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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 19 世纪与 20 世纪之交，知识精英们虽然理论超前，但缺乏创作实绩，在世纪初的近 20 年中，他们的小说理论促成了通俗文学的大繁荣，形成了一个文学中的继承改良派。“五四”前后，知识精英们的理论与创作均有上乘表现，他们以借鉴革新的姿态在本民族发动了一场文学革命。在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的剧烈碰撞中，出现了一个“接编——另办”模式，读者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文学多元共生的内在规律。嗣后虽用行政或半行政手段使市民大众文学出现了 30 年断层，但随着“引进热”又掀起了一个“重印热”，促使人们自省文学的生态平衡的必然性与“因势利导”的必要性。 [ 关键词 ] 继承改良 借鉴革新 生态平衡 [ 一 ] 中国文学现代化的进程肇始于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我认为 19 世纪 20 世纪之交中国文学取得的历史性成就远远超过 20 世纪 21 世纪之交。因为前一个世纪之交正值中国文学的转型期，也即从古典型转化为现代型。这种划时代的成绩是显而易见的。可是后一个世纪之交，文学没有发生什么“质”的变化，也没有什么标志性的作品出现。就这样平平稳稳（也许可以称作平庸）地跨过了庄严的世纪之线。 前一个世纪之交是以“小说界革命”为龙头标志作腾越式前进。它的标志性文章是严复与夏曾佑发表在 1897 年天津《国闻报》上的《本报附印小说缘起》。严复当时刚译好《天演论》，而《缘起》简直是篇文学版的“天演”说。严、夏二人既有世界性视野，也懂艺术规律。但这样一篇连载了十几天的重要文章，竟用了一个很“事务性”的题目，使我感到非常惋惜。可是“本报”附印了哪些小说呢？竟一篇也没有。梁启超在一则《小说丛话》中说：“天津《国闻报》初出时，有一雄文，曰《本报附印小说缘起》，殆万余言。……余当时狂爱之。……《国闻报》论说栏登此文，凡十余日。读者方日日引领以待其所附印者，而始终竟未附一回，亦可称文坛一逸话。” 1 另一篇标志性的文章是梁启超于 1902 年写的，实际上是《新小说》的发刊词。他的文章的题目实在叫得响亮：《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如果他也用《〈新小说〉发刊词》、《创办〈新小说〉缘起》之类，就没有现在的题目醒目了。这两篇标志性文章引进了国外先进的小说观，也强烈地提出了小说“新民说”。当然，梁启超说得过了头，好像小说是“万能”的，小说新民是“速成”的；另外他将小说与政治捆绑得太紧，这对后代也产生影响。但他的文章却大大提升了小说的地位，指出了小说可能发挥的作用，得到文学业内人士的响应。如广东的黄小配就说：小说乃“瀹导社会之灵符”。 2 梁启超很有魄力地办了一个《新小说》杂志，而且一印就是七千册， 3 真算得上开风气之先了。按照他的策划刊登了若干政治小说，还有若干政治性很强的历史小说。可是就连他自己写的《新中国未来记》也实在缺乏小说味。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知识精英们的理论是超前的，但他们的创作队伍却远远滞后。他们提出了先进的理论，可是缺乏创作实绩。而小说热潮的这把“火”倒是烧旺了。他们的锅子里无法烹调出鲜美的食品来。这把“火”对谁有利呢？我认为对通俗文学作家有利，也就是市民大众文学得了益。他们部分地吸收了梁启超等人的理论，大量地创作小说。梁启超写小说是“专欲发表区区政见”， 4 而他们是以强烈的谴责与讽喻瞄准清政府的官场与当时腐败透顶的社会现状，他们与鼓吹“新民”的梁氏可算是同盟军。他们的小说开始与传统的古典型小说有所不同了，市民大众文学也在严氏、梁氏等人的理论的影响下改良自己。靠《新小说》成名的不是梁启超麾下的“小说家”们，而是吴趼人们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谴责小说。 1903 年办了一个《绣像小说》，是李伯元主编的。 1904 年办了一个《新新小说》，是陈景韩办的（即陈冷血，他后来成了名报人，从 1912 年起他是《申报》的总主笔），包天笑是他的合作者。 1906 年办了一个《月月小说》，是吴趼人与周桂笙办的。同年在广州又出了一个《粤东小说林》； 1907 年改名《中外小说林》和《绘图中外小说林》，迁往香港出版，是黄小配与他哥哥黄伯耀办的。 1907 年上海办了一个《小说林》，是黄人与徐念慈（东海觉我）办的。除了梁启超一帮搞政治的人之外，黄人是东吴大学文科总教习，算是学院派（不过刊登的重磅小说是曾朴的《孽海花》第 21 — 25 回，也是谴责小说），其它办杂志的，基本上都是通俗文学作家，应该说，通俗文学在此期间是大繁荣，同时也在不断更新自己的面貌。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提到了几部著名的狭邪小说，如《品花宝鉴》、《花月痕》、《青楼梦》和《海上花列传》，我认为《海上花列传》是有着比较明显的都市通俗小说的特征。我在 2001 年第 4 期的《复旦学报》上，就提出过《海上花列传》是中国通俗文学现代化的开山之作。