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陵江浩荡奔流”，读完《北归记》全文第一句，欲语泪先流。秋水望穿，作为“野葫芦引”最后一部的《北归记》终于赶着2017年的末班车在《人民文学》刊发，此时距离第一部《南渡记》章节发表，已经过去了整整三十年，虽然目前只刊发了前五章，但对于长期关注宗璞创作的读者来说，这已然是这个寒冬最珍贵的礼物。但温情与感动在写作面前都应该是节制的，面对疾病缠身的九十岁高龄作者的呕心沥血之作，审慎的态度和真诚的评述或许才是最大的尊重。
    宗璞曾坦言，“我写这部长篇小说，很希望通过对几代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的记载，起到一点历史的借鉴作用”“我很想真实地写出当时的精神是什么精神”“我也想写出那特定时代的人生遭遇”[1]，但重要的不是话语讲述的年代，而是讲述话语的年代，宗璞的“记载”和“真实地写出”也始终带着自我的历史认知和价值判断。宗璞毫无疑问地将以自己的父亲冯友兰为原型的大学教授孟樾束之高阁，确切地说，在小说中，宗璞将父一辈的知识分子都置于精神领袖的位置，以优雅的文笔展现他们近乎完美的精神品质，他们拥有为人称道的学识、涵养，有鼓舞人心的坚韧不拔和高风亮节。他们的伟岸形象是宗璞写作的初衷，但在实际的创作中，使文本得以鲜活的恰恰是被父辈凝视着的子一辈，让宗璞之为作家宗璞的理由也落于这些成长中的新一代的人生起伏与生命抉择。
    从草丛间飞出的亮光愈来愈多了。草丛见露出发亮的水波，水波上飞动着亮点儿，这些亮光和六只发亮的眸子点缀着夏夜，他们专心地看，都不说话。
    “明天我们有舞蹈会。”嵋说，不无几分骄傲。参加舞蹈的是萤火虫和白荷花，观众是玮玮哥、庄家兄妹、小娃和嵋自己。[2]
    他们又回到了方壶。嵋进了房间，听见叩窗，将窗开了，无因倚车立在窗外，灯光在嵋身后照出金色的轮廓。无因用英语说：“晚安，My darling。”
    My darling，多么好听。Darling，darling。它们在嵋的心里高唱着，多么可爱的称呼，多么好听的声音。这声音和着蟋蟀的鸣叫在青草上浮动着、跳跃着散开去。[3]
    两段引文分别来自《南渡记》和《北归记》，时隔八年（三十年），当年一起看方壶流萤的小伙伴成了大学生、教师，甚至已经有人为祖国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南渡记》还有半本小儿女的天真娇嗔，《东藏记》则是山雨欲来前酝酿着的年少精神，《西征记》漫篇铺排的则是无悔的战火青春。及至“北归”，亡国灭种的警报已经解除，虽然仍然有内战纷扰，总算有了难得的喘息，更有了全新的对和平与幸福的期待。与故园风景重逢的，是明伦大学的教授们，是已经长大的嵋、合、无因们，更是阔别三十年的“宗璞式”的宗璞。那是告别硝烟战场和颠沛流离之后，擅长描写天真烂漫、儿女情长的宗璞，对年轻的几对恋人的情感描述颇有当年《红豆》的风采。虽然在前面几部中，宗璞始终初心不改，于宏大历史背景中着墨细节，颇为高明地实现了朗西埃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审美化”[4]，这也使得宗璞当之无愧为当代优秀作家的典范。但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民族危亡面前，或者说在宗璞本人的自我意识的要求下，她的优势受到了极大的束缚，尤其在《西征记》中，宗璞显然暴露了个人写作的局限。面对自己不擅长的战争场面，她仍然放不下知识分子式的情感对话与人心把握，既削弱了历史书写的力量，也使得她要表现的主题有疏离造作之感。在这样的意义上，“北归”对宗璞来说，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的解放，是创作的自由天地的重新获取。
    目前发表的《北归记》五章仍然以时代历史作背景，但相比于抗战时节民族危难作为不容置喙的唯一主题，此时此地的基调无疑是令人振奋的。父辈的影子明显减弱，代之以子辈的热情和展望，学生活动、内战、建国、教育制度、传统文化等等具体实在的话题都牵引着青年们的澎湃激情。伴随着几乎所有子辈角色职业、情感的顺利着落，宗璞以问题和希望并存的姿态其实是书写了一部“疗愈之作”，对南渡、东藏、西征奔波逃亡的疗愈，也是对家庭、校园、民族死难创伤的疗愈。读书的，认真刻苦；工作的，踌躇满志；革命的，不屈不挠。虽然碧初在多年操劳后身患不治之症，无因为了学业离别众人远赴他乡，但这恰恰是疗愈的高级形式，是对所有劫波渡尽的主人公们的另一种抚慰，“历史的洪流不会被这些平凡的生活阻挡，却也永远少不了这些生老病死，这些离别，这些缘分”。历经了难以想象的历史灾难和痛彻心扉的生离死别之后，才发现日常生活的意义。漫长的黑夜之后，即使眼前仍是朦胧，也一定有真实的光明在迫近。宗璞的生命哲学历经三十年沉静之后，悄然显现。
