解构主义观点。故任何把语境代码化的企图，总是能被植入它意欲描绘的语境之内，产生一个遁出原初模式的新语境来。一如他再次举譬维特根斯坦的例子：维特根斯坦暗示人们不能说“布布布”来意指“如果天不下雨我要出去散个步”，反倒似非而是地使这样做成了可能。卡勒《论解构》中谈意义取决于语境，其语境是读德里达《签名事件语境》一文中对英国分析哲学家约翰·奥斯丁的质疑。《签名事件语境》讨论的也是意义的生产和传达问题。德里达开篇就说： 是不是确凿无疑相对于“交流”(communication)这个语词，存在一个独特的、单一的概念，一个可以被严格把握和传达的概念，一个可以进行交流的概念？根据某种奇怪的话语形态，我们首先必须问一问“交流”这个语词或者说能指，交流或者说传达了某个确定的意义、某个可予辨明的意义、某种可予描述的价值。③ 对于这个问题德里达本人的回答是，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我实际上已经是在期待“交流”这个语词的意义了：我预先认定了交流就是意义的载体和传达工具，而且是单一的一种意义。而假如“交流”有数种意义，并且这些头绪纷繁的多重意义无以归并简化的话，那么交流从一开始便也无从谈起，而且同它相关的意义、传达这些语词，一并将堕入五里雾中。要之，交流作为一个语词，作为一个不至于叫人不知所云的清晰语词，它就是打开了语义新天地。它不复拘泥于传统语义学、符号学，甚至语言学，而是伸展到形形色色的非语义运动。它最终将在语境中得到说明。 但是德里达实际上并不支持语境无限延伸的貌似解构主义的立场。固然，不言而喻，“交流”这个词的多种背景可以最终还原到“语境”这个限制里来，但语境也是一种“事件”结构，它还带有一系列先决条件需要具体分析。故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语境的先决条件是不是终究可以清晰测定？要之，是不是存在一个严谨的、科学的“语境”概念？以及语境这个概念难道不是含混难辨，涉及一系列确凿无疑的哲学假设吗？对此德里达的解答是： 现在，用最简明的方式来说，我愿意阐明为什么语境从来就没有能够绝对确定过，或者毋宁说，它的确定方式从来就没有明确或饱和过。这一结构上的非饱和性，将会导致两个结果： 1.标志着(语言学或非语言学意义上的)语境这个日常概念理论上远谈不上充分，诸如它被用于许多研究领域，以及由此系统联想到的所有其他概念，一样是模糊不清。 2.势必涉及一种概括，以及文字这个概念的一种位移。后者因此不复能被归结为交流的范畴，至少被狭义理解为意义传输的交流。④ 很显然，在德里达看来，即便以语境来界说意义，也最终将牵涉到云谲波诡的文字领域，就像言语/文字这个二元对立的解构撼动了西方形而上学的根基，语言表情达意的困顿，说到底也还是一个哲学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