作者花也怜侬（韩邦庆）。他的小说的时代印记是突出了都市中的商人群体。这部狭邪小说中冶游花丛的主体不再是文人雅士，所以不是才子佳人模式。《海上花列传》的主角是“万商之海”中的大小商人，而文人在里面只是扮演清客的角色。重商观念已很明显，商品意识也较强烈。小说的开端是写外乡人到沪落脚谋生的“移民”，那就是赵朴斋到上海投靠他的娘舅——参店老板洪善卿。以后许多通俗小说都采用了这条“文字漫游热线”，一开始就写乡下人进城。如《歇浦潮》、《黑幕中的黑幕》、《上海春秋》、《人间地狱》、《人海潮》等等。这实际上是反映了上海这个移民城市的一大景观。小说主要写四对男女（女方都是妓女）的感情纠葛，甚至是忠贞不移的爱情生活。所以这是一部披着狭邪外衣的社会言情小说。韩邦庆是一位自视甚高的作家，我认为他“眼高手高”，很了不起。《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孙玉声劝他不要用吴语写小说，他说，曹雪芹能用北京话写小说，我为什么不能用吴语写？孙玉声说，有的苏州话有音无字。他说，仓颉能造字，我就不能造字？他果然造了几个字，如“ 朆 ”、“ 覅 ”等， 也通行了。他一方面向《儒林》笔法学习，另一方面在结构上又有自己独到的手法，以补《儒林》之不足。 全书笔法自谓从《儒林外史》脱化出来，惟穿插藏闪之法，则为从来说部所未有。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或竟接连起十余波，忽东忽西，忽南忽北，随手叙来并无一事完，全部并无一丝挂漏；阅之觉其背面无文字处尚有许多文字，虽未明明叙出，而可以意会得之，此穿插之法也。劈空而来，使阅者茫然不解其如何缘故，急欲观后文，而后文又舍而叙他事矣；及他事叙毕，再叙明其缘故，而其缘故仍未尽明，直至全体尽露，乃知前文所叙并无半个闲字，此藏闪之法也。 所以胡适曾说过，《红楼梦》“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 5 等语。我现在简单地介绍一下四位文学大师级的人物对《海上花列传》的高度评价。第一位是鲁迅，这是大家知道的。说它“近真”，“平淡而近自然者”。其实鲁迅对作者的高度评价是“固能自践其‘写照传神，属辞比事，点缀渲染，跃跃欲生''（第一回）之约者矣”。 6 你看，韩邦庆的口气就是大，还没有写，就说自己的作品会如何如何好，而鲁迅则承认他是“自践其约”了。胡适不仅说小说是“吴语文学的第一部杰作”， 7 极口称赞，还为 1926 年的亚东版的《海上花》写了长篇《序言》，认真地考证了作者韩邦庆的生平。刘半农也写长篇论文《读〈海上花列传〉》，盛赞他的人物形象写得好，是“立体”而不是“平面”的。作为一个语言学家，他说：“在语学方面，也可算得很好的本文。” 8 第四位是张爱玲。她在晚年花了 10 年时间，先将《海上花》译成英语，然后再将这部吴方言杰作译成普通话。即《国语本〈海上花〉》。译得不差。这样，不懂吴语者也可读这部名著了。张爱玲在“二译”过程中，对《海上花》的每一个字经过了几番斟酌掂量，融会贯通，加上她的年龄段与当时的社会比较接近，她的确发表了一些“真知灼见”，对我们理解这部小说有极大的启发。张爱玲用“禁果的果园”这五个字来概括《海上花》的主题。她认为在男女社交不能公开的情况下，盲婚使大多数的青年没有品尝过爱情的滋味，所以有的人就到妓院里去寻找“红粉知己”。但这毕竟是“禁果的果园”，如果为了爱情的需求而敢到这个脏乱的角落里去作勇敢的冒险，不甘以无爱情的生活而“虚度一生”，到这个果园内来偷尝禁果，争得“人”的“爱的权利”，大半是会有痛心的后遗症或造成终身抱憾的。小说在妓院这一男女公开社交场合中，展示了各类商人群体的社会众生相。可以说这是一部有着现代气息的通俗社会言情小说。韩邦庆为这部作品与市民大众见面，设计了一种非常现代化的传播方式： 1892 年，他自办一个个人文艺期刊《海上奇书》，这大概要算中国第一本文学期刊了。先是半月刊，后来是月刊，每期以刊登两回《海上花列传》为主。此刊由《申报》代印代售。共出版了 15 期，也即刊登了 30 回。鲁迅说它“遍鬻于市，颇风行” 9 。总之，《海上花列传》无论在内容和形式上，在市场营销上，都显示出现代意识的萌发。要选现代通俗文学的开山，恐怕就要选有现代性而又站在艺术水准制高点上的作品，才能当之无愧。正如选鲁迅的《狂人日记》为现代知识精英小说的开山之作一样。可惜在这部小说出版的同一年（ 1894 ），韩邦庆就逝世了，年仅 39 。 现在要注意的另一个年头是 1903 年，也就是《新小说》创刊后的第二年，鲁迅所提到的“四大谴责小说”竟在同一年，好像事先约好似的一起开始连载了。这四部谴责小说的现代气息就更浓了，实际上是中国现代通俗社会小说的始祖。李伯元的《官场现形记》连载于《世界繁华报》。鲁迅说“《官场现形记》乃骤享大名”。据统计，从 1905 年到 1911 年，以“官”或“官场”命名的小说，至少有 16 部；而以“现形记”命名的小说，也至少有 16 种。吴趼人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连载于《新小说》。鲁迅说：吴趼人“名于是日盛”，而这部小说“尤为世间所称”。某某怪现状之类也出版了不少。刘鹗的《老残游记》连载于《绣像小说》。而金松岑的《孽海花》作为政治小说先连载于留日学生的革命刊物《江苏》上，后来由曾朴续写， 1904 年写成 20 回。