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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谴责到黑幕 清末的狭邪小说把镜头聚焦于大都会后，一方面产生了浓重的言情味，写品尝“禁果”中的种种纠葛与风波;而另一方面也会产生强烈的社会小说的效果，通过其中的高等妓院——当时的高级社交场所，看大都市的社会众生相。而清末的谴责小说，它本身就是通俗社会小说。总之，这两类清末的小说都对现代通俗社会小说有极大的影响，但相对而言，中国现代通俗社会小说更侧重于承传谴责小说的衣钵。既然这些通俗小说家不尚“前瞻”，那么他们就往往以谴责为能事了。因此，写黑幕小说，也是被他们视为谴责的一种手段。据文学史资料记载，“ 1916 年 10 月 10 日，上海《时事新报》开辟‘上海黑幕''专栏，自此黑幕小说开始风行。” [1] 但鲁迅则认为黑幕小说乃谴责小说之“堕落”：一些自命学步谴责小说的人。“徒作谯呵之文”，“其下者乃至丑诋私敌，等于谤书;又有谩骂之志而无抒写之才，则遂堕落而为‘黑幕小说''。” [2] 当然，这种堕落也是有一个过程的。叶小凤作为通俗流派的圈内人，曾略述过这一过程： 黑幕二字，今已成一诲淫诲盗之假名。当此二字初发见于某报时，小凤奉之若神明，以为得此慈悲广大教主，将地狱现状，一一揭布，必能令众生目骇惊心，见而自戒。及见其渐近于淫亵，则喟然叹曰：洪水之祸发于此矣。 [3] 他在列诉诸般“罪状”后，劝告说：“而作俑者，于此亦可告一段落矣。”行文中的“渐进于”实际上就透露出堕落的趋向性，乃至不可收拾。 1918年2月1日路滨生编辑《绘图中国黑幕大观》初集上下、续集上下共四大卷，由中华图书集成公司发行，纂辑170位作者的黑幕笔记742则，内分政界、军界、学界、商界、报界、家庭、党会、匪类、江湖、翻戏、优伶、娼妓、僧道、拆白党、慈善事业、一切人物等16个门类的黑幕。第一页上是一封蔡元培的亲笔手书(影印件)，抄录如下： 谨复者，前于各报广告栏见黑幕大观，意为近世写实派小说一流，已函订预约券。今奉 惠书益谂 诸君子救世苦心深所钦佩。惟作序则诚未敢。因未读全书， 率尔发言，不特自轻兼亦轻 大著也。如必欲鄙人列名，即以此函代序，未识有当 尊诣否?手此祗颂 著祺 蔡元培敬复 12月26日(1917年) [4] 从信的内容看来，蔡元培是客气的，也是审慎的，有保留的，但没有蔑视或鄙薄的成份。他还从邮局汇上 2元2角款项预订此书，也看不出预订之后准备“批判”之用。由此可知，在他回信时，黑幕笔记也还没有堕落到鲁迅大加斥责的地步。其实，黑幕小说一度之会如此红火，是迎合了市民感到在这个千奇百怪、瞬息万变的大都市中，有一种常遇陷阱和捕机的不安全感。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因此想以这种揭露种种黑幕的书籍增加他们在都市生活中的安全度，就像今天有人想学点“防身术”一样。我们现在常用“曝光”这个词汇，就是因为有黑箱操作而恐其中有弊，缺乏透明度就易于使腐败分子有机可乘，所以要将这一黑暗的角落暴露于光于化日之下。可是当年的黑幕小说却从“曝光”向“教唆”质变。这就应受到严正的抨击。 《礼拜六》的编者王钝根在为《绘图中国黑幕大观·序》中说：“故黑幕大观，学校外之教科书也，使天真烂漫之少年，忠厚朴实之君子，读而知所戒备;尤使贫困之士，勿歆小利而堕其身家，厥功伟哉。” [5] 黑幕有如此“丰功伟绩”，即使是提倡揭黑幕的初期，也是夸大了的;而叶小凤则斥责黑幕是“开男盗女娼之函授学堂……学生之黑幕程度，继长增高，进而教之，且将与流氓拆白颉颃”。 [6] 这对许多渲染作案的详情细节，有教唆之嫌的文章说来，倒是值得大声疾呼的。不过有一点要肯定，此类事物确有两面性。包天笑在 1918年7月1日发表了一个短篇，题目就叫《黑幕》，倒是大家在争论黑幕小说功过时的一帖清醒剂。小说中写“我”的老友精心编撰了一部高等数学的稿子，可是送遍大小书局都碰壁归来。其中一个书局的经理兼编辑主任对他说，现在只收黑幕的稿件，而且赌场、烟窟、堂子、姨太太、拆白党……皆有写不完的黑幕。自己没有题材，可在本埠的小新闻中去找，例如某公馆姨太太逃走了，这一则三数行的新闻，你可以无中生有、移花接木，扩充成一万多字。当那位朋友问及这对人心道德将产生什么效果时，那经理还说他太迂。现在出书是“吗啡针政策”，只要读者感到“刺激”，有毒与否是出门不认货的;我们这些小书局也靠跟潮流，“热门货”抢得快才能生存，黑幕小说对我们书局也是一针起兴奋作用的“吗啡针”。那老朋友向“我”讲述之后说“我这著作做了个死后殉葬物了”。