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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尖《“香港”的情与爱--从王安忆到张爱玲》 摘自：《世纪中国》 “比较文学”据说已经式微。其实，作为人类最悠久、普遍而有效的一种思维方式，“比较”，还是大有市场，比如近年来兴起的城市比较研究。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更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1)。又比如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研究，最典型的像张爱玲这位“浮出历史地表”后热得烫手的作家，王德威一作比较就开列出了一个谱系，所谓的“张派传人”(2)。我发现，在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的比重，而且似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键部分;而作家比较研究也添加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地域性的因素，“张派传人”分居于台北、香港、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肯定是不可忽略的环节，当然了，这其中，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又是重中之重。换句话说，传统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自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也超出了本文的目标和能力。 本文将围绕这些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上海、香港，《香港的情与爱》、《倾城之恋》，来勉力做文章，讨论其间的关联，展开若干比较性的解读。至于能够读出什么样有意思的见解来，眼下还真是没有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也需要有言在先，王德威尤其是李欧梵教授的有关成果，是本文企图借重、发挥的。 王安忆与张爱玲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3)。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言说张爱玲(连带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 以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是大不以为然的：“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4)。 应该说，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的毒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5)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报纸上的某房产的广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到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在这个层次上作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思路里的另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或多或少又都和香港有所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猎、想象过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座城市在50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调过头来讲，不设置好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还怎么能够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香港与上海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即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人称“小苏州”;即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学家迄今仍有分歧(6)。而之所以“成”，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港的运命、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之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中国内地的关系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中国”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当然是“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这样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这一关节甚大，需要说个明白。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时间里，“大英帝国”对此“战果”并不心满意足，他们更加觊觎的，似乎还是上海(7);与此相关，上海作为开埠通商的“五口”之一，借助其紧邻中国最富庶区域、腹地广大等一系列机缘，却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形成了从器物到制度、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一整套独立运转的“上海”，从1841年到1949年，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弱于香港，甚至还有过之无不及。而香港，是到了1949年，“上海”被中央政府“收山”以后，终于突出了“下山”猛虎的本色，依凭其独特的中介地位和多元文化优势，厚积薄发，“显山露水”，成为亚洲一流、举世瞩目的世界大都会，这才使得当年的一个“蕞尔绝岛”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样年华”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尤其是50-70年代。这样，一边是香港“经济起飞”的三十年，另一边，是上海为全中国贡献自己经年的积累，而老本越吃越光、自身文化底蕴流失殆尽的三十年。…… 好了，打住!否则，本文要滑入城市经济、社会史的流水帐簿，而且论述视点不明，前景、背景不清;即便总免不了平庸，我们还是要迅速向文学归位，说香港、上海，更说张爱玲、王安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