一两年内再版 15 次，印行了五万多册。它们同年出现，貌似偶然，但鲁迅回答了这个“偶然”中的必然：“特缘时势要求”，“以合时人嗜好”。只 12 个字说明了许多问题。当时“群乃知政府不足与图治，顿有掊击之意矣。其小说，则揭发伏藏，显其弊恶，而于时政，严加纠弹，或更扩充，并及风俗。” 10 清朝过去搞了许多严酷的文字狱，现在由于上海租界的缝隙效应，就可以大骂而特骂清政府，有能骂会骂的人，有爱听骂的老百姓。听到这些“严加纠弹”的掊击，就觉得过瘾，舒畅，心头憎愤得以渲泄，以致成为一种“嗜好”。有了这种“嗜好”，市民就会争着去买书来看，以过渲泄之瘾，文化市场中的文学这一分场，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当然，鲁迅也批评了小说的不足，“辞气浮露，笔无藏锋”，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去看，这也是一种通俗小说“适俗”的需要，太含蓄的小说，老百姓不一定能领会，恐怕也不易成为“嗜好”。至于《老残游记》和《孽海花》可说是第一流文学。胡适对《老残游记》与蔡元培对《孽海花》的评价都极高的。胡适认为“《老残游记》最擅长的是描写技术，无论写人写景，作者都不肯用套语滥调，总想熔铸新词，作实地的描画。在这一点上，这部书可算是前无古人了。” 11 蔡元培说：“《孽海花》出版后，觉得最配合我的胃口了，它不但影射的人物轶事的多，为从前小说所没有，就是可疑的故事，可笑的迷信，也都根据当时的一种传说，并非作者捏造的，加以书中的人物，大半是我所见过的，书中的事实，大半是我所习闻的，所以读起来更有趣。” 12 中国现代通俗社会小说在成熟中。 这个时期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知识精英理论开路，他们是栽树人，可是流行的却是市民大众文学，结硕果的是通俗作家。这是一个中国文学现代化起步时非常值得玩味的现象。不过在 1906 年到 1912 年之间，中国的文学也受到很大的损失。 1906 年，李伯元逝世，时年 40 ； 1907 年，李伯元的合作者和助手欧阳钜源逝世，年仅 24 ； 1908 年，《小说林》的主要编者徐念慈逝世，时年 34 ； 1910 年，吴趼人逝世，时年 45 。梁启超是淡出文学界的了，后来黄人也在 1912 年突发疯病。而在南方，黄小配从 1906 年起，也写了不少通俗小说，如《廿载繁华梦》、《洪秀全演义》、《宦海潮》、《大马扁》、《宦海升沉录》等等，也主编期刊《中外小说林》，可是他在 1912 年被陈炯明和胡汉民枪毙了，时年 41 。在当年的办刊者中只剩下一个《新新小说》社的陈景韩，还有是给《新新小说》、《月月小说》、《小说林》撰稿的包天笑。中国现代第二个办刊高潮的带头人就是陈景韩与包天笑，他们在文友们的死死伤伤，“天不假年”中，于 1909 年创办《小说时报》。 《小说时报》最引人注目的是翻译小说的量大得惊人。它一直从 1909 年 10 月办到 1917 年 11 月，出版了 33 期加 1 期增刊。 我统计了一下。翻译的量约占五分之四。即翻译作品共占 4510 页，而创作篇幅仅占 1004 页。他们是懂外语的，不像林纾，自己没有选择的余地。这个刊物中，外国名家小说很多，如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狄更斯、雨果、大仲马、莫泊桑等等。译者也较多，但以冷血、天笑、恽铁樵、周瘦鹃、张汉毅为主力，这些就是以后被划入鸳鸯蝴蝶派的作家。 1912 年，史量才独资买下《申报》后，聘陈冷血为总主笔，以后他很少有精力编杂志了。于是这第二个办刊高潮的主力就应该算包天笑了。当然还有别的杂志，如 1910 年王西神、恽铁樵办的《小说月报》； 1914 年王钝根、周瘦鹃办的《礼拜六》等许多刊物。但以包天笑贡献最突出。他于 1915 年 8 月至 1921 年 6 月，创办了大型季刊《小说大观》，每期 300 多页， 30 多万字。这是中国第一个文学季刊。共出版 15 期。刊登的小说有创作短篇 100 篇，创作长篇 18 部；翻译短篇 50 篇，翻译长篇 26 部。其中叶小凤的《如此京华》、包天笑的《冥鸿》、《牛棚絮语》都较有名。更值得一提的是包天笑在 1917 年 1 月办了一个通体是白话的《小说画报》。包天笑认为 “ 小说以白话为正宗 ” 。 “ 盖文 学进化之轨道，必由古语之文学变而为俗话之文学。中国先秦之文多用俗话，观于楚辞、墨、庄，方言杂出，可为证也。自宋而后，文学界一大革命即俗话文学之崛然突起。”所以他在《例言》中说：“小说以白话为正宗，本杂志全用白话体，取其雅俗共赏，凡闺秀、学生、商界、工人，无不咸宜。”《小说画报》创刊的同年同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而陈独秀则说：“白话文学，将为中国文学之正宗，余亦笃信而渴望之。吾生当亲见其成，则大幸也。”（发表《文学改良刍议》时的跋语）《新青年》是 1918 年 4 月才全部改用白话。陈独秀在北京写《文学改良刍议》的跋语时，他不知道在上海已出版了一个白话小说刊物。你想，在 1917 年初，包天笑一个人手中有三个很有影响的杂志；一个以翻译为主，一个是大型季刊，还有一个是通体白话刊物，你说他能不能算是第二个办刊高潮中的主力了？以上为什么只提通俗刊物，不提通俗小说单行本的成就？