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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观察：形式本位·比较研究·融合批评 在常规考释和现代测度的交叉部，对少数民族文学的形式分析、比较研究和综合定位渐成时尚，并据此相当程度上补足了传统民族文学批评单向度外在追问的缺陷，客观上拓展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批评方法的外延，提升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的现代化品位。 （一）形式主义批评方法 相对于思想内容或文本蕴涵方面的研究而言，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中的形式探讨明显处于弱势地位。正因为如此，形式主义批评方法在此期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的具体运用便显得弥足珍贵。 形式主义批评又称本体批评甚或语言批评等，其特点是把作品看成形式自主的本体，高度关注作品“形式”特别是语言的本体地位。1988年初，马学良发表《重视和发展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53]一文，其中强调了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研究的重要性。同年，覃代伦重申加强作品语言本体研究的可行性：“首先是分析民族文学作品语言的能指与所指，表层意义与深层意义，现实意义与联想意义。而且，将语言作为一个符号系统，放在文学大系统里考察其存在的意义与功能，分析语言的句法结构、语言的叙述频率。举作家作品为例：在现代派气息强烈的达斡尔族作家李陀的《自由落体》等系列作品里，发生X次的事件被叙述Y次，为异频式叙述；而在大多数民族作家的大多数作品里，发生X次的事叙述X次，为同频式叙述，等等。”[54]可见，相对于社会历史批评方法而言，文本的语言分析无疑是更为民族化、内在化的形式主义批评。 在刘亚虎看来，法国巴尔特（Roland Barthes）从语言学借来重要概念——“描述层”对我们研究少数民族文学具有借鉴意义。与此同时，“行为模式”派从某类作品群体共有的内在的东西中抽出一个整体结构并加以描述，使本来比较模糊的东西变得有迹可寻。[55]显然，刘亚虎所论并非狭义的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流派，而是广义的程式化结构批评。回族学者白崇人在正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与汉民族语言文学相互影响的前提下，充分肯定了包括写作语言在内的先进文化在跨界交流中先导作用。论者指出，“我们在鼓励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作家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进行创作的同时，也支持有些民族恢复或新创民族文字的要求。而对有些少数民族作家，尤其是目前尚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的作家，使用汉语言文字写作也应表示欢迎。”[56] 尹晓琳、张永刚等先后论及少数民族文学语言研究的民族性和主体性问题。尹晓琳认为，语言是最具民族性的文化符号，各民族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传统文化随着语言的传承得以延伸和丰富；同理，透过各少数民族文学也必然会看到其语言上的亲属关系以及演变规律。她不仅肯定了语言要素对于民族作家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而且希望通过不同或近似的语言表达来甄别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中的“亲属关系”，从而达成语言学和文学地理学方法的融会贯通。[57]张永刚将语言方式与少数民族文学的主体性追求结合起来考察，重点阐释了母语写作与汉语写作对于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非矛盾性”，并预测汉语写作终将成为中华民族文学书写的主流方向。他举例分析，西南边疆少数民族作家把本民族语言中鲜活的词汇、语法以及由此连带着的陌生化的民族思维运用到汉语言说中，在一些特殊文本中又运用神话叙事技巧表达民族生活和民族文化内容，形成独特的文学语言方式。这样做，一方面传达出特有的民族气氛和民族气质，另一方面也使逐渐格式化的汉语增强了新的表现力。[58]他的阐述符合少数民族文学走进中国文学史并最终走向世界的多重愿景。 此外，宋占海等注意到结构主义叙事学对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实践意义。通过对《民族文学研究》所刊相关文章的梳理和分析，论者发现，结构主义叙事学在少数民族文学批评实践中表现为三种类型：对民间故事叙事类型化现象的探究与概括；对叙事话语的研究；对叙事主题的研究与探讨。比如，康丽从中国“巧女”的角色类型及其行为特征入手，考察其角色分布与职能转换规律，在故事的叙事形态结构研究与社会文化意义研究之间建立起一种有效的关联，并通过解析中国巧女故事类型序列的组成成分、排列顺序与排序原则发掘出隐匿于故事丰厚表述之下的叙事秩序与结构关联，进而探寻能够连接母题与类型的叙事结构轮廓。[59]这种实例分析，对拓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视域不无裨益。 （二）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主要关涉三个向度：一是少数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二是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民族文学之间的比较，三是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之间的比较。它们通常分别被简称为民民比较、民汉比较和民外比较。 就实际情形来看，自觉将比较方法和比较文学理念导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并取得规模化成果的，还是新时期以来的事。1985年，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在北京比较文学研究会的基础上宣告诞生。