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师范大学教授张浩文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绝秦书》近期与读者见面了。 2009年，经过多年的思考和沉淀，张浩文向中国作家协会报送了一个长篇创作计划。该计划在当年被中国作协确立为重点扶持项目。此后3年，他聚精会神、奋笔疾书，一部32万字的长篇小说终于在今年杀青。 这部名叫《绝秦书》的长篇小说，首先在《中国作家》杂志2013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两期连载，在文学圈内博得掌声。然后，该书的单行本由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并且被推荐为国家重大出版项目。 这部长篇小说正面描写了发生在民国18年的陕西大旱灾。它以关中西府的一个村庄（周家寨）、两个家庭（周克文和周拴成）、弟兄三人（周立德、周立功、周立言）为叙事对象，通过他们在大旱年馑中的不同选择和不同结局，展现了灾难的严酷惨烈，揭示了人性的复杂暧昧，赞颂了民众的守望相助。 小说从民国15年写起到民国18年旱灾达到高峰时结束，描绘了灾难发生的全过程。灾难发生之前，军阀政府为了征收高额税款强迫农民大量种植罂粟，严重挤占了粮食种植面积，导致粮食贮备极度匮乏,这为灾难埋下了祸根。旱灾发生之后，军阀政府正忙于争夺地盘的中原大战，置灾民生死于不顾，不但不组织救灾，相反却加紧向民众盘剥战争物资，甚至连外地援助的粮款也充作军需，极大地加剧了灾难的烈度。在这样的背景下，一直抵制种植罂粟的周克文成了储粮大户，旱灾发生后，他与从军、从商、从学的三个儿子围绕着赈济灾民还是乘机发家致富，产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以至父子失和，兄弟反目，最后整个周家寨在铺天盖地的“吃大户”的流民冲击下变成了一片废墟……这真是白茫茫大地一片真干净，具有强烈的悲剧震撼力。 这部小说虽然写灾难，可又不仅仅止于灾难。灾难只是一种表征，在它背后潜藏着深刻的社会总体危机。因此作者用更多的笔墨，更宽阔的视野，去描绘、还原、打量那个特定的时代，思考近代乡土中国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农村经济的凋敝、社会组织的解体、士绅阶层的退化、传统价值观的解体、暴力的循环……这一切从根基上啃啮着不断遭遇革命却转身艰难的农耕社会，使它病痛缠身却惯性依然，最终由于急病乱投医和无药可救，耗尽了自己的生命，千疮百孔的庞大躯体在更大规模的暴力革命中轰然倒地。 阅读这部长篇小说，读者会不由自主地想到电影《1942》。虽然题材类似，但双方对题材的处理很不相同，在立意上有着比较大的差别。《1942》无论是小说还是电影，都仅仅着眼于灾难本身，而《绝秦书》只把灾难作为乡村整体溃败的症候来展示，它要探索的是风雨飘摇的中国乡土社会的深层病灶。如果仅就作品所描绘的社会生活的真实度而言，《绝秦书》由于篇幅上的优势，刻画更细腻，更有质感，因而也更具震撼力。特别是它对饥饿逼迫下的人吃人惨景的描绘，更是让人椎心泣血，不忍卒读。而小说《1942》是一部不长的中篇小说，情节展开和细节刻画的空间有限，感染力自然就受到限制。 由于题材的地域特征和时间限定，很多人会把《绝秦书》跟《白鹿原》相比较。就作品展示的社会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而言，二者都具有史诗的品格。但仔细分辨，它们还是有着不同的意指，《白鹿原》的精彩之处在于政治的翻云覆雨，你方唱罢我登场，强调的是“变”。《绝秦书》更强调“恒”，即不变，它坚守的是传统文化的根基，是恒定的人性。尽管民国时期传统文化受到了外来思潮和国内新学的强烈冲击，但一个蜗居穷乡僻壤的落第秀才，却要拿自己全家人的性命和财产，去为它殉葬，这是多么悲壮的义举！ 第一部长篇小说完成了，张浩文了却了他对故乡的一份情债，也实现了他预想的艺术目标。（陈海燕） 《中国教育报》2013年11月13日第7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