那是因为当时几部有名的小说，都先经报刊连载，才出版单行本的，谈刊物，就是谈当时若干影响很大的长篇小说。那时优秀的短篇小说不多，短篇小说集更是稀有。最著名的短篇集是翻译小说集。如 1917 年 3 月，周瘦鹃在中华书局结集出版《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分上、中、下三卷。鲁迅、周作人曾加以推荐，并加赞语：“凡欧美 47 家著作，国别计十有四，其中意、西、瑞典、荷兰、塞尔维亚，在中国皆属创见，所选亦多佳作，又每一篇署著者名氏，并附小像略传，用心颇为恳挚，不仅志在娱悦人耳目，足为近来译事之光。”认为在当时实属“昏夜之微光”，“鸡群之鸣鹤”。 13 我们说一句公平话，凡此种种举措，如此多多的成果，请问一下，他们究竟是作为 1917 年文学革命的对立物，还是一座步入“文学新纪元”的桥梁？许多新文学作家那时还是少年，不少人是读着这些作品才开始知道外面还有一个广阔的世界。 据我的不完全统计，在“五四”前，这个通俗文学作家的圈子中（后来被称为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就有 34 人或多或少从事过文学作品的翻译工作。我认为这些通俗作家是为 “ 五四 ” 作过 “ 隐性准备 ” 的。文学的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通俗作家也作过或多或少的贡献。这是一条宽广的大道，不只是少数人才能涉险而过的独木小桥，更不是新文学家的 “ 专利品 ” 。当然，通俗作家也有许多庸俗文字，那是我们应该指出的，应该去剔除和剥离。可是也应该看到，庸俗文字也总是打着通俗文学的牌子出现的，在市场化的情况下，也不是他们可以控制得了的。但他们一般皆有儒家风范，怎么黄色下流，也是不大会发生的。至于说是袁世凯称帝，政治上的反动，才使鸳鸯蝴蝶派“大行其道”。这种说法更是属于“政治过敏症”的论调。他们之中有许多人是“反袁斗士”。在“附刊”中刊登《玉梨魂》和《孽冤镜》的《民权报》就是因为反袁而被袁世凯当局封杀的。 在民初，在小说创作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徐枕亚的《玉梨魂》，吴双热的《孽冤镜》和李定夷的《 霣 玉怨》。从这些当时的代表作中我们可以知道，男女的婚姻自由已经提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议事日程上来了。这三部作品的骈俪式的外壳固然使我们可以作为当时的一种盛行的形式去加以研究，但我觉得更有意思的是，看一看中国的“老儿女们”在挣脱封建的桎梏中是何等的艰难，他们不仅是渐进的，而且是拖泥带水的。哪有后来胡适在独幕剧《终身大事》中那么干脆：这是你我两人自己的事，你自己应该决断。这是孩儿自己的事，孩儿应该自己作主等等之类。那是一种受西方影响的知识阶层的解决问题的方式。可是在市民阶层中，或是没有受过西方思潮的洗礼的中国老儿女们，就来了什么“发情止礼”啦，移花接木啦；既痛斥父母专制，又乞怜父母恩赐啦；女主人公明明宣布，“自由在法律之中，固不容人之干涉”啦，可是让她争取自由结婚，她却将父母之命“误读”为“法律之化身”。从这些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世界”的居民们的思想逻辑，充分说明挣脱封建罗网的艰巨与曲折。 由于《玉梨魂》的畅销，另一类雷同化的小说又大量涌现。那就是《玉梨魂》式的哭哭啼啼的哀情小说了。但这股势头很快得到了有力的批评与遏止，这位批评者就是《小说月报》的第二任编辑恽铁樵（鲁迅的《怀旧》就是由他签发的，他还加了许多评点赞语）。他在 1915 年 4 月 25 日 出版的《小说月报》 6 卷 4 期上发表了《答刘幼新论言情小说书》。他写道： “ 爱情小说所以不为识者所欢迎，因出版太多，陈陈相因，遂无足观也，去年敝报上几屏弃不用，即是此意。 ” 他认为 “ 多用风云月露绮罗等字样 ” ，将几个乾嘉时期的骈文大家的典故翻来覆去， “ 以有涯应无涯，犹且涸可立待 …… 而读者欲睡也。 ” 他又在 1915 年 7 月《小说月报》 6 卷 7 期上发表《论言情小说撰不如译》。他写道： “ 外国言情小说层出不穷，推原其故，则以彼邦有男女交际而言，吾国无之。彼有自由结婚为法，我国还在新旧嬗蜕之时 …… 是故欧洲言情小说取之社会而有余，我国言情小说，搜索枯肠而不足。 ” 他也不是一概排斥国人创作言情小说，他提出： “ 言情不能不言社会，是言情亦可谓为社会。 ” 他大力提倡社会小说，同时也为言情小说开启了一条宽阔的道路：社会言情小说。我以为，在通俗作家之中像恽铁樵这样的理论指导实在太少了。恽铁樵是为通俗文学作过多方贡献的。 这一时期，这些通俗作家实际上构成了一个现代文学中的“继承改良派”。他们直接承传鲁迅所指认的“狭邪小说”、“谴责小说”，还有是“侠义公安小说”（后来侠义小说为武侠小说所取代，而公安小说则又因接受外来形式，就更注重侦探小说的探索，所谓包公与福尔摩斯的“交接班”）它们在渐进式的现代化的道路上改良自己。 [ 二 ] 时序发展到“五四”前后，一个崭新的情况发生了，那就是知识精英文学的创作队伍已经形成，甚至有的人已达到了非常成熟的地步。《新青年》的整体水平也远远超过《国闻报》与梁启超的改良主义报刊的理论高度。鲁迅在《新青年》等刊物上所发表的小说，真可说发一篇是一篇。