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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作者提供稿件 正文二零零三年九月末的一天，病魔缠身的爱德华 ? 萨伊德终于离世。这对他个人是最人道的解脱，对于整个西方理论界乃至于更大的范围之内，却无异于倒下一面旗帜。在人文知识分子备受忽略的今天，当社会批判需要很大的勇气从而使得相当一部分人始终缺乏某些冲动的时候，他的离世似乎愈加显得悲凉。然而，当我们达到理论内部，细细捉摸这位老人的毕生功力时，我们才发现原来我们需要的不仅仅是人文知识分子所特有的不尽的气息，以及源源不断的批判热度，我们还需要一种视野，一种足以洞穿一切的魄力。在其中，透露出逻辑的热源、理性的平和，甚至对不同思维的宽容。这就是世界性的思维。只有世界性的思维才有可能建立世界范围之内的理论。正如萨伊德的“东方主义——西方人眼里的东方”那个著名的文化霸权和政治镜像，尽管其中渗透数种偏见。这是处于欧美边缘化的学者的胜利，同样也是众多类似的先行者们（李欧梵先生可以说也具有这样的特征）所孜孜以求的动力之一。无数的非对称性话语特权，在他们眼里似乎都可以轻轻的抹去。对他们来说，这样的研究，缺乏应有的公正，但是并不缺乏快感。作为一个非常自由的行为人，他们深知这个世界的运行的每一步节奏，同时也忍受着这种迥异于自身的不和谐，那是一些最深处的习惯养成。这仿佛是他们共同的生平。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他们的世界性视野和超越种族的思维，对于全球范围之内的某些命题的阐释，大大突破了一些既定定义，比如说西方长期以来对东方意识形态的蔑视。这样的突破兼备了凤凰涅槃一般的煎熬，在大范围（或者称为世界范围）的自我审视过程中，时隐时现的锋芒，触痛了自身，无论是对于自己最初的信仰来源，还是自己所属民族的国民性格。显然这不同于那些身在其中的反叛与颠覆。由内而外，抑或由外而内，这本是一个辩证的过程，但在二十世纪的中国乃至于东方，似乎还处于起步式的开端。仅此一点，他们可以赢得最起码的尊敬。 曲折的身世，不同文明的接受，异国度的飞速膨胀，自己民族的迂回变异，逐渐都纳入到他们的视野，从而形成了无确定性的研究对象。这些都会使得理论的造就过程具有相当的传奇性和复杂性。对于任何一位世界性的学者，似乎是一个规律。李欧梵先生出生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大陆，随后迁往台湾，再到美国求学，而后辗转世界，周游列国，在异国的讲台上慷慨激昂多年。其间风云变幻无数，大致思路和观点也随之诞生。如同萨伊德生于巴勒斯坦，也是受过近乎完美西式教育的基督徒，站在美国大学的讲台上，对美国政策的行使着批评的职责。他们研究的对象和偏激的程度固然不尽相同，却也可以窥见此类理论学者的研究套路和境遇。 萨伊德终了于他乡，而李欧梵先生终于要回到中国了，这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一个世界性的学者还是把母文化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最终皈依，这是中国人文精神的又一次凸现。不过也不奇怪，李欧梵先生的研究对象就是汉学，理当落叶归根。何况与其他学者不同的是，他从最初的鲁迅到后来的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浪漫一代，直至后来的上海文化怀旧，尽管是由文学跨到文化，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讲，却是越来越地域化，越来越生活活化，越来越细节化。无论是从时间上还是空间上，都越来越接近于中国源文化，而且他的思路，尽管以现代性和后现代为基调，却是把从晚清到当下的中国文化一网打尽，极有见地。可见对此阶段不仅是学理上的论述，更有心灵上的暗自契合。传统的汉学血脉，流躺在他的周身。还有香港，在他的眼里，无疑已经是一个的意象，或古或新，以古居多，这在此书中也是出现过若干次的。香港是世界的，上海也是，殖民主义造就的两个城市，其间的总总不同，李欧梵先生的世界性思维得到了最大的发挥空间。这是从外而内的审视，并非类似于剖心自抉，而是另一种传教士的虔诚。一般来说，世界性的问题若只使用本土文化来解释，未免显得局限。很难想象一个从来没有在欧洲、在新大陆游历过的人会擅长于这样的比较。