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个剧变的时代,世界和中国都在发生史无前例的改变,写作者需要敏感地观察和把握它们。”把汉语当做沟通人们心灵之桥的写作者们,身处这巨变的时代,他们和他们的中国故事,又将呈现怎样的面貌?本期报纸我们采访了九位写作疆域各不相同的诗人、作家和评论家,聆听他们关于写作、关于心灵的声音。这几日我们会陆续推送给读者们。 我和我的中国故事 作家海飞有关文学的种种记忆,是从少年时住过的上海杨浦区一条叫龙江路的弄堂里开始的。那时,他的舅舅们都是颇时尚的“文艺青年”:“大舅舅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听胶木唱片,很艺术很深沉的样子,我崇拜得五体投地。小舅舅喜欢踢足球,总把别人家的玻璃窗撞破。他们像恣意的四溅的雨水一样,欢畅地生活着。”更重要的是,在外婆家,海飞看到了舅舅们订阅的《十月》《当代》这样的纯文学杂志。“在上海,我一边看着杂志里的故事,一边想着我遥远的出生地丹桂房。那时候的我觉得,写小说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但是,我做梦也不敢想,有一天我是可以当一名小说家的。” 后来的后来,海飞成了一个小说家。在这之前,他十四岁就开始工作,当过兵,在国有化肥厂做保安,被下放到车间当拉煤工,还在企业办过厂报——那个憧憬过文学的少年,在体验过种种光怪陆离、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后,选择了小说创作之路。而开始写小说时,他已经二十六七岁,在诸暨化肥厂工作,“那是一段最艰苦的岁月”,趴在煤灰飞扬的水泥桌上,海飞写着写着,发现自己真正爱上了文学。 或许是因为从小就见过美好与险恶并存的人世,海飞这一路走来,“不慌不忙”已成为他的固定姿势。写小说时如此,“和所有的文学创作者一样,发表总是渴望的,但发表也已经是我最大的梦想。如果你不奢求,如同人生平淡,你只要觉得活着就好,快乐就会有好多”。后来,从文学进入热门的影视创作,在他看来也只是自然而然,“我老家诸暨有好几个人在杭州开了影视公司,能写东西就能迅速地进入到这个行业,于是,我恍惚而直接地进入了这个行业,而赵锐勇和李森祥是我进入这个行业最重要的老师”。 写过《像老子一样生活》《向延安》的小说家海飞,又成为了热门电视剧排行榜上的编剧。这位始终自称“小说家出身”的写作者,为电视剧取的名字大多简洁而富有想象空间,始终很“文学”:《旗袍》《麻雀》,包括正在进行中的《惊蛰》。“文学性其实是影视作品的一个细部,它让影视作品有浑然天成又厚重的感情。文学性,有时候就是一种调性,一种至高无上的讲究。”他说。 性情和经历造就了这位“70后”作家淡然和从容。即使今年谍战剧《麻雀》的大热,已让他成为风头之健,他还是对文学心怀感激,“回头来看,我庆幸我选择了文学,我在此辛苦耕作,也在此收成。目标可以有,但不要太远,只要想清楚下一站是什么就行了。一跃而成的,毕竟是少数。”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128081700001020904309622.jpg) 海飞小说作品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128081800021972467812222.jpg) 《像老子一样生活》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128081700022942048160622.jpg) 《向延安》 “70后”的尴尬之处,可能在于作品相对而言没有抗击时间的力量 Q 你的人生经历很丰富,这对你的性格形成和写作观念、写作实践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海飞:我不是科班出身。开始写作的时候特别笨拙,就是为了讲故事而讲故事。而且,对于我而言,能够发表就是一种莫大的欣喜。很难想象,趴在车间煤灰飞扬的水泥桌上,也是一种写作方式。