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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见图）是哈佛大学名教授，一手为中国现代文学开创“现代”维度，一手把尤物、游手好闲者领入学术殿堂。热爱声色，喜欢美食，不道貌岸然，不装腔作势。 经过数次反对，他还是跟在周星驰后面走进汕头大学的大礼堂。他清楚自己在这个下午的角色。他的开场白是粤语，聊电影时夹杂几句国语，不得不提到理论时，是几个英文单词，顺带讽刺一下理论的冷血，还有他自己，“像我们这些读书人”。和周星驰两个多小时的对谈，他是一个适时的提问者（而不是阐释者）和一个真诚的拥趸。 坚决从哈佛提早退休 李欧梵现在正在（香港）中文大学讲授本雅明。本雅明专门讲碎片，而且笔记做得很勤，然后从大量的碎片里提炼出自己的思考。他受影响，意识到原来被大家忽视的建筑、舞场、咖啡馆、电影等物质化的东西其实包含了大量的思想。他想让他的学生知道，一个好的思想家，不一定讲一大堆抽象的道理，而是扎扎实实地做笔记，写下感受，沉甸甸地积累。他对这种勇敢的、对文化有反思的、兴趣很广的人非常佩服。 李欧梵说 “焦虑”是从“影响的焦虑”引申的，本意是说当一个作家用某种模式写某种主张时，已经在前人的阴影之下了。一个人做一件有创意的事，总是伴随着焦虑。焦虑是有好处的，它可能带动某种不安，他这个人蛮好胜的，这种冲劲多半是焦虑带动的。 他说自己我讲的东西都很浅显，根本没有什么哲学。他认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都能找到共通的东西，只不过他对这些东西比较敏感，或者说他把这些敏感的东西讲透了而已。他是不赞成讲一套高深的人生哲学的，我们应该怎样不应该怎样，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比如，他上大学的时候，萨特的存在主义最盛行。 李欧梵希望开创人文空间，任何人都可以进来，大家一起来思考问题，解决问题。他从来不想创造什么学说，所以有人批评他是第二流的学者，第一流的学者要建造一个非常深厚的理论体系，他做不到。啊确实只是想传播新知，推动交流，他成不了大师，当然，啊也不承认有所谓的大师和权威，至少他们和他心目中的大师形象不相符合。 他说自己焦虑，但他肯定不是一直这样，他肯定要让自己安定下来。危机，他认为也是转折口。1998年冬天，劳累和背痛把他困在家里，在客厅的硬地板上躺了6个礼拜。每天吃止痛药，吃得精神恍惚。那是他的人生的一大危机，他开始想，他今后要做什么，就是那6个礼拜，他认为他做了一生中非常重要的几个决定。第一，坚决从哈佛提早退休，回到华文世界；第二,就是找他这个太太，他认识她很久了，他想如果再看到她一定要问她，是不是可以生活在一起。想得很清楚。 他曾经提到治疗焦虑和忧郁的某些药方，在他的那篇题目为《慢》的文章中。昆德拉新近的小说他并不喜欢，除了这本《慢》。《慢》的开头很有意思，讲他和太太在法国公路上开车，忽然，后面有一对青年情侣骑着摩托车飞驰而过。昆德拉说，这些人追求的是一种快的快感，昆德拉就想，恋爱如果没有调情，这些故事怎么写呢？于是他就讲了一个18世纪的故事，一个贵夫人想要引诱一个男士，先请他到家里来，吃点晚餐，到庭院里散散步，看看月亮，看完之后，你就觉得整个叙事把你带入了一个非常美妙的情景，然后他们才上床做爱。他说这就是慢，换言之这种艺术感是从慢里面领悟出来的。他平衡他的生活的办法就是慢。许多后现代理论家就是认为越快越好，而我就故意强调“慢”，让自己的心理速度和外在时间脱节。 李欧梵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作家，最大的问题是文字不好，写杂文勉强可以，偶尔还有些佳句，不过我不可能用我的文笔写出非常精彩的小说来。退而求其次，他想构思一部以思想为主的小说，可是他又怕思想（的成分）太重。准备写个音乐家，用大量的音乐素材，中国文学里写音乐的太少了。他父亲是个音乐家，他想写本小说纪念他。 他想写中国的《约翰?克里斯朵夫》。他迷音乐每天都得听。几乎所有的学术文章，里面都是音乐结构。他希望写一个中国的音乐家，他是真正的国际主义者，他生活在民族主义强盛的抗战时期，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但他喜欢一个俄国的音乐家。他父亲在抗战时写过日记，他计划把他的日记也放进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