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提出了比梁启超的“新文体”更彻底的语言革命的纲领。在文学上，中国的一个“借鉴革新派”开始形成。这“借鉴”是指他们向世界文学的精华学习与吸纳，翻译并尝试创作，从而掀起一个文学革命运动，使本民族的文学与世界接轨，并力争使自己成为世界文学之林中的佳木。胡适的《尝试集》就是诗歌革新的初步尝试，而鲁迅的《狂人日记》是借鉴果戈里的作品的生态来针砭民族锢弊的革新之作，乃至成为新文学巨人起步的划时代丰碑。正如鲁迅自述《狂人日记》的创作过程时所说的：“大约所仰仗的全是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此外的准备，一点也没有。” 14 周作人也在 1921 年说过： “ 中国现在文艺的根芽，来自异域，这原是当然的；但种在这古国里，吸收了特殊的土味与空气，将来开出怎样的花来，实在是很可注意的事。 ” 15 这些由知识精英组成的 “ 借鉴革新派 ” 对那些曾经在现代化的道路上“渐进”的人当然会有若干非议。于是周作人等指认他们是 “ 《玉梨魂》派的鸳鸯蝴蝶体 ” 16 ，钱玄同命名他们是 “ 鸳鸯蝴蝶派 ” 17 。周作人在《中国小说中的男女问题》中说： “ 近时流行的《玉梨魂》，虽然文章很是肉麻，为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祖师，所记的事，却可算是一个问题。 ” 18 到后来指责与碰撞更为剧烈，也就发生了《小说月报》的改组等等的实质性的变革。而《礼拜六》就是针对《小说月报》的改组而复刊的。在 1921 年 4 月出版的第 103 期上，《礼拜六》记者就在《编辑室》中宣称： “ 本刊小说，颇注重社会问题，家庭问题，以极诚恳之笔出之。 ” （这显然是受了知识精英文学的影响，但由于双方的对峙，往往不会承认是受了对方的影响）。在同一个月出版的 104 期上，以《各大报馆奖语汇刊》的形式，说出为什么《礼拜六》要复刊的原因： “ 《中华新报》 谈善吾 先生语： ‘ 《礼拜六》小说，当时颇得阅者欢迎。惜久停刊，盖以《小说月报》内容较为丰富故也。现《小说月报》改组，向之爱读《小说月报》者，不无另换一种心理，于是《礼拜六》复活，为王钝根、 周瘦鹃 君之力，而社会之欢迎，较前此尤甚。但观其内容益加丰富，则销行之广，正未可量耳，谨贡片言，即为介绍。'' ” 与《礼拜六》复刊相连接的一个动作是周瘦鹃又新办《半月》。在《半月》上，也想以短篇小说这个 “ 借鉴革新派 ” 的强项 —— 作同类型小说之抗衡。具体的表现是何海鸣的《求幸福斋主人卖小说的话》： 我很想与小说界几个卖文的同志先将短篇小说认真地作几篇，成一种现代中国短篇小说的完成作品……慢慢地由于抬高现代中国短篇小说价值，紧挨上世界文坛上去……我们做小说出卖的人倘若肯大大地努力，将小说的价值抬高，国人知道这是一种重要的文学，人生都应该有这种东西来安慰…… 19 这当然是有一种与知识精英文学进行比赛的意思。因为与此同时，他还说过不能让别人把我们看成“没心胸”的人。他的确写出了几篇我认为很有水平的小说，如《老琴师》、《先烈祠前》和《一个枪毙的人》等等，还有毕倚虹的《北里婴儿》，也可算是优秀的短篇，但就整体而言，水平较高的通俗短篇毕竟不多，它不是继承改良派的强项。 在知识精英作家的批判声中，市民大众文学的作家一般总是采取守势，因为他们缺乏理论人才去阐明自己存在的必然性与必要性。 1921 年 5 月《文学旬刊》创刊，到 1923 年 7 月第 81 期时改名为《文学》，发表《本刊改革宣言》说： “ 以文学为消遣品，以卑劣的思想与游戏态度来侮蔑文艺，熏染青年头脑的，我们则认他们为 ‘ 敌 '' ，以我们的力量，努力把他们扫出文艺界以外。抱传统的文艺观，想闭塞我们文艺界前进之路的，或想向后退去的，我们则认他们为 ‘ 敌 '' ，以我们的力量，努力与他们奋斗。 ” 这里所说的两点，前者是文学功能观上的分歧，后者是指传统文艺观的问题了。于是三顶帽子也扣上了市民通俗作家的头颅， 一是封建思想与买办意识的混血种。二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十里洋场的畸形胎儿。三是游戏的消遣的金钱主义。封建思想是有一些的，如“从一而终”、“发情止礼”、“愚孝”之类，但也随时代的步伐而不断“冲淡”，以致建立新的道德观；而买办思想是没有的，他们非常看重民族大义与民族气节之类的操守。大都市的成型必然会兴起通俗热，而且他们是站在市民的立场上观察评判一切的，而不是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去为“畸形胎儿”接生的。至于第三顶帽子纯属文学功能观的不同，他们是中国第一代职业作家，所谓“金钱主义”乃指文学的“商品性”也。可是他们讲不出这番道理，他们的对策是在论争中保持沉默，他们不争领导权或中心、主流等等；他们只争夺读者，保住自己的领地，“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饭”。在知识精英文学还缺少成功的长篇小说可以楔入市民读者层的时候，他们主要的对策是利用中国通俗传统小说的长篇章回形式，去占领读者市场。在 20 世纪 20 年代前后，他们拿出了《广陵潮》、《歇浦潮》、《恨海孤舟记》、《人间地狱》、《春明外史》、《上海春秋》、《金粉世家》等等社会小说或社会言情小说，《江湖奇侠传》、《近代侠义英雄传》、《奇侠精忠传》、《荒江女侠》、《山东响马传》等等武侠会党小说，这些作品的确占领了广大的市民读者市场。