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在今天重提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并提出建立文学政治学，有没有必要与可能性呢?我想会引起不同看法。因此，我想就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与可能性来谈谈我的看法。 不可否认，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曾经困扰了文论界几十年，几十年来，文论界一些人的沉沉浮浮，几乎都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有关。一些人因主张文学与政治有关系而高升了，一些人因为主张文学与政治没有关系或只能保持特殊的关系而遭到了打击，甚至家破人亡。所以，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中国的思想解放运动的向纵深展开，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成为了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借助于邓小平的不再提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著名论断而获得了更加强劲的理论支撑，终于结束了文学为政治服务这一理论观点对于文学创作与文论研究的统治地位，文学从政治的翼羽下解除了束缚，自由飞翔了。其后，审美批评、语言学批评，心理批评、印象主义批评、女权主义批评、文化批评等等，才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每一步的前进，或是对于形式主义批评的运用与实践，或是对于政治批评的某种反叛，归根到底，正是摆脱了政治批评的束缚，才呈现出新的景观。 但是，尽管我们的文论研究摆脱了政治的束缚，没有人愿意再强行用政治手段来干涉文学研究与文学创作，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是否就此而断呢?回答是否定的。无论是对政治作狭隘的理解还是广义的理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剪不断是文学不可能与政治毫无干系，理还乱是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未必容易说得一清二楚。政治是与人民、民族、国家相关的活动，文学不与它发生关系，恐怕是不可能的。从这个角度看，主张文学不能脱离政治，并非忽略了文学的艺术性，因为文学无法脱离人，无法脱离生活，当然也就无法脱离政治。 无论是从中国文学史还是从现实的文学创作看，无人能够否定屈原、李白、杜甫、白居易的诗歌创作与政治有干系，像《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创作更是反映了特定时期的政治活动。《白毛女》、《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等对革命的表现与发生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看看今天的创作，历史剧以另一种形式叙述着文学艺术与政治的关系，三农问题的进入文学创作而出现的中国农民调查题材，也是与政治问题相关联的。打工文学的兴起，正是现行政治体制的产物。如此等等，再加上文化研究的兴起，从文化的角度，包括从政治的角度研究当代的文学艺术，已经是一个潮流，文艺研究的兴起说明了文学与最广泛的文化问题、政治问题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回答这些问题，或者回避这些问题，都不能完整地解释当代的文化与文学问题。但我认为有一点可以肯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不可能在过去的文学服务于政治的极端主张中获得解决，这样的极端主张造成的是混乱。也不可能在回避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情况下获得解决，因为过于匆忙地下结论也易造成遮蔽，在制造了文学可以不与政治相关联的理论假象之下，文学会失去与政治的关联，少了一股源头活水。结果，极端化的主张与回避性的阐释策略一样，都将文学与政治关系问题打成了死结，或者使得这一关系的讨论成为政治的亢奋，失去理性的冷静与思考，或者是感到可以不必讨论、讨论起来感到无味、讨论了就被认为是回到极端化。前者使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成为禁区，讨论者不敢越雷池一步，只能肯定文学与政治有关系，不能研究文学对于政治的超越性;后者使得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成为盲区，既然讨论起来没有什么意义，当然也就任其荒芜而无人耕耘了。我认为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文学理论的发展，不利于分析与揭示当代的文学现象，也不利于真正的民主政治的发展。 提出建构文学政治学的设想，其实是想将过去时代里文学与政治关系只能作为意识形态的问题加以讨论，还原为一般的文学理论问题来对待。实际上，一切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都能够成为文学政治学的理论资源，当然要通过批判性的反思与筛选，才能化为新学科的理论营养。 新思路必然建立这样的理论出发上：思考文学与政治关系决不能满足于已有的论述，简单地重复政治决定文学的观点，或者说文学与政治有关联，都显得苍白无力。需要思考的新问题是：文学与政治相关联，是否就是文学听命于政治?若不听命于政治，何以文学要与结合?