1993年，在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四届年会上，成立了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分会，标志着我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作为相对独立的学科正式迈入自足发展的轨道。对此，姑丽娜尔·吾甫力有较为全面的的概述。[60] 概略说来，新时期较有代表性的少数民族比较文学著作有：陈守成等主编的《中国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比较》、郎樱的《<福乐智慧>与东西方文化》、季羡林的《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马学良等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等。其中，《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就相关少数民族文学神话、民歌、传说故事、民间叙事长诗和作家文学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使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在学科化的道路上向前迈进了一步。进入新世纪，刘亚虎等著《中国南方民族文学关系史》（上、中、下三卷）较为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南方各民族文学之间的关系极其发展演变规律，揭示了中国文学的历史是中国各民族文学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相互推动和不断发展变化的历史。此后，扎拉嘎的《比较文学：文学平行本质的比较研究——清代蒙汉文学关系论稿》，郎樱、扎拉嘎主编的《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先秦至唐宋卷）》、《中国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元明清卷）》，关纪新主编的《20世纪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杨义的《中国古典文学图志（宋、辽、西夏、金、回鹘、吐蕃、大理国、元代卷）》，黄晓娟等著《多元文化背景下的边缘书写：东南亚女性文学与中国少数民族女性文学的比较研究》，姚新勇著《寻找：共同的宿命与碰撞——转型期中国文学多族群及边缘区域文化关系研究》等相继问世，推动了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学科的建构之旅。 相对而言，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方面的论文所涉及的层面更为广泛。郑谦、严绍璗、杨荣、徐杰舜等从不同层面阐述了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的意义，此处不赘。张思齐在评价徐其超等主编的《族群记忆与多元创造：新时期四川少数民族文学》一书时说：“比较文学研究的对象应该是跨越民族的界限，而不是跨越国界的界限。拿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最佳的研究方法就是比较文学所倡导的方法了。”[61]在汤晓青看来，少数民族比较文学实际上涉及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其跨民族、跨文化、跨语言、跨学科的文学研究的学科特性，决定了其在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不可或缺的地位。[62]这种纵横坐标中的立体比较思维，符合比较文学作为学科发展的历史趋势。随着中国改革开放力度的加大和全球化语境的强化，中外少数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被提上议事日程。罗庆春带领的学术团队将加强中国各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之间的对话与交流视为中国民族文学学科建设自身的诉求。曾担任过中国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研究会会长的庹修宏则将研究视野扩展到中西比较诗学领域。[63]张直心的《云南少数民族文学与外国文学》一文通过新时期以来云南少数民族作家景宜、李必雨、存文学、董秀英、纳张元等对梅里美、肖洛霍夫、艾特玛托夫以及马尔克斯等作家作品独特的接受取向，揭示了接受者的少数民族立场和审美趣味，阐释了接受主体与客体间潜在的亲和性。[64]“70后”学者黄玲重点阐述了中越跨境民族文学的比较研究问题。[65]这些成果，不同程度地开启了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新视野。 当然，在少数民族文学比较研究的过程中，并非没有困难与挑战。朱斌等明确指出，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具体的比较研究中，存在着三大不足：其一，出现了毫无价值的肤浅比附倾向；其二，不乏随意“越界”比较的倾向；其三，存在着囿于狭隘民族情感或地域情结的不良倾向。鉴于此，他建议，任何比较研究者都应该以宏大的全球胸襟和世界文学理想，从根本上变革自己狭隘的民族意识和地方意识，尽量避免偏激的地方情结和民族情感。[66]他的建言未必完全符合社会公众对于少数民族比较文学的社会预期，但隐含其中的忧患意识和世界眼光或许正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应有的建设情怀。 （三）融合式批评方法 李翠芳认为，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在内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受到了外国文学中诸如魔幻现实主义、先锋文学、新历史主义等多种创作方法的综合影响，表明中国对西方思潮接受的模糊性和不纯粹性。[67]这种文学影响过程中的“不纯粹性”以及对于这种“不纯粹性”的研究，表明立体接受和融合批评正成为中国当代尤其是新时期以来包括少数民族文学及其理论批评在内的文学发展新动向。李翠芳重点阐述了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魔幻现实主义对藏族作家扎西达娃的深刻影响。扎西达娃本人在论及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对于自己的影响时，也坦率地承认，“与其说对拉丁美洲文学的重视，或者是对其中的一部作品，即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那样的作品产生兴趣，不如说是对拉丁美洲文学为什么能在那块土地上产生的文化现象产生兴趣。