当然,我现在的状态,相当于职业写作,这是从来没有想过的一条路径。 我经历过很多的事,十四岁开始工作,见过许多人事,美好与险恶并存。我现在学会了随遇而安,也觉得不慌不忙是一种极好的状态。没有系统地学过中文,所以完全是凭着自己对人生的理解,来讲好人生的故事,让读者有共鸣。读者在作品中要看到的,其实就是自己。我的理论未必正确,但确实,如海明威,如川端康成……每一位作家的人生历程和性格,都决定了他们能写出什么样的小说,会讲什么样的故事。 Q 作家徐则臣在评价你的小说时说到,你的谍战小说中的主人公总有自己独特的精神细节,顽固的理想主义和柔软的内心让人物形象获得了充分的复杂性。这样的评价让我想到我对 “70后”作家的认知,“理想主义”似乎是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标签。你如何评价自己这一代人的创作? 海飞:“70后”作家,在精神层面上更接近于“60后”作家,心怀文学理想。“60后”很多作家开始慢慢写得少了,“80后”生猛而新鲜,充满着锐气,“70后”是前后夹击,处于一个尴尬的地位。“70后”能否突围成功,我不知道。我认为大部分“70后”写得比我优秀,他们与文学的关系,也更为唇齿相依。 我是误打误撞进入文学领地的,相对属于杂牌军。从边上望过去,“70后”的尴尬之处,可能在于,作品相对而言没有抗击时间的力量。许多作品,都是当年发表或出版,第二年就差不多被遗忘。但是,二十多年过去了,我还能记得“60后”作家写的一些小说,不要说小说篇名,我连细节都能记起。这就是钉入你脑海中的一枚钉子。 多年过去了,我依稀能记得一个老旧的小说,在我的少年心里长久地驻扎。那是张贤亮的《绿化树》,发表在《十月》杂志1984年第二期上。我的父母先看了这篇小说。他们不是小说爱好者,更不是作家。他们只是普通的读者,在那个年代的农村,能有小说读者已经很了不起了。他们把我叫到了跟前,说你看看,这就是人生。那时候我看了小说,终于发现文字,原来是可以触动你的心灵的,原来是可以有如此的魅力的。许多时候,我仍然会回忆这个小说。我想,苦难并不是这个小说的特质,关于饥饿、性渴求,以及动物性与精神性在小说中的剖析,浑然天成地在文字中呈现,让我觉得,文学原来如此有力量。 Q 你是从文学到影视的转型中比较成功的一位作家。在这么多年实践中,写小说与写剧本的区别何在?多年小说写作的积累对您的剧本写作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海飞:小说个人化的东西较多,只要有好的叙述语言,哪怕是写一种心情,作为小说也是成立的,读者可以随时停下来感悟和体会。但是作为剧本不行,剧本有一个大众评判的过程,它对情节感、画面感、对白要求都很高,剧情必须迅速地带着观众往下走,也就是得有几方面说好,这个剧才成立。包括导演、演员、制片人、电视台等,都会介入。说得直白一些,剧本不好,演员就不接戏,这是十分简单的一件事。 “左手小说,右手剧本”两条腿并行的方式将是我创作之年的一种坚持。我是写小说出身,并且十分爱好写小说。常常我会沉浸在小说语言的细腻和粗犷中,感谢这个世界到底还有一个能叫我自由驰骋的天地。在我眼里,好的小说是可以跨越年代和生死的,它经得起回望和把玩。并且,写小说也是为了更好地为剧本创作做准备,而写剧本,也是为了给写小说做经验的积累,教我做一个更好的说书人。我在这两种文体之间自由游走,乐此不疲,而且方向坚定。 ![](/uploads/collect/201710/14/MAIN20161128081900022226646145822.jpg) 谍战剧《麻雀》 对复杂人性的探究,是我创作的基点 Q 观众为什么喜欢看谍战剧?因为在这里,他们可以看到故事,看到悬疑,看到人性,看到历史。谍战故事,可深可浅。讲述历史,可正面强攻,也可侧面切入。谍战其实也是我们对历史书写的一种类型。从电视剧《旗袍》《大西南剿匪记》《从将军到士兵》,到小说《向延安》《回家》《捕风者》,你近年对现代革命历史似乎情有独钟,是否有什么契机? 海飞: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强项,我觉得我的强项应该是民国传奇,包括谍战剧,当然也有战争剧,其实我也写过古装戏。