政治有多种，僭主政治、专制政治、混合政治、民主政治等，文学与其中的任一种政治相关联，建立的都是同样的关系吗?文学与政治关联，是否就是将政治的内容直接表现于文学中?文学作为一种人类的精神活动，它的特殊性在哪里?虽然文学与政治同属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范畴，文学与政治是否有着高低之分，抑或是平等的?如果文学与政治相关联，它们到底是因为什么而结合的?如此等等，若不能给以明确的解释，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也就模糊不清，双方的结合造成的不是双赢而是伤害。在这样的不甚清晰的基础上建构文学政治学，出现的将只能是用政治取替文学的政治行为，而非既保持了文学的特性又与政治相关联的真正的文学理论建构，这与否定文学与政治关系者同样严重。我们的学界多的恰恰是这样的建构思维，多的恰恰是这样的论述证明。这就导致了时至今日，反复地谈论过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甚至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这样的讨论成为文论研究的主体，但却不能像建构文艺心理学、文学社会学、文艺生态学那样，出现令人信服的学科建设景象，甚至研究者们连创建这样学科的理论信心与冲动恐怕都没有真正形成。 我们处在不明中，我们没有走出不明的澄明之法。 2. 我认为，要为文学政治学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核心问题就是要实现一个根本的转向——从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关系论”转向文学与政治自由关联的“想像论”。 文学与政治关系上的“从属论”产生20世纪的30、40年代，30年代是它的准备期，40年代是它的成型期。在准备期中，主要强调了文学与政治结合的必然性，由于借鉴了前苏联的党派文学思想，文学创作不仅已经与党派相结合，而且已经明确了它与党派活动的一体性特征。但是，此期间的论述仍然是零碎的，如何与党派结合，结合以后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用什么样的方式去结合等问题，未能给予清晰的阐释，同时，也缺乏相应的实践活动，使得当时的理论阐述不甚明了。可在40年代的延安，基本实现了政治理念与政权建构的结合，并成功运作，同时，一切其他的实践活动与精神活动均以政治活动为内核而形成高速有效的运转机制。文学活动当然地也是必然地成为了政治活动的外在运转活动之一。因此，当毛泽东在《讲话》中在构建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图表时，文学为政治服务的“从属论”也就呼之而出。这样一来，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也就成为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文学从属于政治，为政治服务，为所有的政治需要报务，由此产生了政治标准第一与艺术标准第二、普及与提高、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等相关命题。不可否认，这对战争时期的革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指导与推动作用。但也产生了两个问题：其一，即使是战争期间，文学是否都只能是为政治服务的，不为政治服务的文学还是不是文学?其二，随着战争的结束，社会生活重回常态，这样的从属要求是否会过时?鉴于当时的环境没有提供全面反思的时机，即使来自自由主义的审美研究一直持有反对的意见，也无法改变文论的局面与走向。当将“从属论”视为金科玉律而神圣而不可讨论时，文学发展的坦荡大道，变得坎坷崎岖。文学批判性地表现政治错误的时机失去了，文学表现非政治内容的时机失去了，文学深入揭示人类终极命运的时机失去了。文学成为政治的部件，被政治拧来拧去，放在哪里都不甚合适，不时地，文学就被政治打入冷宫。文学创作的严重不畅是必然的。 随着20世纪70年代末思想解放运动而兴起了反思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学术讨论，结果，文学与政治关系的原有结论被否定了。此时向两个主要方向发展：其一，明确不提“从属论”。邓小平在四次文代会上指出：“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但是，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1)细加分析，“从属政治”、“为政治服务”、“不脱离政治”三个词语本身，反映了对待文学的三种政治态度。主张“从属”，文学只能选定政治，跟在政治的后面亦步亦趋，文学毫无独立性。主张“服务”，强调一者服务于另一者，有从属之意，但名为“服务”已经不是侍从而是服务员，可为政治服务，也可为其他的人类活动服务，文学已有一些独特性。“不脱离政治”是指二者间有关联，在承认这种关联后，文学可以为政治服务，也可以不为政治服务，此时，文学可以远远地看一眼政治，未必非要以服务政治为宗旨，文学的独立性获得了相对意义上的认可。事实证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与发展，就与这样的理论认识分不开。 同时，有关文学与政治关系的讨论中也加强了文学审美性的论述，多少弥补了“从属论”对于艺术性的忽略。比如有学者强调“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就是对艺术独特性的重视。