“我”将这席沉痛的话“写了下来，自己读了一遍，不觉叫声阿呀，可怕得很。这黑幕是有传染性的流行病。我这篇东西，不很像讲的黑幕吗?我朋友没有传染，倒传染了我。” [7] 包天笑这篇小说可以令人更“理智”地看问题的两面性。黑幕需要曝光;但以黑幕为赚取暴利而像贩卖鸦片和吗啡一样，那是要做“缉毒”工作的，而看见黑幕两字，就一概加以迎头痛剿，也是“弓杯蛇影”心理。《海上繁华梦》的作者写过一部《黑幕中之黑幕》， [8] 虽称不上内容、技巧都佳，但的确提出了都市现代化的过程中很需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黑幕中之黑幕》最主要的情节是三个来自崇明的青年到上海求发展，有的被女色所勾引，有的经营商业又被骗，这些黑幕似乎又是老一套，可是作家却提出一个新问题，这些骗子均是会钻法律空子的人。崇明青年被骗以后，骗子还怂恿他告上法庭，可是骗子早已做好“伪证”。男拆白党拿出与女骗子的结婚证书，反说那青年诱拐良家妇女;为女骗子所买的家俱等等的东西，他们早已趁男方不注意时将发票偷到了手，到法庭上就说这些贵重的东西全是女方买下的，当着众人的面堂而皇之的全数搬走了。上海租界行的是西法。在法庭上就是原告、被告、律师在“问官”的主持下摆开阵势，拿出“真凭实据”来辩论。在事先设计好的“天衣无缝”的“伪证”面前，真是有口难辩。狂呼“冤枉”也无用，“青天大老爷”只重证据，拒绝喊冤。结果是反判崇明人坐牢。骗子又说可以保外就医，又不得不费了极麻烦的手续，更重要的是这一道道手续皆是骗大钱的好机会。一旦保出了西牢，还要对骗子千恩万谢呢。这真是叫“黑幕中的黑幕”了。作品的另一个重要情节更有意思，那就是崇明人开珠宝店。骗子就对他说，请一个外国人做靠山，人家就不敢来欺侮你了。像当时的一些中国轮船，花了钱挂上外国国旗一样，可以省掉许多麻烦，还可以逃税和运违禁品之类;于是拉来一个外国浪人，叫他做什么“出面东家”，还在开业时登了报，挂上了这个外国浪人的名字。不久，外国人就来“鹊巢鸠占”，说这家珠宝店是他开的，还有报纸为证，而骗子又与外国浪人“狼狈为奸”，弄得连官司也没法打。 《黑幕中之黑幕》实际上是通过小说在 20世纪20年代给读者上“法律启蒙课”。在当时，这真是新鲜事，钻法律空子行骗，这还是方兴未艾的新的犯罪手段。这些高级骗子在上海还是有身份的头面人物，善于利用西法设计“连环套”式的骗局。但是这部小说反没有《海上繁华梦》受欢迎，这大概上海的普通市民对“法制观念”还不大感兴趣，觉得对自己说来缺乏实用价值。但我们不得不佩服孙玉声真有点超前意识。《黑幕中之黑幕》不失为是一部较好的通俗社会小说。 • 为中国现代政治经济画像 古代小说以英雄、儿女、神魔为三元素，而现代通俗小说则以社会、言情、武侠、侦探为四大门类。现代社会的复杂性、广阔性、多样性、多元化与古代社会已不可同日而语，社会小说就自然被提升到了一个显著的地位，一度跃为“四类之首”。而中国现代通俗社会小说又在反映的层面上，以其领域的宏阔和深入市井三教九流等优势而见称于世;别说是知识精英文学所没有顾及的社会层面与角落，即使是在勾勒政、经的主流题材上，也为后代读者留下珍贵的历史画面。 吴趼人的《发财秘诀》为我们提供了中国经济变性图像的一个重要侧影——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第一代买办的起家史。一个乡村愚民区丙因偶然的机缘向香港的外国人贩中国“小土产”而发财，后又见利而“卖国”，在鸦片战争前夕给英军提供广州的有关情报。他开始意识到不懂洋话而被“中介”克扣许多钱财是很窝囊的，可是他已缺乏学洋话的“年龄优势”，于是他寄期望于自己的儿子。他儿子向外国洋行中的小跑腿陶庆云学，可是陶庆云又奇货可居。这就是小说前半部(前 5回)的主要情节，背景是中国“一口通商”时的广州。从第6回到第10回，区丙的一家被作者丢掉了;专写陶庆云跟着洋大班到上海的情景。这在结构上是个大缺点，可是小说从写“一口通商”到“五口通商”，而中国的买办也只有到上海这个新兴的第一大商埠中来活动，似乎更能透视其本质。到了上海，陶庆云从一个小伙计一跃而成了副买办，是一帮跟洋人来上海的广东人中最春风得意的。他在洋洋自得时传播了他发迹的三条经验，一是要会揣摩洋东家的脾气，二是要诚实，三是要精通洋话。不懂洋话即使有前两条，也是白搭：“根本就在懂洋说话。你想，如果不懂说话，就有本事也无从干起，就会看颜色，也轮不到你看。”而诚实也是指对洋东家的狗一般的忠实，而对本国人是不在其列的。只要三者俱备，就能大大的发洋财。