    当然，在喘息与疗愈的缝隙之中，还是强劲地生长出宗璞的历史意识与现实思考。正如写作系列长篇的最初动机，宗璞始终秉持传统知识分子的责任意识，坚守三十年的“观念先行”使得对“野葫芦引”的阅读必须充分“历史化”，那些对民族精神的真诚呼唤，对青年理应为祖国和理想献身奋斗的坦然表达，都带着历史和时代的深刻印记，即使不以历史之同情，我们也仍然为宗璞的坦诚打动。难能可贵的是，宗璞在四部小说中不只书写和讨论历史，而是不间断地表达对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包括学生在安心读书和多参加社会活动之间的矛盾，知识分子对专攻学问与兼顾事功的纠结，大学与职业学校教育目标的差异，教材的统一与学术自由空间的博弈，教育体制中对美育体育忽视的危害……作为一代哲学大师冯友兰的女儿，宗璞陪伴了父亲六十年，亲眼所见父亲一生的波澜起伏，也深深体察他的困惑与迷失，宗璞在小说中反复探讨的问题虽是个人思考，也是为父亲冯友兰代言。而在《北归记》中，在对某一问题的表述中，宗璞更直接将“今人哲学家冯友兰提出的主张”大段放入。“合乎现代化的就保留，不合乎现代化的就删去。对我们有用的就拿来，无用的就扔掉。这应该是很简单的事。可是，做起来怎么那么复杂？”“自由 自由/让大写的/人 呈现在蓝天上”，宗璞将八十年代的“精神成果”与“正确观念”完美植入四十年代的知识分子与青年群体，即便说不上不伦不类，但至少陷入借古讽今简单化的窠臼。而她认为自己有责任想清楚的“我们的历史为什么是这样的，为什么会出现‘文革’那样黑暗的一段。那当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这是我思索的问题。我想这也是亿万中国人思索的问题”[5]也成为“野葫芦引”开篇至今的沉重阴影。回望抗战的艰苦卓绝与西南联大知识分子群体的共赴国难，宗璞试图以那个年代的精神与信仰探看和纾解几十年后的那场举国灾难。宗璞得到答案了吗？在前三部中，她的思索与历史大事件同步，混乱年代民族和人格精神的熠熠闪光多少削弱了其他实质性问题的讨论，到了《北归记》中主角孟合己加入共产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同盟时写道，“如果组织有了错误怎么办？”“组织也会犯错误？”“还有上级组织呢”，简短的三句话正是宗璞即将再一次移植时代思考的征兆。
    在五章结尾，宗璞以“听啊！下一个结正在召唤/人生的游戏告诉我/结 永远解不完”，这当然是和前述的宗璞的生命哲学一脉相承，历史的洪流无法阻碍个人生活的悲欢离合，生活也如江水，永远滚滚不停歇，永远要面对新的困难与挑战。然而，在宗璞这里，历史与生活除了不能互相抵消彼此的存在正义之外，其实更是永远无法切割的整体，换句话说，宗璞总是试图“以小见大”，总是希望以知识分子与青年的日常发现问题的答案，总是希望以一方校园与书斋的日夜解释整全的历史。这是宗璞三十年来始终不曾放弃的尝试，也必然要面对历史遥远无力的挥手。
    出门就听见远处的江声，走到外廊栏杆处的江水，和下午又不同了，月光照在江水上随着江波翻腾，从容地远去，两岸的灯光倒显得微弱了。他们靠着栏杆，良久没有说话。
    “这条江上没有萤火虫。”嵋忽然说。
    “太远了，有也看不见。”无因说，“我想大概是没有，不过我们很快就会有了。”
    “江水和萤火虫，本来就是两码事。”嵋沉思地说。[6]
    萤火虫还是在北平明伦大学的方壶里更闪耀，江水却一定是祖国南方的最壮阔。“江水和萤火虫，本来就是两码事”，这是宗璞对八年流离生活结束的总结，倒也不失为自己创作风格的谶言。江水和萤火虫固然都是美的，在江水中寻找萤火虫，在对萤火虫的怀念中拥抱江水，这是“野葫芦引”三十年来一直在做的工作，但正如孟樾说的“永忆江湖归白发，欲回天地入扁舟”并非一生积极的冯友兰的想法而多为宗璞后设历史视角下对父亲应然的期愿，充满隐喻的江水和萤火虫的貌合神离也始终是宗璞的写作难题。宗璞何以形成这样的创作意识与写作风格，更是值得另撰长文叙述的文学话题。
    值得庆幸的是，作为在抗日、解放两场战争中度过青春，在建国、运动、“文革”中磨练成长，在新时期悄然归来依然心志不改的当代作家，宗璞有咬定青山不放松的创作意念，更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探索勇气。追溯历史而关涉当下，身处书斋而心有众生，宗璞的悲天悯人与直面未来跨越时代而永葆青春。风雨如晦三十年，期待《北归记》的全文放送，更期待宗璞半个甲子归来后仍然文思不竭，继续讲述江水和萤火虫的前世与今生。
    [1] 高洪波：《“假北平人”宗璞》，《文艺报》1988年2月6日
    [2] 宗璞：《南渡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9：18
    [3] 宗璞：《北归记》，《人民文学》2017年第12期
    [4] 雅克·朗西埃：《为什么一定要杀死艾玛·包法利》，原载美国芝加哥大学《批评探索》（Critical Inquiry）杂志，2008年冬季刊
    [5] 宗璞：《<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后记》，《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下）》，蔡仲德主编，北京：中华书局，2014：1054。
    [6] 宗璞：《北归记》，《人民文学》2017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