当然，这还绝不仅是有关地域的差异。比如他们谈得很多的全球化与当下的写作问题，直接需要对海外华文的相当短距离的接触与比较，无论是涉及到港台文学，还是马来西亚文学。对于地域，在他们看来，并不是某些歧视最大的原因。空间的类比往往还是最初级的，长期以来的评价体系，是一个累积和爆发的过程，简直无法控制。华文写作在世界上地位的提高绝不仅是大陆文学的使命，相反，单纯依靠大陆文学，往往道路还会比较曲折。民族的，往往是世界的。这是路人皆知的道理，却往往也束手无策。大陆文学在世界文学的地位并不高，这就需要一些多角度的反思。比较文学的任务固然任重道远，但还在部分层面上做得不够，其中原因一言难尽。但恐怕有一点，也是众多研究者正在努力探寻的，就是如何摆脱研究动作的局限性，从而达到思维上的大一统；或者是寻求一个新的入口，免得在过于狭小的地段频繁堵车。华文文学的尴尬之一，除了创作上的优势并未得到国外学者甚至是部分华人学者的肯定之外，即是自己的理论界也并未出现能够向其他民族的渗透过程中所起到的先导性（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反而稍显滞后。从这一点上讲，那些致力于此项工作，并为这项工作而疾走呼喊的人们，也是值得尊敬的。 李欧梵先生最近在大陆出现的频率大概是他离开大陆以后最高的，无论是他的著作，还是他本人。这有大环境的原因所致，也有个人的私自转向。新出的《上海摩登》，加之不断游走于各座高等学府之间的讲演，博得掌声一片，甚为出彩。手头这本《李欧梵季进对话录》（苏州大学出版社 2003 年 8 月版），应该说是李欧梵先生的最新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了。与之对话的季进先生从事比较文学与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无论是对理论批评史还是对当下现象都是烂熟于心，视野不可谓不开阔，这就自然有了思想碰撞的可能。从他们的对话（季进先生始终将其定位为“访谈”，这姑且不论，只要能产生思想的碰撞就行）来看，表面性的客套之词并不多见，总是不自觉中沉入到了历史性和全球性的思维中去。对他们而言，思维，并不是一件快乐的事情，相反，还会略显沉重，这大概就是思维的痛楚。人文知识分子很久以来都一直自觉承受着这种痛楚，其中欣然居少，痛心居多；自慰居少，自剖居多。其中一来一往，一问一答，倒是触发了不少思路。 讲到的当下文化研究的缺陷，“现在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用文化研究的方法来探讨中国文学这就产生了另外一个危机就是说没有人真正读原著了……”（第 145 页）这倒是真话，相信不少现代文学的从事者都会惭愧。从文化的多元意义来看，文本和文化研究似乎因为从来没有过清晰的界限从而变得可以衍生出一系列的附属物，在当下也会不自然地有所侧重。这似乎是注定的，由此注定的还有其走向即发展势态，其模糊性愈加模糊，没有单一的评判。十八世纪的赫尔德尔把文化定义成为具有整体性、民族性和区域性，在今天看很显然已经无法在解释一些再平常不过的现象。但是文本的世界决不小于现实的世界，这一点似乎很少被正视。除却文学，光凭借宽泛的艺术学和大众影视学等所构造的多元社会层面，不足以营造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一些生活中纯粹的运行迹象，正常的或是反常的，固有的或是被创造的，零碎的或是整体的，都有其介入文化的可能，但终究只是一个分支，甚至被制造成为假象，如类似于行为艺术的源于后现代或是后现代之后的冲动而产生的瞬间激情。另外如经济学中相当重要的经济群体效应，以及心理学中必须提及的从众心理命题，这些在社会运行规律中占有相当重要比重的定义，也或可归入到文学或文化之内（马克斯·韦伯正是超越了他的经济学领域从而达到了另一种高度，而葛兰西的文化批评也显然更偏重于社会的狂飙突进性）。研究者一旦打通多种领域，说起话来似乎相当便利。对于文化的想象，似乎更应该来自多个角度，这一点，已然构成了对文本存在意义的最大质疑者。这种质疑，在今天不可避免的成了既定事实，文本，也由此变得虚无。典藏的浩若烟海的著作，似乎也很难再从故纸堆中重见天日。文化研究的悲哀大概也在于许多学者引以为自豪的所谓大而化之、触类旁通，以至于终于面目全非，难以归入正统。如若真有这么一天，文化研究自己走上了一条欲亲和实用主义而最终达到虚无主义的道路。自生不得，只能自灭。实用主义空泛浮躁的笑声会令所有人文学者感到胆寒。 不得不接着说实用主义。