于是他们一帮人在上海移民潮的“房荒”中做地皮生意发横财;贩卖人口到外国去做猪仔;在洋人沿长江各内地口岸逐一开发时，就以汉口为聚散地控制茶叶出口生意，他们可以操纵价钱，使中国内地的茶农大亏血本，直到悬梁自尽的惨境。陶庆云一听到曾国藩与李鸿章要选取190个聪明子弟到花旗去读书，就拍手欢呼：“我把我陶家子侄，不问年纪大小，一律都送了去。”在他看来，中国书不读，中国字不识都是无所谓的，洋话才是一个人的立身之本。而他的同行魏又园的话就更彻底了：“情愿饥死了，也不要就中国人的事……还是情愿做外国人的狗，还不愿做中国的人呢!”连祖宗与祖国也是可以卖，这就是他们的“发财秘诀”。作者用江湖术士知微子给人算命时的一句话为全书作结：“你若要发财，速与阎罗王商量，把你本有的人心挖去，换上一个兽心。”吴趼人这位“我，佛山人”，既懂家乡广东的生活，而到上海闯世界时，又扩大了自己的眼界：中国的第一代买办主要是洋人于“一口通商”时在广东培养的，新辟上海为商埠了，广州的洋大班就携广帮买办来沪，还带着一批“咸水妹”，捷足先登。这个中国经济变性的图像是吴趼人所熟知的，他能描绘出他们的面容和内心世界。 接下来就是鸦片买卖的猖獗和中国的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在《黑狱》与《政海》有较为真实的反映。作者张春帆( 1872—1935)，笔名漱六山房，常州人。他的成名作是《九尾龟》。阿英评价说： 漱六山房张春帆所著小说，最为人称道者，为写清妓院生活之《九尾龟》。实则张氏所著之《黑狱》，其价值乃高过《九尾龟》十百倍，乃真可称，然绝不为人所知。《黑狱》系写鸦片战争前夜的小说……所描写的，都是鸦片输入后，在广东所造成的种种恶果，自官吏以至小民。此书之写实性甚强。即书中之事实，足见官民间因鸦片所引起的种种纠纷之日趋严重，而必然引起大的“激变”，此“激变”，即清醒之官民，必有一日起而拒鸦片之再输入，而不惜种种牺牲以完成之。读此册再阅其它鸦片战争小说，可知中英鸦片之战，其发生实有悠久之前因。 [9] 张春帆的《九尾龟》被胡适称为“嫖学指南”， [10] 而复被鲁迅称为“嫖学教科书”， [11] 而《黑狱》则被阿英列入“国难小说”，这样的“两面人”在市民通俗小说作者群中并不是稀罕的现象。《黑狱》反映了广东的官吏吸上了鸦片，就丧心灭理，在地方上酿造出许多奇灾异祸;百姓吸上了鸦片，就倾家荡产，如染麻风，遂成废物，乌黑的烟膏竟熬出了一个黑暗地狱。作者所写的官吏就涉及两广总督、广州府太尊、县衙知县、海关关督——鸦片毒化了衙门上下，把整片官场薰得更黑，染上毒瘾的官吏，更加为所欲为，草菅人命，弄得官逼民反，盗贼蜂起;遭抡而不报案尚可，一报案，所剩的家产也会被官府刮尽。因此有民谣说：“强盗官，一般般，不报案，留一半。”老百姓视“强盗”与“官”已是一路的货色。其它如财主富户、殷实名医、花农、屠夫，乃至花子，与鸦片结缘者，莫不有意想不到的灾患。而有的人之所以离不开鸦片，不是因为自己意志不坚，而是从娘胎里带来的烟瘾。瘾君子的小孩哭闹，只要对着他喷几口烟，就笑逐颜开。梁十五就是这样的“先天瘾君子”。他抽尽了祖产，被迫卖了妻子。他儿子问他，妈妈到那里去了?他指指烟枪说，钻进这里去了。儿子说，我也能进去玩玩吗?他说过几天带你进去。过几天儿子也“钻”进了烟枪。他只能凭他的膂力去做强盗。后来成了首领，就枪回了妻子和儿子。那妻是卖给一个巨绅作妾的，儿子是卖给一个著名的讼师作义子的。这两家硬逼县官史朴破案，梁十五就老实不客气劫了县衙，将这个平时会想出各种苛刑来残害百姓的史朴割了双耳，脸上还剌上“赃官”二字。史朴回衙后哭得死去活来：“我从此不好做官了。苦呵!”他们的为官也是花了大本钱用银子铺路的。这就是鸦片输入后的广东的现实。而种下祸根的罪魁祸首，就是将输出鸦片作为它们巨额国家收入，不惜嫁祸于人的英帝国主义。小说的结尾写道：“林制台得了代表广东百姓的意见，禁烟的心越发坚定。便同将军抚提司道商量，要实行他的主意。不想招人嫉忌，诖误了功名，还几乎丧了性命，却因此开个亘古未有的局面，也是林制台初时万想不到的事。”《黑狱》是与《九尾龟》一二集同在 1906年出版的。1909年张春帆写过《宦海》，但超不过《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而他在1923年发表的连载小说《政海》 [12] 却独树一帜，揭露北洋军阀对外投降，对内镇压，自己则倾轧内哄，使民国“国将不国”的种种罪行。 《政海》是以一位新闻记者陈铁舫的眼睛看中国的政局的剧烈动荡。他虽是上海报社的记者，但因他负有报导北京新闻的职责，所以不仅对北京熟稔，而且在小说中的几个关键性时刻，他皆在北京。