我觉得在创作谍战剧或者是传奇剧的过程中,可以让你有更大的空间。现在生活戏里面的恩怨情仇,没有那种我特别看到的阳刚、杀戮、阴谋以及各种可以勾起人观看欲望的题材。我觉得这个舞台很大,可以让我这个笨拙身躯的人随便舞蹈,放松高歌。可以选择让紧张的、精彩的、催人泪下的,或者感人至深的剧情,像子弹一样击中观众的神经。 根据我的判断,在不远的将来,推理悬疑会在中国出版和影视市场占有比较重要的席位。我确实对推理和悬疑情有独钟,这种暗流涌动,斗智斗勇的内容创作常常让我觉得非常过瘾。同时正在筹备的一个个项目,《惊蛰》《刺杀三部曲》《向延安》《大风起》《神探华良》等都是这些谍战、悬疑、传奇的类型。 Q 你在创作《麻雀》时,严格按照上海1940年代的真实细节来构架故事,包括地理,当时发生的时事,细微到一件做工考究的衣裳出自哪儿来的裁缝。 海飞:细节提升的不仅是作品的品质,而且会很好地提高作品的识别度。我很熟悉一些当时上海滩谍战的资料,包括中共“红队”如何在上海滩九死一生地执行任务。在《麻雀》的创作上,小到衣服上的一颗纽扣材质,教堂(鸿德堂)的地理位置,当年人事细节,我都做了严谨的历史考据。 革命与情怀,是我在创作一系列的小说和剧本中,所注重的。但是我觉得,此类题材的剧集,讲好故事仍然是关键,写人性仍然是关键,表现人物个性及成长历程仍然是关键。讲故事的方法有一万种,革命剧仍然要写的是,有血有肉,让你觉得没有生疏感的人物。 在创作小说《麻雀》的时候,我就选择了两个字——“信仰”。我总是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子弹随时都可能飞来的长街上,一位革命者无比从容地大步前行,留下最决绝的背影。这样的场景几乎在我每个字落笔的时候,都在脑海里浮现着。当然,在改编成剧本的时候,我设置了大概十多个惊心动魄的事件,同时夹杂着革命者隐忍和炙热的情感戏。我十分清晰地明了,那时候的地下战争,每一个行动者几乎都是命悬一线,每一个情报工作者,都在刀锋上行走。这样的惊险人生,如果没有信仰的力量,几乎无法成立。于是,《麻雀》中的每一个人物,都是一段无比瑰丽的人生。像一道闪电,石破天惊,或是雨后彩虹,绚烂迷人。 Q 在近日的《麻雀》新书发布会上,主办方用了这样一个标语“一只有温度的麻雀”。如何理解“温度”这个词语? 海飞:温度就是一种质感,一种味道,一种让人赏心悦目的感觉。许多时候,我们读一篇作品的文字时,总会读到它的各个层面,意境、语态、节奏感、文字的准确度……如此等等。温度有时候,指的就是生命力。我们的人体温度是37度,这就是生命,不是零度,也不是一百度,是刚刚好。包括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以及世界上所有的艺术门类的作品,更包括人际交往,以及万事万物,刚刚好很重要。 Q 作家龙一曾这样评价你的作品:小说中活跃着一些境遇奇特的典型人物,不论是奉献,牺牲或者作恶,你总是能够将他们落实在诗意当中。在诗的意象中表现残酷,是这部小说独特的趣味。这种“独特的趣味”,可能就是你区别于其他写作者的标识。比如说,你喜欢以常人视角切入重大历史。这些细节其实都是作者写作观和历史观的体现,能否阐释下你在创作时的相关考虑? 海飞:在我眼里,谍战不是写谍,而是在写人丰富的内心。其实,宫斗也不是写宫斗,传奇也不是写传奇。所有的小说与影视作品,其实都是在写着人丰富的内心,不然也不可能被读者和观众所接受。 我觉得,自从有了人类,爱恨情仇就一直在生长和延续着,从未改变。包括世俗功利,包括迎来送往。我一直认为,人生的美好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限而且短暂,所以我们期待各种事件的发生,然后经历。这和许多人渴望旅游没什么两样,四处奔走是因为我们其实从来都不可能有来生。因为人有许多的欲望,所以人的内心会越来越丰富。我对复杂人性的探究,就有一种固执的疯狂而兴奋的迷恋。这也是我创作的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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