他们不仅以情节性取胜，令市民读者喜闻乐见，而且他们笔下的那些人物与事件，也是知识精英作家笔下所没有的或是不熟悉的。就以《近代侠义英雄传》中的王五、霍元甲而论，知识精英作家不会去写他们，但又是活在市民大众心目中的英雄人物。 《近代侠义英雄传》已完全跳出了清代侠义小说的窠臼，真正为民国武侠小说自立了门户。鲁迅曾对清代的侠义公安小说作评：“这等小说，大概是叙侠义之士，除盗平叛的事情，而中间每以名臣大官，总领一切。” 20 那时的侠义与公案往往是孪生子，而挣断这根传统的锁链的平江不肖生可以称得上民国武侠的开山大师。这部小说中的民族革命观念和爱国主义精神与武侠情节达到了水乳交融的程度。更为可贵的是，它是第一部反映近代中西文化冲突的武侠小说。作者对西方帝国主义的文化、“武化”侵略持坚决抗击的态度，但对于建立在实证科学基础上的西方文明，包括医学、体育、技击方面的科学成就，则予以肯定：作品反帝而不排外，肯定西学而不媚外；另一方面，对于中华民族传统武学中所浸润着的文化精神，作者并不满足于“武艺”表层的描述，而是从“道”与“艺”、“德”与“武”的辩证关系入手，深入揭示了作为“武艺”内核的深层文化内涵。把“武艺”提升到“文化”层次并在中西文化冲突中加以表现与阐释。这部小说很生动地表现了不肖生的“现代意识”，这也是一部表现“现代”题材的不可多得的成功之作。不肖生的文学语言也几乎达到了“文体家”的水平，十分口语化，而又是十分纯正的书面语。不愧是“继承改良派”的一部力作。在知识精英作家中象朱自清那样真正看到了他们的继承性也并不多： 在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小说和词曲（包括戏曲）更是小道中的小道，就因为是消遣的，不严肃。不严肃也就是不正经；小说通常称作“闲书”，不是正经书。……鸳鸯蝴蝶派小说意在供人们茶余酒后的消遣，倒是中国小说的正宗。中国小说一向以“志怪”、“传奇”为主。……这个“奇”正是供人们茶余酒后消遣的。 21 其实朱自清在这段文章中除了说明通俗小说的“继承性”之外，还说了一个大众化的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趣味性”。我们讨论了多次大众化问题，谈了很多方案和方法，例如“旧瓶装新酒”等等，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用通俗的形式让老百姓能接受我们要宣传的意识形态，可是从来不讲大众化首先要注意趣味性，同时也要注意“休闲性”。鲁迅说：“说到‘趣味''那是现在确已算是一种罪名了，但无论人类底也罢，阶级的也罢，我还希望总有一日驰禁，讲文艺不必要‘没趣味''。” 22 “在实际上，悲愤者和劳作者，是时时需要休息与高兴的。” 23 市民大众文学作家笔下的生活的广阔性以及他们所关注的题材与人物，与知识精英作家极具互补性。我提出过“都市乡土小说”这个概念。就是想说明市民大众文学作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贡献是写出了我国都市的民间生活与民俗风貌。知识精英作家侨寓在大都市里，他们笔下的乡土文学是写自己故土的独特的民间民俗生活。可是他们与侨寓的大都会的民间民俗生活是并不贴近的。鲁迅在谈乡土文学时也委婉地指出了这一点。这一部分的生活正是由侨寓在大都会中的市民大众文学的作家来完成的。关于互补性的问题，我在 2003 年第 1 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中发表了《论新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补关系》，在 2002 年第 3 期的《文学评论》上发表了《论都市乡土小说》。在这里我不再复述了。但是我觉得，要探索通俗文学的价值体系，就是要着重去研究这些都市乡土小说的价值，因为它“存真性”较强，原汁原味。虽然有些人看来这是 “ 低层次的真实 ” ，可是通俗文学提供了我们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从社会学的视角去阅读这派的小说，我们能看到一幅清末民初社会机体急遽变革的画像；旧的机体正在以怎样的速度与形态无可挽回地衰朽着。我们若要研究清末民初的社会，在他们的作品中一定可以获得许多有用的东西。如果我们从民俗学的角度去窥探，我们可以得到许多民俗沿革的瑰宝，特别是欧风美雨东袭登陆上海与固有传统习俗相对抗相杂交时，民俗的细致变异，然后再辐射到内地去的过程。凡是从研究文化学的视角透视通俗文学，就会发现它是一座蕴藏量极丰的富矿。我们还可以列举通俗文学的其他的价值。如从经济学的视角去衡定，它提供了若干中外 “ 商战 ” 的交锋和中国近现代经济结构变性的图像；从地域史的视角去追踪，我们会感到，要写上海、北京、天津、南京等大都会的历史，要写苏州、杭州、扬州等文化名城的地方史，编撰中国的租界史，而去阅读相关的通俗文学的小说，就会得到许多感性的知识。张恨水做了五年记者才开始写《春明外史》，以百万言再现故都在新旧流变中的社会众生相。李涵秋的《广陵潮》以鸦片战争至 “ 五四 ” 运动的许多重大事件为背景，再现 70 年间的稗官野史，使当时中下层社会的民间风情、闾巷习俗，跃然纸上。而姚民哀则以优秀评弹艺人的身份混迹江湖，悉心研究江湖会党，成为写会党小说著称于时的通俗小说家。