小说选择的时代背景正是“五四”前后、巴黎和会与直皖战争等紧锣密鼓的时刻。在他的小说中覃志安(段琪瑞)、齐作仁(徐世昌)、国玉璋(冯国璋)、虎昆吾(曹锟)、伍玉芝(吴佩孚)、庄作楫(张作霖)、铁中铮(徐树铮)、陆威林(陆徵祥)等政要的身影频频出镜，将那尔虞我诈，纵横捭合，争权夺地，置民于水火的紊乱政局也算写得“井然有序”。特别是作者几乎是同步反映政坛诸丑，当时那些军阀政客不仅还在人世，有的甚至还身居要津，如此贴近现实的曝光，也算是颇有胆识的了。 这正是袁世凯逝世、张勋复辟后，各派军阀群霸割据，演出“恶虎村”的时节，将个衣冠傀儡齐作仁捧上台，而段琪瑞操纵福民俱乐部(即历史上臭名昭著的安福系)要巴黎和会上的中国代表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放弃青岛主权而在条约上签字。另一方面却是学生组织救国会到统领府请愿，“这班学生都是青年爱国的志士”，“在新华门外等了一天一夜，无故的给警察厅逮捕了几个人去，又打伤了好几十个学生。这一下子的风潮可闹得大了。始而是京城里各学堂罢课，各苦力罢工，渐渐的这罢课罢工的风潮，推广到南方来。”而中国的全权代表“陆威林在巴黎，因为自己的外交政策完全失败，却又完全是本国政府弄糟的，正在一万分的不高兴，怎禁得全国学生同团体的电报，就如雪片的一般，来得络绎不绝，都是叫他不要签字的。这个当儿，政府的电报也同雪片一般的飞来，叫他签字。陆代表着实踌躇了一回，又和胡代表密密的商量了一天。竟毅然决然的拒绝签字，立时回国。只把个覃督办同一班福民俱乐部的人都气得目瞪口呆，做声不得。”从第 12回至14回，是写直皖之战，政治角逐与军阀矛盾已经到了白日化的程度，非到兵刃相见不可了，这是覃志安与伍玉芝的对台戏。这几章里写得更是有声有色。一会儿是覃志安演出逼宫戏，他派兵包围统领府，挟天子以领诸侯。可是伍玉芝作为军界后起之秀，他很有指挥艺术，在当时的军阀部队的指挥官中也算是佼佼者，连覃志安部队中的洋顾问也无奈地对他称赞一番： 国防军所受的教育，同所用的军械，实在可以无敌于中国。无奈伍玉芝的战略高妙非常。始而延长阵线，虚张声势，动摇我们这一方面的视听，他却自己统着极精锐的队伍，忽东忽西的四面策应，叫人捉摸不定他的主力军队的集中地，以至于我们的炮兵骑兵都失去了效用。像这样的以少击众的战略，不但你们贵国军人中少得很，就是东西各国的有名宿将，战略也不过如此。 于是伍玉芝以胜利者的姿态进了北京。现在是要“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了，可是出乎读者意外的是，这是一场彬彬有礼的“晤面”， 伍玉芝还恭恭敬敬地向覃志安行了个礼，一口一声“老师”。作者是要告诉读者，军阀混战的目的主要是为了抢地盘，地盘到手后，倒是“对事不对人”的，只要敌方交出兵权，宣布下野，或是出国考察之类，也就不计前愆了。现在覃志安满足了上述的要求，下野到天津租界上去“听候处理”，即使再让伍玉芝多叫几声“老师”也是无所谓的。作者看透了军阀家们的游戏规则，至于老百姓的流离失所，士兵的充作炮灰，那不过是他们“游戏”中的工具与筹码而已。接下来是写他们赌局后的分赃。而齐大统领则用袁世凯的故智，挑拨封疆大吏的不和来保持自己的御座。作者只能在小说结尾借一个二流政客之口发出浩叹：“我到今天才明白，咳!这政海的风波，真是万分险恶，好好的一个人，一卷进这里头去，良心也没有了，人格也可以不要了。可怕得很啊!” 姚 宛 雏( 1893—1954)是通俗文学中杰出的社会小说家。他是“南社”中坚。柳亚子在《南社纪略》中介绍说：“江苏松江人。京师大学高材生，与林庚白有太学二子之目。后任江苏省长公署秘书，南京市政府秘书，江苏省政府秘书。”上海解放后，为文史馆馆员，又由陈毅元帅之提名推荐，当选为松江县副县长。1915年，他的长篇《恨海孤舟记》在《小说画报》上连载，自辛亥革命写起，止于袁世凯逝世。它的主旨是写“狐鼠凭城，豺狼当道”时，一个知识者像一叶“恨海中的孤舟”，在“朝局尽翻，民生憔悴”中飘流着，无法找到心灵的家园。小说中不乏名人行状轶事，宋教仁、陈其美、蔡锷、章太炎、刘师培、杨度、何震、柳亚子、苏曼殊、陈去病……等一一在书中出场，使读者重温许多历史性的镜头，弥足珍贵。而《龙套人语》 [13] 则写于 1929年，以龙公的笔名连载于上海《时报》，背景是南京、上海，扩而大之则旁及江浙。是“记载南方掌故，网罗江左轶闻”。老新闻工作者、戏剧评论家、小说家冯叔鸾并不认识作者，却为之写序，给予高度评价：“不佞服务新闻界，橐笔海上，盖已十有三年，仅忆其涯略如此。更廿年后，必将无人能悉，且无人能述。