我对拉丁美洲的土地、它的历史、地理环境、它的民族集中了更多的精力予以关注。”[68] 在覃代伦看来，融合式批评方法集中体现为行为主义心理学、精神分析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认知心理学等流派对民族文学研究的理论参照作用。这些心理批评方法的综合运用，使我们得以洞见少数民族作家创作的内在动因。按照弗洛依德的形象化理解，潜意识就像一口黑暗的沸腾的大锅，其中深隐着人类反理性反文明反道德的最真实思维（包括反道德的俄狄普斯情结与厄勒克特拉情结）、人类的里比多（现多译为“力比多”）压抑等等。弗洛依德的大弟子荣格则将艺术创作的动因从个体性驱力的升华转移到种系（“集体无意识”）上来，因而更具科学性与可信性。其实，在民族作家身上，集体无意识尤其显著，当然也包含着先祖在创作神话、传说、史诗时就已诞生并一直顺向延伸的集体无意识。[69]刘亚虎则以创世神话中盘瓠形象的改变为例，论述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发生发展过程中“读者”观念的极端重要性。[70] 文学空间理论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方法也受到部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者的重视。因为，“重视空间理论在民族文学批评中的积极作用，可以更深入地观照民族文本的书写特质与价值倾向，为批评提供更为宏阔的研究视角。”[71]从本原上看，“文学的文化性与区域性特征，规定了文学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野，它同样内在地规定了中华各民族文学关系研究的文化地理学视野。”[72]在外在的环境空间和内在的文本空间的结合部，可以更为立体地观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与接收的审美生成机制。由此延伸而来，在文化地理学与文艺学的交汇处，文学地理学应运而生。对于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学研究而言，杨义的《文学地理学会通》[73]堪称近年来的扛鼎之作。李庆福如此评价：“《文学地理学会通》这部近60万字的著作展现了杨义先生在这门新型学科研究领域的学术心得。他运用文学地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方法，对中国文学特别是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如‘地气’、‘三维空间’、‘太极推移’、‘剪刀轴’等这些新概念，对今后我们开展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新的方法。”[74] 运用文学地理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来探究内蒙古、新疆、西藏、西南、台湾等地域性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实践，成为新世纪以来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一大亮点。在关于西南地区少数民族文学地理学研究方面，除前述张永刚、张直心等人的云南视野以及徐其超等人的四川关怀外，其他相关学者的地域性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成果也不乏精细之作。成都大学邓经武与人合著《巴蜀文学与文人》、《四川省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等多部著作，并独立发表数篇相关学术论文。他认为，“巴蜀地区处于中国西南部，位于黄河与长江两大流域之间，是南北文化交汇的中转点，又处于青藏高原向东南水乡泽国过渡的第二阶梯，兼有两个阶梯的各种地理地貌特征，以内陆型农耕生产为主，兼有游牧、商业等各种生产方式及生存形态，疆域面积相当于两个法国。它是多个民族杂处共居的地方，除汉族外，有彝族、藏族、苗族、土家族、羌族、回族，以及蒙古族、满族、纳西族、布衣族、傣族、壮族、白族等‘14个民族’……因此研究四川少数民族文学的生态诸因素，探讨其所处环境和文化背景与其发生发展的关系，这对于研究中国文学和研究中国少数民族文学，都有着极大的意义。”[75]吴重阳、李瑛、过伟、周翔、王志彬、朱双一、肖宝凤、向忆阳、王进、苏珊、李娜等人关于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区域性研究值得特别关注。1988年，吴重阳就发文论及台湾当代少数民族文学，其中指出，“在台湾文学中，不仅存在着先住民高山族的口头流传的神话、故事等民间文学，而且还有高山族作家的书面创作；不仅有高山族的文学，而且有其他少数民族出身的作家的创作，如回族、蒙古族、满族、维吾尔族、锡伯族等等。台湾文学由于少数民族作家的创作的加入，而呈现一种绚丽多姿的丰富和多样。”[76]进入新世纪，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持续深入和海峡两岸文化交流通道的不断敞开，有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论著方面，李瑛的《台湾少数民族作家文学论》、过伟的《台湾少数民族民间文学》堪称代表。论文方面，周翔从国族空间和历史纵深考察，认为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半个多世纪以来走过了萌芽诞生、蛰伏沉寂、发展壮大、繁荣兴盛等历史阶段。当我们尝试进行上述阶段划分时，不难发现，“文化认同”、“代际转换”、“文学生态”是其显著标志。具体而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可视为现代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萌芽诞生阶段，陈英雄、曾月娥等作家借助汉语这一语言工具作为载体，开启了书面文学这一有力的“自我发声”时代。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拓拔斯塔玛匹玛、瓦历斯诺干、孙大川、莫那能等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作家相继发表相关作品，从而迎来了台湾少数民族文学创作最为繁荣的时期。1990年代中后期，回归传统、重返部落、文化寻根成为一批少数民族知识分子的郑重选择，代表作家有亚荣隆·撒可努、夏曼·蓝波安等。