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树立文化自信，我们既要对内劲儿往一处使，心向一处聚合，也要积极对外构建，在世界舞台上讲好中国故事、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
    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新时代要有新作为、新作品、新创造，才能不负新时代，不负党和人民的嘱托。作为新时代的作家，我们应该不辱使命，勇攀新时代文艺新高峰。然而，当下文学创作，“有高原缺高峰”的现象无疑仍然是制约我们冲向经典、走向世界的障碍。那么为何我们登上“高峰”的作品少之又少？究其原因，从一句古话中我们可以得到诠释：“若无新变，不能代雄。”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作家如果缺少创新求变的意识，不可能超越前人，更不可能登上文坛之巅。
    中国古代的作品“高峰”频现，新中国成立后“可以代雄”的人也不为少数。比如著名作家陈忠实，不仅有追求“高峰”的意识，更有超越他人勇攀“高峰”的勇气。陈忠实生前说过这样一段话：“路遥只用了10年就攀上了文学高峰，这时我开始对这个比我年轻7岁的作家刮目相看了。当他的作品获得文学最高奖项茅盾文学奖时，我再也坐不住了。心想，这位和我朝夕相处的、活脱脱的年轻人，怎么一下子达到了这样的高度！我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无形压力，我下定决心要奋斗，要超越。是他刺激我写出了《白鹿原》。”这段话不仅让我们看到了陈忠实的坦诚与骨气，同时也看到了他与路遥先生是真正拥有文学大梦的人。
    提及路遥，他特别敬重柳青倡导的“三个学校”的观念。柳青先生说，作家一生要读好三个学校：一是艺术的学校。不断提高自己的美学水平、艺术素养。二是生活的学校。要长期深入生活，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命运，用作品呼喊出土地和人民的心声。三是政治的学校。
    路遥不仅铭记柳青先生的“三个学校”的重要性，且七读《创业史》，对作品进行了分析吸收。如果说柳青的作品是一座高峰，路遥用生命最宝贵的阶段，完成了从仰慕到超越的历程。
    《创业史》描写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创业的艰难。《平凡的世界》描写“文革”过后的拨乱反正、恢复建设时期的风貌。两部书都是写创业、写人生、写奋斗、写发展。相比之下，《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更丰满、更复杂，故事情节更曲折、更动人。路遥没有辜负柳青。
    路遥在《平凡的世界》创作随笔中写道：“五官溃烂，大小便不畅通，深更半夜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转圈圈行走。”也正是他的这种执着于文学追求，纯粹的创作状态，将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方能创作出精品力作，矗起一座新的文学“高峰”。
    路遥走了，但他那种力争上游的精神还在；陈忠实走了，但他那种超越前人的勇攀“高峰”的勇气还在。作家之间的这种善意的较劲、超越、积极进取的精神，树起了繁荣中国文学的标杆。
    如果一位作家没有超越前人的想法，就寻不到高远的目标。缺少目标感，何以见高峰？何来一往无前、攀登高峰的动力？文学发展的历史已经昭示：拥有宽广的文化视野和深厚的文化积累，敢于思索、敢于创新、敢于超越，是成就大师的必由之路。
    当下文坛有股不良之风：只要是流行的，就一味模仿、抄袭。模仿前人，模仿洋人，模仿理念，模仿形式……不顾尊严与道义的模仿（其实这也是一种变相的抄袭），可以一时得利，却越模仿越偏离坐标，使作家失去人品、丢掉美德和声誉。有的作家，在市场的诱惑下一步步变成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作品中只见小情调、小忧伤，不见大情怀、大道义。事实上，作品及文化产品不仅要出新、出彩，还要与世界优秀之作竞争，停留在一味模仿的层次上，滞留在平庸乃至编造虚假的世界里，作家成为制造垃圾文字的“大师”，必无前景可言。
    一位优秀作家的作品，不仅要能再现人性中的善恶，更应该用审美眼光去关注人性中的善恶，并且要抚慰读者、营养读者、引导读者、净化读者。
    尽管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作家作品，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生态，优秀作家必须要有超越时代的意识，超越自我的意识，以作品树碑，以作品留世。
    中国是文学大国，辽阔的土地蕴藏着文学创作的富矿，有志者必会将富矿一一开掘，奉献出攀上“高峰”的优秀之作、经典之作。
    让我们铭记总书记的教诲，继承先人遗志，不负新时代，勇攀文艺新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