沦于末寮者，故能巨细靡遗，滔滔不尽，若数家珍。虽曰诙谐以出之，而言外余音，固含有无限感慨，殆所谓伤心人别有怀抱者耶?”不论是“恨海孤舟”也好，抑或“伤心人别有怀抱”也好，作者对旧社会的政坛是有自己的揭暴与针砭的。小说的技巧与格调也高出于《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在《恨海孤舟记》一开场，就写了辛亥革命时的北京与北大，这部小说和作者的笔记《饮粉庑笔语》，是有若干北大早期校史的回忆资料的。在京师风声鹤唳，教授乞假，学生遣散中，主人公就到上海参与办报。报社的同仁是于右任、邵力子、柳亚子、叶小凤、胡朴安等后来皆是政界和学界名流，所遭逢到的是陈其美、宋教仁遇剌;蔡锷秘密出京，到云南做义军总司令;杨度、刘师培的筹安会，起草劝进表;章太炎的被袁世凯软禁等等现在看来大多是历史性事件。而《龙套人语》重在写江浙与上海的政局更迭，有些历史人物的轶事也娓娓道来，引人入胜。单就一位“江南无冕皇帝”张謇的轶事就写了 5章;鲁迅曾谈到孙传芳演出投壶古礼与章太炎之关系，我们已不甚了了，可是小说中写这出“古装戏”就整整一章有余，简直是《鲁迅全集》的一个活注释;至于那些军阀为什么要如此大捧章太炎，一度似乎红得发紫，作者在小说中解析得头头是道，鞭辟入里，令人信服;而章太炎与梁启超在南京讲学的盛状，也写得呼之欲出，音容笑貌，宛在眼前。更可贵的是作者能将中国知识阶层中的“民族的脊梁”写得有声有色，有时也使作品呈现出“一派亮色”。如他写松江前辈名士杨了公，原来是个富户人家，硬是搞各种公益和慈善事业，使家产告磬。每次办此类事业，总是自己先捐出一笔大款项，然后再到各富户家募集，弄得财主们对他恨之入骨。在辛亥革命时，他老先生独自跑上松江城楼，竖起两面白旗，将龙旗打倒，以迎民军入城。光复后，他也“功成不居”，还是做他的诗，参他的禅，还办了孤儿院，家财虽早已散光，现在是靠卖文鬻字的收入，充作孤儿们的用度。小说中写孙子才平息萧山“教案”，这是当时常有的民教冲突，五六千乡民包围县城，扬言要杀尽外国教士与本国教民。这里既有正义的反抗，也有排外主义的盲动。孙子才不带一兵一卒，以“诚心救我萧民”为出发点，以大气魄大腕力，平息了这椿一触即发的流血事件。作者笔下出场的都是一个个活的有个性的人物，就以他写章太炎为例，章被袁世凯软禁在北京，有日本友人帮他化装出逃，写得可谓精彩绝伦： 正是火车将开的当儿，站上搭客一拥而出，那日本朋友正招呼他上车，猛见人丛中挤出一个人来，穿着件蓝布大褂儿，像个店家伙计打扮，看到他也和颜悦色走上前来，对乘伯(章太炎在书中的名字——引者注)弯了弯，说道：“庄大人，久违了啊!你老一向好?怎么不请过来。”乘伯一愣，不觉冲口说道：“你是谁?”那人满面堆下笑来，说道：“庄大人，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啦!小的便是琉璃厂德古斋里的。大人，你往常没事的时候，总到小店里来逛逛的，小的也侍候你好几回啦。”说着一边向袋里摸出一扣折子，乘伯听了也只是模模糊糊的，便道：“你想是认错人了，我又不姓庄，我有要事到天津去，也没有功夫与你多拌嘴。”说着举步想走，却被那人双手拦住，笑道：“且慢!庄大人要到天津去，我也不敢拦你的驾，不过有一笔账，请大人就算算。”说着就递过那折子来。乘伯惊道：“我几时欠你家的钱，你这人好没道理，只顾胡缠。”说时车已将开，汽笛呜呜的响了，他的日本朋友急得只是用眼来睃着他，又见索账的事，不好来管，早见有几个军官装束的人走了进来，见了乘伯，还举手行了个敬礼。笑道：“庄大人在这里什么事?”又向那人道：“你这人好不睁眼，扯着大人做什么?府里有要事要请大人去啦。”说着便去扯开那伙计，那人只自笑，也不争辩。此时车站站长也走了进来，对着乘伯只自打恭作揖说道：“不晓得庄先生驾到，没有招待，失礼得很!”庄乘伯急得暗暗顿足，说道：“你们不知，我有急事到天津去。无奈那个人胡言乱语地打搅人。”站长笑道：“先生别怪，别的事小可不敢管，先生是大总统命令我们保护着的人。到天津去的事，没有公府里吩咐，小可却不敢斗胆叫先生去。”乘伯大怒道：“我偏要去，你们又该拿我怎样?”站长只顾笑，也不回答。几个军官，做好做歹，把那伙计拖了开去，便道：“马车已套好了，请大人就去。”乘伯 嗔 目道：“哪里去?”军官笑道：“公府里一早传出话来。叫请大人进去，有面谈的公事。我们四处都找到了。却不晓得大人要到天津去。”说到这里，笑了一笑，便也不由乘伯分说，半拖半扶，把乘伯簇拥入马车里，加上一鞭，风驰电掣般，直向总统府去了……乘伯到了公府，总统却给你一个不见，任乘伯在府里客座上大跳大骂，只是个不见不闻，足足挨了三四个钟头，乘伯火气也挫了些下去，才见步军统领、巡警总监两个人，一先一后走了进来，对乘伯陪话，跳了个三花脸儿，劝着乘伯回去。