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心理与文化焦虑视角看,文化发展的动力源于现实政治与文化愿景的反差,它往往借助于对文化传统的继承与创新的矛盾表现出来。这种矛盾的否定之否定发展,呈现为学术思想的推陈出新,以学术思想为内核的社会文化因之也发生递进演变。因此,社会文化发展的历史,也是学术思想的发展史,更是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的演变史。
    勾勒宋代学术思想的内在冲动
    享国319年的赵宋王朝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化,将华夏文明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勾勒宋代文化的发展历程,必须深入学术思想,进而探索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在不同历史时期的演变发展。文学是一个时代心灵感受的写照,文学史是一个时代心态演变的历史,它真实地记录着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从宋代文学的视角研究社会心理和文化焦虑,进而勾勒其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冲动,是研究宋代社会文化发展的可行途径。在古代文学诸文体中,辞赋由于独特的形制和功用,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生活、学术思潮、文人心态等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是最能揭示时代文化内在冲动的文体之一。
    在理学前夜的宋代学术思想发展与皇权专制程度的加强是否存在互动关系?宋初学术何以摆脱名物训诂之学而向道德性命之学推进?这种种问题,当时的学术并没有明确的答复。但在文学中,一个显著的特征就是忠爱之思悄然滋长。这表明,如何确立儒家思想和它憧憬的秩序的合法性等一系列问题,构成士大夫的共同焦虑。在当时渲染王朝声威的辞赋中,忠爱之思得到饱满的表达。而且,在捍卫专制集权之外,人们不得不设法对皇权的恶性膨胀与滥用有所防备。忠于华夏文化、加强皇权,并对皇权进行规范,成为士人的共识,这便是宋初学术思想与社会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宋初的辞赋喜欢展现对君王的爱恋之情,往往在道德层面对君王有所讽谏,希望通过治心、涵养道德把君王塑造成具有内圣品格的王者。
    宋儒完成学术重要转型
    儒学的复兴彰显着深切的淑世情怀,宋儒从对皇权的规范与约束,到对士风文风的整饬,再到对士人心灵的重构、本体论的开创,完成了学术的一次重要转型。庆历、熙宁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围绕着变法引发的政治、学术的振荡,把宋代学术引向深入。北宋中期兴起的疑传惑经的风气,是经世致用的学术思潮的具体反映。平易流畅、切于时弊的文学风尚和经世致用的儒学思潮一起,为政治革新导夫先路。这种切于时弊的主张,对辞赋创作而言,一反过去的颂美倾向,谠论煌煌,深中时病。辞赋还对探讨治乱兴亡之理存有极大的兴趣,在抒发思古之幽情的同时饱含着恢复古道、开创太平盛世的热望。以儒者胸怀观照现实、表现对人生苦闷与无奈的辞赋也大量涌现,隐逸之志当中的气节内涵得到充分阐发,无论穷达都心系天下的人生得到张扬。
    北宋中期的政治革新是儒学实用主义在政治生活中的具体反映。短暂的庆历新政之后,变革思潮已成不可阻挡之势,终于引发了更为深入、规模更大的熙宁变法。王安石企图通过教育与选士的改革,把士改造成政府的一部分,因此,他力求统一士的价值观,统一道德以同风俗。王安石等表现出的大举更张、力排异议,以及近乎独断专行的为政风格,则营造出一种偏于法术的为政之道的话语空间,这使得熙宁新政被似是而非地罩上了法家用事的阴影。当新法扰民的担忧变成现实时,很容易唤起人们潜在的对儒家王道能否得到贯彻的焦虑。当时辞赋中对法家用事政治形态的书写与反思,就反映了人们对现实政治的这种忧虑。
    中唐以来,儒学一直执着地企图规范和约束文学创作。早在欧阳修主盟文坛时,以岩穴处士为主体的偏执儒者就试图以儒学思想和表现上的陈规来规范学术文化,但受到欧阳修有力的遏制。王安石变法的儒学实用主义特点,使得其对士人在文华风采和胸襟学力方面的历练具有天然的排斥,这使得当时的人才观、文学观均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引发律赋地位动摇的直接诱因。熙宁年间宋廷颁布贡举新制,罢诗赋而以经义取士。熙宁新制的最终目的是废除科考,以学校教育选士,经义取士也只是权宜之计而已。其实,科举是官方和士人的一种交易或博弈,不管是诗赋抑或经义、策论,最终是要在科场上被工具化的,因此,这次科场改制注定难以达到关乎治道的初衷。