那些事实原本我们还一直不太愿意去承认，但现在已经必须去面对了。那就是人文主义的确陷入到了实用主义的包围之中。“我个人觉得，到了二十一世纪，事实上已经产生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文危机，有人文主义的危机，有人文科学的危机，还有最大的危机就是：所谓的人文主义，人文精神到底有什么用？”（第 165 页）这个问题，自然是一个无答之问，兴许有人也不愿回答，该来的现状的终归要来，无论是工具理性，还是现代性，都最有可能直接导致人文精神的失落。这套人文对话录的出版，果真是如序中所写“记念因为思和想而拥有的痛苦和快乐”？我想大概还是痛苦多一点。无论在什么时代。知识分子的快乐总是有限的，何况现今以此词汇自居的人渐少。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程中，思考的痛苦其实并不能一言以蔽之，所谓有得必有失。苦难的后遗症不可避免，这些甚至可以痛入骨髓，成就一代悲歌。但在某种特定阶段，其突出的将是先前的预兆——我称之为先遗症——也就是一种先前的阵痛，这是一种为思想者所特有的阵痛。在一种形态被打乱之后，并非马上有相适应的规则来取代，而是必须有一个天下大乱的过程，是为苦。若是放到一个具备思考力的阶段，也许这个过程将会比较短暂，比如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和南北战争后的美国。不幸的是我们现在并不处于这样的时代，甚至连最起码的因子都不具备。我们所具有的因子，全都没有进取心，也同样没有责任感。有的，只是在公共领域的放纵。 在一个真正精神生态的社会环境中，破坏并不可怕，因为它有非常强大的创新力。反之，一切行为都是破坏。这种创新力，最可能出现的地方，是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的并存之所。短短的十几年前，这还只是大众文化的贫民窟，远离精英，远离理论，甚至远离某些相近的思维。哈贝马斯早已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中谈到过他的理想的自由主义模式，那还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的事。中国晚了半个世纪，终于隐隐约约与之接轨。固然与哈贝马斯在论述的在以不同，但也折射出一些普遍规律，如大众的接受学。这似乎很有先见之明，却也未曾预料到现今的中国供以人文精神存在的土壤竟然如此之贫瘠。 这真是一个无可奈何的过程，所谓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所以在这本书中，在言辞之间，也不时显现出这样的无奈。好在，这是一本知识分子之间的对话，语调还颇为轻松，也就故且化解了不少原本沉重的命题。这大概就是对话的优势之一吧。的确，非对话类的理论书籍固然显得凝炼，作者的见解也更为系统。但是一些忽然间的火花就很难捕得，从而也就失去了人文知识分子相当重要的一条阐述途径。对话，自古有之，有其神奇的功效。因为这是一个有来往的过程，许多原先的目的，并不成体系，在对话中一步步阐明，或是掩盖，有近有退，有唱有合，蔚为壮观，终于殊途同归，令人欣然。如中国古代的孟子和梁惠王对话，那是最原生态的逻辑显现，同时也显现了中国古文言的魅力。再如近代英国绅士们，名曰“沙龙”，说到底也是喝着咖啡对话聊天，徐志摩就在此情况下，得到了罗素对他的浪漫主义的最初启蒙。现在，这套“新人文对话录丛书”的出版，除了迎合市场的好恶，大概有也一些必须存在的理由。这是人文思想类的书籍普及的一条捷径，在对话中彰显学术思维，其中所营造的历史现场感、现实紧张感都会浮现出它的重点而略去大而无物的表述。李欧梵先生的著作我很爱读，无论是《铁屋中的呐喊》历史现实之间的迂回，还是《上海摩登》文化研究的全新切入，固然都大有裨益，但这次读《对话录》时的酣畅淋漓还是少有的。李欧梵先生近年对海外学界或大陆的文化现象不断有新的见地，但是似乎多呈零散状。季进先生对李先生的关注由来已久，也是摸清了他的近年的思维状态。他的提问，为李欧梵先生找到很多畅谈甚至是倾诉的入口。这实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读着他们或紧或慢的对话，感觉他们已渐入思想者的苦境，远处呈现出孤独者长长的背影。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