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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到《出西藏记》这个小说，第一眼让我想到了《圣经》中的“出埃及记”。但一口气读完整部作品，我发现作家鲍贝并没有约定俗成地把《出西藏记》写成人类的某个族群被上帝救赎或者施诫、弥漫着强烈宗教气息的故事，或者对她心中的雪域高原进行重构，而是通过几个人物对自己信仰的沉迷与背叛，以及他们更加世俗和纷乱的生活状态的呈现，把作家的思考有意无意地转向了去探讨和厘清宗教和人心的复杂纠葛上去了。对大众心目中略带神秘的雪域高原和更神秘的藏传佛教，鲍贝既没有去圣化它，也不曾矮化它（我不知道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有哪一片不被圣化或矮化的净土还能保持着它处女的纯净）。雪域高原只是鲍贝精心设置的一个供他笔下的人物活动的场在而已，《出西藏记》所致力于书写的依然是被作家洞悉的世道和人心。这也证明了，小说作为古老而现代的艺术形式，作家所呈现的个体作品不管如何翻新花样，其内核仍然在亘古如常地传达着他对生活和现实本身的还原、发现、思考和重构。也唯此，作家才有了一代代薪火相传地写下去的勇气和光荣。 很久以来，诸如作家为什么写作、写什么和怎样写的问题，一直屡受问询和质疑。拿这个问题去问许多作家，得到的答案也五花八门。是的，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作家对文学书写的固执坚守似乎越来越不合时宜。我记得有人回答说：“写作是为了让自己更自由的呼吸。”捷克作家伊凡·克里玛更给出了这样的回答：“在这个时代，写作是一个人能够成为一个人的最重要的途径。”联想一下伊凡·克里玛所处的时代，我能理解作家的言外之言和意外之意。尽管我们已经远离了那个时代，但事实上，作家总要通过自己构思的故事告诉读者一点什么，他为艺术的劳动才有时代的价值和意义。 退一步说，我没见过哪一个真正优秀的作家会因为自己构思或者书写了一个多么精彩的、迥异于其他讲述者的故事而得意扬扬。作家的责任更在于要创造一个与现实世界息息相通的艺术世界，亦或有意识地、自觉地去厘清 “人和他人的关系，人和世界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无限丰富的可能性。”（铁凝语）场景、故事、命运等元素毫无例外是构成一部小说的主要部件，但人与人、人与世界的“关系”的确立，才能使其交融成为一个艺术的个体，作家铁凝由此还提出了“对‘关系’的独特发现是小说获得独特价值的有效途径”的写作主张。 从这一维度考量《出西藏记》，我们可以尝试着分析一下几个人物之间的关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