而包天笑侨寓上海 20 年，长期的记者与主笔生涯，使他积累了大量的生活素材，写成了长篇小说《上海春秋》，这是一部 “ 十里洋场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市民大众文学就是靠这些作品，在知识精英的排炮轰击下，生存了下来，这个派别有值得保留的必然性与必要性。至于市民大众文学的局限性也是非常明显的，我以为知识精英作家对他们的许多批评的确是有道理的，只是将这一派别置于敌我矛盾的总体估价上是存偏差的，因此有些批评就失去了“准星”。 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张恨水的《啼笑因缘》在上海的面世，其市场占有份额以及对新的读者层面的开拓，使知识精英文学界也为之震惊，许多知识青年也为其所吸引。无独有偶， 1931 年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等作品的出现，后来竟然得到郑振铎的“极口推许，认为他的造诣之深，远出张恨水之上。” 24 说明通俗文学的更上一层楼。刘云若与 1932 年还珠楼主的 “ 蜀山系列 ” 的冒头，是所谓 “‘ 王 '' 气北移 ” 的先兆。接下来就是宫白羽、王度庐、郑证因和朱贞木等所谓北派四大家的走红。而在南方，《秋海棠》继《啼笑因缘》现象之后，又掀起了一个热潮。张爱玲、徐讦和无名氏的出现，构成了所谓 “ 新市民小说 ” 的又一个兴奋点，这是新文学、外国文学与通俗文学相融汇的崭新文学现象。 在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通俗文学的对峙中， 20 世纪 20 年代最大的一次阵地争夺战是接编《小说月报》，可是商务印书馆又另办《小说世界》。 20 世纪 30 年代最大的一次阵地争夺战是接编《申报·自由谈》，但报馆老板又另办《申报·春秋》。这种“接编——另办”模式是耐人寻味的。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你知识精英文学领导时代新潮流，我就将很有名望的老牌阵地让给你办，以显示我并非逆时代潮流而动。可是那么一大批市民读者群我也不准备放弃，于是我就来个“另办”。这是出版社和报社的“有倾向性的走钢丝的平衡动作”。我以为这个“接编——另办”模式极具象征意义，以致可以用来概括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学生态的缩影。 在 1930 年前后，现代文坛是非常热闹的。可是知识精英文学中的革命作家们自己分成了若干社团争斗了起来。以致鲁迅也有无穷感慨：“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需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25 看来“唯我独革”，“唯我独左”也不是“文革”中才有的。可是我们也可以体会到，在那时，市民通俗作家头上的压力也相对小得多了。 从 20 世纪 30 年代的“政治大介入”发展到了 20 世纪 40 年代的“政权大介入”，是很有许多话可说的。但限于篇幅，在本文中不说也罢。不过从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在文学上的对峙也有了新的松动。可是这个文学中的抗日统一战线并没有真正清算“敌我情结”；或者还以为是特殊情况下的一种恩赐。以致一旦权力在手，就可随心所欲。在 40 年代末到 50 年代初，就以行政或半行政的手段中止了大陆通俗文学的发表权与流通权。以后那些以继承中国古代小说传统为特色的现代通俗文学只能在台港显示其生机，在大众读者视听的地平线上升起了如金庸、梁羽生、高阳、古龙、琼瑶等璀璨群星。在大陆发生断层期间，台港的通俗作家正在探索如何融汇新文学与西方现代主义的精萃，为 “ 我 ” 所用，在继承的前提下开启新思路，探索新模式，以更符合新的一代的读者大众的审美情趣。通俗文学理应沿着民族化的道路，在进行自我革新的现代化途程中发展壮大自己。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80 年代初，大陆趁改革开放的大好时机，将这些作品引了进来，使深受八个所谓 “ 样板戏 ” 的统治而将人情与人性挤干了的大陆文学，迎来了一个手不释卷、趋之若鹜的阅读热潮，而 “ 引进热 ” 使大陆的读者忽然醒悟，台港通俗文学的 “ 根 ” 原是在我们大陆，于是引发了一场清末民初通俗小说 “ 重印热 ” 。这好像是一次 “ 大循环 ” ，却包含着一个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而那些以斗、批、扫、围、堵为己任的 “ 鲧 ” 先生们也该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反省了。他们所缔造的防“洪”大堤一夜间就被冲塌了。应该知道，对待通俗文学要以 “ 因势利导 ” 的 “ 禹 ” 的治水方法，使其走上 “ 良性循环 ” 的健康发展的道路。专门想以一元化的文学作品去满足全民的多元需求，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现实的。