乘伯一面走，一面说道：“你们别太高兴了!这压力不是可以常用的，你们现在果然是狐假虎威，张牙舞爪，我看冰山一倒，你们还有这样势力吗?到那时，我还要来抚你们的没头尸体，凭吊一回哩。” 化装的小特务、军官、站长、统领、总监，演出一台“多簧戏”，章太炎影响太大，又杀不得，只好软禁软磨。而章太炎也书呆子气可掬，却又正气凛然，性格跃然纸上，但也不懂斗争策略，他只会拿袁世凯给他的勋章做扇坠，一摇一晃地站在总统府门前，大骂袁世凯，得了一个“章疯子”的雅号。姚 宛 雏的小说倒是深得古典小说的神韵的。他真是不朽而又被尘封多年的通俗社会小说家。 政海风波险恶，商海汪洋汹涌。在这方面比较可称的是 1922—1923年连载在包天笑主编的《星期》上的《交易所现形记》，作者江红蕉(1898—1972)，苏州人。赵苕狂在《江红蕉君传》中说：“红蕉则自谓作社会小说似较有把握。” [14] 小说写上海商界闻人郁谦伯与日本浪人龟三郎勾结，按照日本 “取引所”的规则，开办支那交易所，发行股票，不到半年股票价格飞涨，其它巨头也纷起效尤。于是上海的交易所就像雨后春笋般的疯长，股票也随之大起大落、暴涨暴跌。持股票者破产后，吃生鸦片者有之，吞金者有之，跳黄浦者有之;竟然还有商业学校的学生亏了 160元，被人家逼得上吊而死;也有人在半夜里吊死在交易所中的。正如作品中所说，这“哪里是做生意?委实是一种赌博。这种赌法完全是把身家性命做孤注一掷”。小说中还写了上海交易所经纪人同盟罢工的风潮，交易所职员又随意“跳槽”，任意另立山头，后来弄得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毫无商业秘密可言。1921 年夏秋间，仅几个月，上海即成立交易所一百四五十家，信托公司十多家，一场在中国经济史上留下印痕的金融业大风波正在蕴酿着。在大量股票上市，投机狂潮迫使市面上银根日紧，股票价格暴跌，交易所与信托公司纷纷倒闭，在风雨飘摇中上海能渡过这次倒闭浩劫者仅有6家。这是在中国经济史上有名的“上海信交风潮”，使上海的经济大伤元气，好久才得以缓过气来。《交易所现形记》就是这场使上海经济受到大挫折与大凋敝的忠实记录。这部小说的优点是在于“忠实记录”，而它的不足，也在于仅仅是“忠实记录”。它没有像《子夜》中吴荪甫这样的典型人物，但它使读者了解这次大风暴的全过程，参与者的行为与心态，以及这一事件的波及面，这些典型的细节，不可能为经济史所记载，那么这部商界小说也就算是补了经济史不能顾及的另一面了。 • 问题小说与反战小说 知识精英文学和市民通俗文学中都有“问题小说”之目。周作人对“问题小说”作界定前首先要读者分清“教训小说”与“问题小说”之不同：“教训小说所宣传的，必是已经成立的、过去的道德。问题小说提倡的，必尚未成立，却不可不有的将来的道德。一个重申旧说，一个特创新例，大不相同。” [15] 也就是说，问题小说是有异于封建陈规而需要探索的新道德，当然问题小说不一定要有答案，那种认为没有答案的问题小说就是作者局限性的表现之类的理论，是很错误的。一种新道德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或靠某个人的意志可以决定的。 知识精英文学的问题小说更多地是接受了易卜生的问题剧的影响。市民通俗文学提倡问题剧早于知识精英文学。它是 1916年由恽铁樵与张舍我共同提出的，此后，张舍我就成了写这类小说的代表人物。他在自己的小说《博爱与利己》的“作者附识”中说： 问题小说( Problem Story),创自美国之小说家施笃唐氏(Prank Stockton),其小说《女欤虎欤》(The Lady or The Tiger)。【某君译之为《妒之研究》，见《小说月报》七卷。 [16] 恽铁樵先生尝悬赏征文以论其究竟，颇饶兴味。】氏以二千金售之《独立周刊》，披露后极为一般哲学家与心理学家所称许。而氏之名亦遂大噪。问题小说之作，原由于哲学上或社会上之一种重大问题。著者以为非一二人所能武断解决，亦非一二人之思想识力所可解决，故演之于小说，以求社会上之共同解决，意至善也。故今日欧美小说界中，从事于此种作品者渐多。首期之《父子欤夫妻欤》一篇为社会的，此篇则为哲理的。然粗率疏散，无当大雅，愿读者诸君有以教之。 市民通俗文学的问题小说也是受外国作家的影响，但它倒是要寻求答案的文学，但这答案是必然会引起讨论、研究，甚至引起辩论的，或者可以各执一词而莫衷一是的。这就符合了他们要求小说有趣味的宗旨，甚至在研究时得到一种论辩的娱乐。