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唐诗中的说唱变文与丝绸之路 伏俊琏认为，“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转唱变文)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转变’作为娱乐的形式之一。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28)。据幸晓峰的考证，“五代时期，说唱变文在巴蜀地区盛行。现藏于法国巴黎图书馆《维摩诘经讲经文》第二十卷，卷末题记记载了后蜀广政十年八月九日，普贤院主比丘靖通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二十卷后的题记，以及记载48岁时在州中明寺开讲时，极是温热的情景”(29)。 蜀中流传的这种集论辩、争奇为一体的说唱变文，写入唐代诗人的篇章，并经由唐诗更好地在丝绸之路沿线传播开去。同时，唐诗也从说唱变文中吸取了营养并进行再创作，书写了丝绸之路的故事。唐末诗人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记载了说唱女艺人的表演：“妖姬未著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顰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有学者认为，诗中所写“这位来自锦江边的女子，讲的正是王昭君变文。李贺《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商破碧云。’演唱者是‘郑姬’不是‘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遗书中。说明敦煌变文的代表《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敦煌艺人的改写”(30)。成都万佛寺出土的梁大同年间观音造像，龛座有四幅石刻造像。其中就有类似讲唱乐伎的浮雕(见万佛寺萧梁普通4年造像石WSZ41、万佛寺萧梁大同3年观音菩萨造像石WSZ45(31))。石刻造像与唐诗记载蜀女讲唱的《看蜀女转昭君变》场景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贯休诗《蜀王入大慈寺听讲》言：“玉节金珂响似雷，水晶宫殿步裴回。只缘支遁谈经妙，所以许询都讲来。帝释镜中遥仰止，魔军殿上动崔嵬。……木铎声中天降福，景星光里地无灾。百千民拥听经座，始见重天社稷才。”这正是对蜀主王建与百姓共同欣赏讲唱的生动记载。而贯休本人亦为讲唱高手，不仅唱，而且能写：“贯休之《失调名·赞念法华经僧》，调式3.3.7.7.7两首，教煌卷子为S.4037，原题为：‘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贯休两次入蜀，“署号‘禅月大师’，蜀主常呼为‘得得来和尚’。又据《鉴诫录》卷5，上人天复中进楚游蜀，正与王建任节度使时相值。”“今《全唐诗》卷826贯休有《长持经僧》一首，无论内容、情调、词汇及用韵，均有与上引歌辞类似或相通之处。……故歌辞当为贯休所作，应无任何问题，‘禅月’之名既为入蜀后所得，判为两蜀之于教煌文化交通，当亦无大过。”(32) 除变文外，唐代还有不少来自丝路、由民间创作产生的文学作品及音乐舞蹈。有的诗歌具有鲜明的西域特色。在川西高原的部落族群，以游牧为业，多骑马奏乐，西域影响甚深，所谓“不解丝竹，唯坎铜鼓”(33)。马上音乐大多“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34)。不仅蜀地，川东亦如此。李白作《清平调》，刘禹锡在巫山、夔州作《竹枝词》，都记载并描绘了民间音乐中的胡风胡韵。自汉代起即已流行于巴地的联袂踏歌民间乐舞，与胡舞有着深远的渊源关系，正由于此，白居易《郡中春宴》中曾写道：“蛮鼓声坎坎，巴女舞蹲蹲。” 综上可见，一方面，丝绸之路所带来的社会变化、文化风尚为唐代巴蜀诗歌、宫廷乐舞等文学艺术创作带来多维影响。那些“寄言旋目与旋心”的异域风情，使唐诗从文学面貌到审美的意趣都发生了改变。文学艺术风格样式更加多样，文化革新在巴蜀孕育勃发。另一方面，从唐诗中我们也看到，通过丝绸之路的连接，巴蜀文化的深厚积淀与丰富内涵深深影响了唐代的文化。唐诗为巴蜀文化与丝绸之路的灿烂历史提供了可靠见证。在今天，唐诗的记载和丰富意象，仍将启迪我们从“一带一路”的壮丽前景中汲取智慧和信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