到了新世纪，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创作队伍又增添了一批新生力量。其中，《山海文化》杂志对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发展壮大起到了推进作用，网络文学的兴起又为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拓展开辟了全新的书写空间。[77]此外，青年学者王志彬在博士论文基础上发表的多篇有关台湾少数民族文学方面的研究论文，从民族、时代和地域的结合点上来论述台湾少数民族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华性，同样丰赡了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内涵。 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原会长王平凡曾经说过，方法论的完善与更新，是学科进步的一个重要标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本来是活跃的、进取的、充满生命力的，总是不断从人类科学研究中吸取营养而得到充实和发展。具体到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他倡导多角度、多层次、全息性研究的方法论。他认为，“民族文学，特别是民族民间文学，是我国各兄弟民族在漫长的文化史长河中沉淀起来的民族文化的精华，这些文学作品，除其文学的特性外，还具有着多方面的功能，这是它的特点与价值之所在。大至史诗，小至故事，无不堪称民族文化的百科全书，理应从民族学、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宗教学、哲学、美学、历史学、语言学等角度进行多角度的综合性考察，全面地把握这一民族的文化现象。”[78]覃光广等在《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将现代系统论方法引入民族文学研究的断想》一文中，认为系统论方法具有整体性、综合性、有序性、动态性等特征，完全适用于少数民族文学研究。[79]这种整体性研究思维，较为集中地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可视为“方法论年”在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领域中的具体体现。李丛中则希望在综合研究的基础上辅之以未来学的方法来研究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在他看来，“从未来学的角度来研究民族作家文学，可以发现许多值得思考和探求的问题。”[80]从完整的学术史建构角度来考量，他的未来意识从另一维度预示着我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值得期许的前景。 在综合运用系统论观念和方法研究我国少数民族文学方面，关纪新和朝戈金合著《多重选择的世界——当代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的理论描述》[81]堪称典范。该著从文化学、社会学、民族学、心理学、文艺学、审美学、语言学、未来学等多角度、立体式切入中国当代少数民族文学，高屋建瓴地探析了诸如当代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定位、少数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化传统、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双语问题、民族作家与民族文学、民族文学的审美意识、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文化批判意识、各民族文学互动状态下的多元发展等少数民族文学发展过程中一系列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明确提出了加强少数民族文学理论的系统建构主张。尤为值得关注的是，该著基于作家创作与文化传统相互关系的深层考辨，创造性地总结出少数民族创作主体的三大类型：文化自律类、认祖归宗类和文化他附类；基于少数民族文学审美意识的生成逻辑，深刻揭示了民族生活系统对于形成特定民族独特审美心理结构的规约作用；基于少数民族文学相对自立、自足的现代批判意识，彰显了少数民族文学作为当代进步文化形态所必须坚持的启蒙主义精神和科学的民族文化观；基于世界文学总体生态平衡的未来眼光和开放胸怀，提出了民族文学多元、持续发展的道路选择与范式兼容问题。凡此种种，决定了该著的理论探索性质和学术开路之功，并因此成为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史上具有方法论启示意义的经典之作。 以上我们从三大层面粗略地扫描了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总体研究中的一些基本方法，其实际操作状况显然要比本文所勾勒的线条丰富、复杂得多。宏观地看，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方法的选择运用以及新近拓展，与既有的文化传统、民族心理以及同期的社会思潮、文学观念密不可分，并大致对应了自新中国成立到新时期再到新世纪的总体探索之旅。事实上，少数民族文学发展的历史传统、民族意识和现代观念的更新与研究方法的拓进本身也体现了辩证统一的互斥互惠关系。无论人们持何种态度，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上述诸种研究方法以及蕴涵其中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扩大了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视野，丰富了中华民族文学总体性研究的手段，并得出了一些新的富有启示性的结论。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新中国少数民族文学研究的既有方法总体上说还不够多元、立体和自足；内部形式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尚显不足；现有方法的综合运用程度和本体对位效应还未达致理想状态；数量统计方法、模型分析方法、类型聚合方法、比较诗学方法等尚未被充分认识和自觉采用；大数据时代的网络采集—传播—接受等新兴系统方法还没有广泛进入研究者的建构机制。这些都是应予正视并应尽早着手解决的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