“毛泽东并没有完全否定艺术自身的特点”，“毛泽东‘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说法本身实际上隐含了艺术的某种独立评价的可能性，它不同于二三十年代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导人和理论家比如钱杏邨等人以绝对否定艺术的独立性，把艺术价值简单地归结为所谓社会价值即政治价值。”(2)因此，认为是继承者将毛泽东的文艺观点简单化与庸俗化了，将为政治服务变成了绝对的功利主义，将文艺的真实性与政治性对立起来了。论者通过这样的重新阐释，试图建构一种包含新意的文学政治学的新模式，既重视文学的政治性，又重视的审美性，但政治性仍然是优先于审美性的。所以，我认为到了80年代，有关文学与政治的论述，建立的是一种“关系论”，即文学与政治有关联，但不因此而将文学完全纳入政治的范畴加以解释与运用，在承认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后，文学似乎既可以为政治服务，也可以不为政治服务，即使是为政治服务，也应具有自己的艺术品性。此一时期，在文论研究中大行其道的“审美意识形态”一语就是对于这种关系的抽象概括。只是中国的主张者们没能像伊格尔顿那样，具有深入分析审美活动中的意识形态特性的能力，故只是一种口号方式的主张罢了，难以令人信服。 3. “关系论”解放了文艺的生产力，但未必找到了文学与政治如何结合的方式。其实，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应当是一种想像关系。文学要表现政治，描写政治，在其创作中或自觉或不自觉含融政治，这都体现为文学的想像政治。想像是什么?想像就是通过自己的心灵活动在精神上表现对象、把握对象、创造对象。现实的政治可以进入文学想像之中，但仅仅只是现实的政治，又无法满足文学想像的需要，因此，处于文学想像中的政治，既可以来自现实，却又已经超越现实，与人类理想中的政治结合在一起，从而具有理想政治的特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文学与政治的关系，决不仅仅只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而且同时也是与理想政治的关系。这就给予文学想像以极大的自由，可以在理想的境界中来表现一种宏大的政治蓝图。“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的诗中有政治，但有的正是对理想政治的肯定。 此外，文学想像政治还源自政治本身也是一种想像活动。文学想像政治，是文学在想像政治的想像。政治想像的是什么?是对人类美好生活的想像。这也是文学的目标。当二者具有同样的目标时，文学与政治的结合是必然的;当二者之间出现了目标上的差异，文学或政治也会用自己的目标来试图校正对方。因此，文学与政治相关的原因，取决于它们对于人类美好生活的追求与关心。若政治不是对于美好生活的想像，就难以与文学紧密结合。数学、物理、化学、法律的想像当然少一些，它们与文学的关系就远一些。想像性之多少，决定了与文学关系的远近。是否具有想像性，或想像性的多或少，成为其他文化活动领域与文学关系或远或近的内在依据。正是因为政治是想像，它才成为文学的最为亲近的领域。若二者根本没有可供联系的相似性，无论政治多么强大，也难以全面地持久地保持它对文学的兴趣，并能成功地利用文学来达到它的政治目的。反之，文学亦然。文学之所以投身政治，恐怕也在于文学有着与政治相近的意图，正是这样的意图促进文学用投身政治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 当然，文学想像政治时，并非与政治的全面叠合。当将政治关于美好生活的想像落实为制度，将制度碎化为权利，将权利用于统治，恐怕就不是文学的表现对象了。文学与政治的关联，主要不是与制度、权利与统治意义上的政治相关联，而是与作为一种人类理念与情感的政治的相关联。在20世纪50年代出现过“写政策”的主张，在当时这被当作文学为政治服务的自然延伸对待，结果证明是错误的。错在哪里?不是错在政策不是政治的内容，而是错在政策是制度、权利与统治在特定时期的一项具体的操作规定，它与作为理念与情感的政治相去太远，甚至南辕北辙，怎么能够以此为标准来要求文学呢?因此，当有学者主张文学与政治的关联是文学与政治文化的关联，确实解决了文学与政治相连结的媒介问题。而这个所谓的政治文化，其实是以人如何才能更好地生活为核心而形成的。说到底，文学想像政治，是围绕这个核心而展开的。离开了这个核心，文学与政治没有结合的必要，也无法结合起来。一切谈论文学与政治相结合的言论，如果离开了这一根本点，都是缺乏说服力的。因此，不是不能谈文学与政治的结合，而是在什么样的政治内涵的基础上谈文学与政治的结合。一切表达了人类美好生活愿望的政治，都是文学可能表现的对象，也是能够表现的对象，因为它与文学在目标上已经融通。 如此说来，比较地看，在“从属论”阶段，文学是待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固定的，不可解除，解除了，文学就不能获得政治的承认。在“关系论”阶段，文学是服务员，可以为政治服务，也可以不为政治服务，文学对政治的关系解除了，并不一定影响到文学的存在，文学也可以成为一种非政治的有益活动。在“想像论”阶段，文学是政治的恋人，它们恋爱了，是感到彼此的需要，它们的结合是自由的选择，一旦感到彼此生疏就分手，政治去从事它的管理国家的活动，文学也去从事它的审美娱乐活动。我认为以“想像论”为基础，可以重构文学政治学，这是关于文学的理论，因为它以尊重文学的特性为逻辑起点，同时也充分地理解政治的独特性，在双重独特性的作用下探讨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想像关系。 ———————— (1)《邓小平文选》第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 (2)旷新年《中国20世纪文艺学学术史》第二部下卷，第313页，上海文艺出版社，2001年。 作者单位：215021，苏州大学文学院，现为教授，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