过去想将市民大众文学扫出文艺界，这是一种永远也不能成功的 “ 无效劳动 ” 。真正的出路是在于利用我们今天的理论优势，去总结出一套通俗小说创作的规律，从《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 “ 民间积累型 ” 的通俗作品中，从后继的 “ 文人独创型 ” 的通俗作品中，包括近代韩邦庆们的作品中，现代张恨水、刘云若们的作品中，总结出他们成功的经验，也包括某些不足的教训，建立我们 有中国特色的通俗文学理论体系，使 通俗文学得以健康的发展。我们应该承认文学生态平衡的必要性。以上就是我的知识精英文学与市民大众文学双翼展翅翱翔的“两个翅膀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观。 1 载《新小说》第 7 号《小说丛话》，第 169 页。 2 转引自方志强编著《黄世仲大传》第 105 页，夏菲尔国际出版公司 1999 年版。 3 这个数字是根据《新小说》第 1 号《新串班本黄萧养回头全套》的台词：“新印起七千几部”，见该号第 171 页。 4 饮冰室主人：《〈新中国未来记〉·绪言》，见《新小说》第 1 号，第 51 页。 5 胡适：《胡适〈红楼梦〉研究论述全编》第 290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年版。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 26 篇·清之狭邪小说》，《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224 页，人民出版社 1963 年版。 7 胡适：《海上花列传·序》《胡适文存》第 3 集第 363 页，黄山书社 1996 年版。 8 刘半农：《半农杂文》第 1 册，第 247 页，星云堂书店 1934 年版。 9 同 [6] 第 223 页。 10 以上鲁迅关于谴责小说的论述均见《中国小说史略·第 28 篇·清末之谴责小说》，第 239 — 250 页，版本同 [6] 。 11 胡适：《老残游记·序》，《胡适文存》第 3 卷第 407 页，版本同 [7] 。 12 《追悼曾孟朴先生》，转引魏绍昌《〈孽海花〉资料》第 198 页，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2 年版。 13 见 1917 年 11 月 30 日 《教育公报》第 4 年第 15 期。此系鲁迅任“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时，决定为该书授奖而写的评语，由周作人起草。转引自《鲁迅佚文集》，四川人民出版社 1979 年版 115 页。 14 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393 页，版本同 [6] 。 15 周作人：《在希腊诸岛·附记》，见《知堂序跋》第 249 页，岳麓书社 1987 年版。 16 周作人：《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第 293 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年版。 17 钱玄同：《“黑幕”书》，载《新青年》第 6 卷第 1 号，第 74 — 75 页。 18 《每周评论》， 1919 年 2 月 2 日 。 19 载 1922 年 1 月 22 日 出版的《半月》第 1 卷第 10 号，第 1 页。 20 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 8 卷第 352 页，版本同 [6] 。 21 朱自清：《论严肃》，载《朱自清全集》第 3 卷第 139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6 年版。 22 鲁迅：《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鲁迅全集》第 7 卷第 187 页，版本同 [6] 。 23 鲁迅：《花边文学·过年》，《鲁迅全集》第 5 卷第 358 页，版本同 [6] 。 24 徐铸成：《张恨水与刘云若》，载《旧闻杂记》第 100 页。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 25 鲁迅：《二心集·我们要批评家》，《鲁迅全集》第 4 卷第 189 页，版本同 [6] 。 [ 作者简介 ] 范伯群， 1931 年生于浙江省湖州市，曾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已退休。著有《郁达夫评传》、《冰心评传》、《鲁迅小说新论》（均与曾华鹏合作）等。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 1898 — 1949 中外文学比较史》（与朱栋霖合作）、《中国现代文学史（ 1917 — 1986 ）》（与吴宏聪合作）等。 原载《深圳大学学报》 2004 年第 1 期，《新华文摘》 2004 年第 8 期转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