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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于直面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是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一次漂亮转型，但在《天鹅旅馆》转型的同时又稍稍转了个弯，回到了他们相对熟悉的青春期经验。青春期经验在这里表现为儿童视角。 作为一个年轻的“80后”作家，张悦然其实对自己的写作是有着清晰的身份意识的：中产阶层与女性。因此，当她在《收获》上发表的中篇小说《天鹅旅馆》把视线转向底层女性的时候，多少有些出人意料，有些意味深长。《天鹅旅馆》讲述了一个既现实又荒诞、在情理之中也在情理之外的故事。故事始于一个巨大的巧合，一个权贵之家的保姆与情人一同策划绑架主人家的男孩，而实施绑架那天正好男孩一家因贪腐而受审，大人们被捕的被捕，逃的逃，散的散，使得这场绑架变得毫无意义，不得不作罢。在经过种种犹豫和反复之后，这个犯罪未遂的保姆余玲最终决定留下来和那个对家族倾倒而不知、无人照顾的小男孩一起生活。 这是一个人人都处于困境之中、处处充满误认的故事。首先是阶层困境。故事的男女主人公分别处于两个对立的阶层。余玲是生活在底层的保姆，小男孩达达则是权贵阶层的孩子。故事的起因归根到底是由社会两极化的贫富差距引起的。余玲和她的男朋友冬亮都是置身于社会底层的普通劳动者，没有过硬的家世背景，也没有过人的天赋，他们的辛勤劳动一直换不来富裕的生活。他们见识过权贵之家的奢华生活。小男孩一家都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他们住在豪华的大房子里，享受着昂贵的衣物和饮食。而这些都不需要权贵们付出什么，只要凭借着他们父辈手中的权力就可以拥有这些。余玲和冬亮的这场铤而走险的绑架和勒索，从根本上说就是两个阶层尖锐矛盾冲突的产物。 敢于直面当下社会的现实问题，是以张悦然为代表的“80后”作家的一次漂亮转型，但在《天鹅旅馆》转型的同时又稍稍转了个弯，回到了他们相对熟悉的青春期经验。青春期经验在这里表现为儿童视角。小男孩达达在小说里不仅仅是主角，更是作为一种超越性的精神力量存在。这种超越性集中体现在儿童对真实世界的非真实体验。小男孩达达一直都只活在一个既孤独又纯净的幻想世界里。在达达身上隐藏着一个很有意思的阶层想象，即作为保姆的下层民众余玲对上流社会的后代的想象。在余玲眼中，身为幼儿的达达是无辜者，几乎天然地摆脱了出身的原罪。但是否应该忽略一个儿童身上的阶层痕迹，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这篇小说把达达想象成接近于自然人的状态。然而达达身上种种看似天生的优点，其实恰恰源自于他衣食无忧的上流家庭出身。这一点很容易被小说的作者、小说的女主人公余玲，甚至众多深受小说感染的读者所遗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