施笃唐的《女欤虎欤》是写某蛮族之王有一种特别的判决罪犯的方法。将罪犯置于大斗兽场中，场内有两扇绝然相同的门，一扇门内是一猛虎，另一门内是一美女。罪犯必须开启一门。如是猛虎，他就被吞噬，说明犯人罪有应得;如是美女，则说明他是受了冤屈，此美女就赏其为妻。蛮王的爱女乃掌上明珠，但她却爱上了宫中的一个仆役。蛮王盛怒中就将这个青年置于斗兽场中宣判。其爱女用巨贿得知哪个门是猛兽或美女，只要举手示意，仆役即可免死而得美女为妻，而这个美女又正好是公主的情敌。这就是译作《嫉之研究》的原因，那么公主会示意仆役开哪个门呢?“一生一死煞费苦心，总难两全，或死或生，无非一散。然则公主胸中欲其所欢施身于何方乎?想其展转踌躇，魂梦缭绕，芳心一寸，回辘无穷。有时念及所欢，将饱虎腹……碧血四飞，丰肌立尽……时或想情人，启门而睹彼美……欢也既庆更生，又偿夙愿，轻怜缓惜，笑见新人……凡此诸端，萦回不已。”施笃唐再三描绘与假设公主的内心斗争之后说：“诸君于茶余酒后，试各审思而裁度之，美人欤，猛虎欤?”而《小说月报》编者恽铁樵在这篇小说的后面附言作悬赏征文：“欧美盛行辩论会，常分团体为两组，拟题互诘。……本题命意，取义于此。爱读诸君……对于本篇，定多隽论，倘录其往反辩驳之词见示，当择优刊录，以公同好。”这是读者们揣摩公主内心斗争后的“互诘”，可以各执一端，恐怕是永远也不会“定于一尊”，于是这就是一种游戏，或是一种智力测试，也可以提高到一种研究性的论辩，是一种要求有答案而不可得的局面。但读者的兴趣是肯定会被吊起来，而且是高高的。 张舍我( 1896—?)江苏川沙县人(今属上海市)家清贫，15岁时就毛遂自荐，考取上海某报社做记者，开始接触五光十色的社会。由于工资微薄一再变换职业，在商务印书馆觅得校对工作，有更多机会埋头于书本。他求知若渴，后入沪江大学，在图书馆的中外书籍的海洋中“欢泳”，并开始从事创译。恽铁樵对他的译笔，击节赞赏。张舍我的问题小说的代表作《博爱与利己》，写胡汝刚误伤孙金标致死，其弟孙鸣歧决心为兄报仇，但不知仇人的下落;其时胡汝刚在国外受基督教教义之感化后回国传教，在孙鸣歧有难时，救其大难不死，后孙鸣歧知道了这位牧师就是多年要寻觅的杀兄仇人，他现在也有机会用举手之劳报仇雪恨。小说提出的问题是孙鸣歧还是抱着“人若害我，我必取偿”的人类利己主义去报仇呢，还是因人性本善，加之胡又有恩于他而用博爱主义去宽恕胡汝刚。作者在小说结尾写道：“试问这结局到底是博爱思想占胜呢，还是利己思想占先，著者没有仔细研究过人类的心理，不敢下一个数据语，还请诸群的赐教。”作者认为这篇小说是一个哲理的探讨，但这篇小说似乎达不到哲理的深度，比起《女欤虎欤》的兴趣性要差得多。但张舍我后来的许多问题小说还是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问题：诸如恋爱、婚姻、家庭、就业、生死价值观、国家主权、信仰与宗教等等问题，但由于他们在党派性上的超脱态度，革命问题是不在他的视野范围之内的。总的说来，他们的问题小说的启迪作用是不能望知识精英文学问题小说之项背的。 与张舍我一起提倡问题小说的恽铁樵( 1893—1935，江苏武进人)是位资深编辑，也是最善于奖掖青年作者的虚怀若谷的忠厚长者。1913年，他写过《工人小史》，对具有宁折不弯的高尚人格与维护捍卫自己尊严的工人，进行了歌颂。而鲁迅的第一篇小说《怀旧》就是在他手中发表的，而且加了许多嘉评;张恨水早期的习作也得到他的鼓励，对张以后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也有催生的作用。一位是精英文学的泰斗，一们是通俗文学的大师，在他们起步时，他都起了良好的作用，这倒是在编辑史上可以记载一笔的。而这次与张舍我共同提倡问题小说，那时张不过是一个20岁的青年，但他与张合作撰文时，总将张的姓名置于他之上，这不得不令人肃然起进。后来他的子女数人均误于庸医而先后死亡，他悲愤中竟自学医术，既然成名，因他耳朵重听，人称“神聋医”他的医学著述声名在文学作品之上。 在“五四”时期，市民通俗文学中也有像知识精英文学所倡导的问题小说那样的作品出现，如包天笑的《谁之罪》与姚 宛 雏的《牺牲一切》。 包天笑( 1876—1973，苏州人)的《谁之罪》写贫穷小摊贩王国才为东洋杂货商代销杂货，但“五四”抵制日货风潮中学生们砸了日货，他生活无着，最后服毒自杀了。作者在结尾中问道： 看官们啊!我做这篇小说，确是写实。你说王国才的死，是人家害了他吗?人家何尝害他，也是光明磊落，一国国民到此地步应有的举动。你说没有害了他吗?王国才到底为了什么死的。……所以我请读此篇小说的人掩卷想一想，到底是谁人的罪。