    意在解决人生价值和意义
    宋代的儒学复兴意在复兴三代礼乐王政,以建立和完善人间秩序和政治宪纲,解决人生价值和意义问题,是宋代儒学题中应有之义。王安石、苏轼等在发展儒学过程中引道入儒,融合儒学和庄学。宋代的道德性命之学兼具关注道体和礼乐教化的特征。他们提倡内圣外王,重视自我内省和自足自怡。尤其是以旧党人物为核心的“元祐学术”,把对礼乐教化的恢复和个人精神的超越性追求发挥到一个思索人生的高度。苏轼等人的辞赋创作强调对“道”的感悟,追求理趣,追求对社会人生和自然宇宙的彻底理解以及对现实人生的彻底超越。这种社会文化特征,隐含着学术思想在形而上的构建中不愿流于玄学的玄虚,而力求落实到人生问题、基本问题的努力。
    理学的兴起与发展,是儒学复兴所引发的对心性本体思索的自然发展,是南宋最受人关注的文化事件。朱熹等理学人士的辞赋创作,很好地阐释了何为君子与理学人生。格物致知与曾点气象在朱熹的思想体系中是一个内在的统一过程。通过格物致知,祛除人心之蔽,领略天理流行,进而上升到曾点气象的精神境界,这是理学精心设计的人生历程。理学的人生观具有很强的超越性,它并不是为了满足人的基本生存需要,而是为了实现人生的真正价值。然而,理学为人生开示的超越之路是以德性修养为旨归,把圣贤作为标准的人格追求。在这条超越之路上,人生自由选择的机会被大大缩减。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中后期的辞赋创作,深受理学思想濡染,形成了平实、渊雅的美学风格,但缺少灵动的情思与勃勃的生气也是不争的事实。
    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的田园诗般的生活愿景,是深植于中国传统的一个恒久的梦。这个梦勾连着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的不同形态,融会于古代中国的知识与信仰。辞赋在南宋的发展过程中,逐渐疏离对人生问题的思索而转向展现田园乡居生活。这种转向固然与创作队伍的下移有关,但更为深层的原因,是主流社会价值观念发生变化使然。在当时,心悬魏阙之思淡化而规物范世热情彰显,个人修养与家庭伦常在致太平方面的意义受到普遍重视,这就是理学从敬德修业以发展家族角度给予耕读传家的生活信念以全新的解释。辞赋所表现的主流生活观念的这种转变以及理学对此后乡土中国之观念世界的深刻塑造意义非凡。
    教化被提升到为政核心地位
    在整个南宋时期,理学基本上保持着在知识界滋长蔓延的趋势,南宋社会在持久而深入的浸润之下,国家治理理念发生了变化,观念世界、国家想象也随之发生了改变。国家作为强权的象征已经悄然退居幕后,天下(国家)作为“州县之积”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地方作为国家治理的立足点和国家形象的缩影,异常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的观念世界中,人们对国家的想象也落实到地方上。
    辞赋清晰地记录了当时社会文化的这种改变。当时的辞赋更多用笔墨描写地方风化和民情。在辞赋描写中我们看到,在当时的为政理念中,注重用高尚的人格感化民众,而且,无为政治被提升到为政的很高地位,教化成了为政的核心,士绅阶层在地方行政中担当着重要角色。
    南宋王朝始终局促于北方夷狄政权浓重的阴影之下,因此它褪去了北宋的雍容闲雅,而多了内敛严谨,表现出强烈的危机意识,并通过理学在心灵上修筑起一道捍卫华夏文化的长城。华夷之辨是《春秋》大义之一,它要明辨的是华夏与四夷的不同。这包括所处地理、习俗与文化上的差异,其中,文化的差异是核心。它既主张内诸夏而外夷狄,又推崇以华化夷,彰显的是华夏本位主义。这一观念,在北宋除了宋初石介等人严明华夷之别以尊王攘夷之外,并没有引起思想界太多的关注和发挥。南宋以来,辞赋中所表现的对故国人民的眷恋,对华夏文化的捍卫,对道统延续的重视,都是以华夷之辨为理论支撑的。但是这种观念已经与传统有所乖离,已不具有以夏化夷的内容,而是坚持“夷狄行中国之事曰僭”,“得天下者,未可以言中国;得中国者,未可以言正统”,复仇意识得以彰显,孤独坚守的道德节操被空前重视。
    理解任何历史时期的关键,在于找出决定该时期社会形态的主要动力。坚定社会发展形态的动力,往往是以社会心理与文化焦虑来呈现的。因此,从社会文化学的视野来审视文学,我们或许更能够把握社会文化和学术思想的脉搏。
    (作者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辞赋的社会文化学研究”负责人、山东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