我所以取名叫《谁之罪》。 其实小说中的罪魁祸首是指没有出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 姚 宛 雏的《牺牲一切》是写日本洋行中的一位中国职员，他一方面是怕失业而家庭生活无着，一方面却有爱国心而不愿为侵略者的主子服务。经过思想斗争，还是一封辞职信投入邮筒，从此不踏入这个洋行的门限。 何海鸣也是一个写短篇问题小说的好手。《一个枪毙的人》写“生当为豪杰，死亦为鬼雄”者的一番演说。他在赴刑场的三叉路口，遇见一队排场浩大的送丧队伍，又有一队是旧式婚礼的仪仗，三支队伍争道各不相让。死囚发话了： 朋友们呀!那一边是一个已死的人，睡在棺材里，这一边是一个将死的人，坐在囚车上。……那已死的朋友，有这许多仪仗送他的死，可惜他藏在棺材的深处，看不见他死后的光荣了。我这将死未死的人，也有这一群人来送我去死，这可算得是我的大出丧。然而我能亲眼看见这场热闹，我比他还满足呢…… 她被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送给一个不相识的人，供人家的蹂躏，她的自由何在?不自由，毋宁死!这不是明明去送她的死吗?……可怜的女子，我是视死如归，你还求生不得啊!…… 于是人马渐渐的又移动了，枪毙犯人的囚车，在前面走;送殡出丧的，降作了第二队;送亲出嫁，委屈着殿了后了。于是一个将死的人，一个已死的人，一个半死半活的人，都被各人的孝子贤孙、亲族朋友、仪仗队伍强行簇拥了去，谁也没有抗拒的法子。 像这样的小说倒是属于哲理的，可容读者去沉思默想。 1924年江浙军阀齐卢大战。在军阀混战年代，逐鹿中原，鏖战北方，是司空见惯的事，可是号称东南首富的沪苏杭地区沧为战区，那还是太平天国时才有的事。叶圣陶写出名篇《潘先生在难中》，而市民通俗小说家中写作反战小说者也特盛，如俞天愤、严独鹤、程瞻庐、范烟桥、顾明道、江红蕉等。特别是过去一直写侦探小说的俞天愤，还是红十字会救济队队员，深入前线，帮助难民，救死扶伤，以目击之惨状为原料，控诉军阀之罪行。他除了将战场的实况予以报导外，曾将两封在焦土中拾到的溅满鲜血的家信——《连长的家报》——一个已经为军阀卖了命的连长控诉“军阀家”的罪恶。而顾明道的《避兵记》则写：“各地人民咸知大难将临，呼吁不应，纷纷携家避难至海上，租界中几有人满之患，托庇外人，亦大可怜也。苏城富家于前数日已捷足先走，城内颇形恐慌，街市寥落，风声鹤唳，一夕数惊。”而此类反战小说，当以包天笑在1924年底到1925年底在《半月》上连载的《甲子絮谈》为代表作。所谓“絮谈”也就是与读者轻声细语而又滔滔汩汩地谈这场战乱中悬民于水火的惨象，还有是这场战乱中的上海租界中奇形怪状的社会百态，市民通俗作家也习惯于用这种“社会百态为其“卖点”的： 小泉渐渐的来到北火车站了，那一条界路和火车站只隔着马路旁边的一带铁栏干，栏干以南却是租界，栏干以北就是华界的火车站。这时火车站已纷扰得不成样子了，那租界上沿铁栏干一带，不但华捕、印捕加派双岗，连外国商团也在巡防，界路这一边，看热闹的人实在不少，好似自己站在租界里瞧着华界里的人，别有一种境界，就像在两个国土里一般。 把那种“隔岸观火”的旁观者的“置身事外”或“幸灾乐祸”的国民劣根性也流露出来了。小说中“拉夫”的种种惨象也写得跃然纸上。包天笑通过人物的对话说出这次战乱的动因：“上海地方，就是那不正当的营业容易发财……现在最时髦的就是贩土，其次就是办发财票，再其次就是开赌，再其次就是卖假票欺骗人家，开游戏场引诱良家。你想这一次打仗，却是为什么打的?谁也知道为了鸦片烟土的事，大家要争一个鸦片地盘呢!”拿当年他所写的这些话，对照今天的一些历史读物，我们就能知道其可靠的程度：对军阀来说“军队是主要的因素，但不控制地盘也难维持。地盘提供可靠基地，再加上税收、物资与士兵……加之许多军阀把他们辖区的权势看成很可能是暂时的，他们不能总是依靠获得税收的传统做法。他们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切地想搜刮钱财……销售鸦片赚得大宗款项;这种毒品的税收中心在禁烟局的伪装下日益增多。在有些地区，合法化了的赌博提供了大笔收入，例如在广东， 1928年的赌博税每月收入1,200,000元，而且是许多高级官吏为私用而瞒过大笔款项以后的数字。卖淫等行业也受到支持并由军阀抽税。” [17] 以此对照，包天笑笔下的当年老百姓的话，也可说是洞若观火了。 • 文化小说与地域小说 市民通俗文学小说以其反映大都市的民间民俗风情为其特色，特别以西方欧风美雨在东方老大中国登陆后的道德规范的相碰撞或合理吸收，以及民间民俗的相冲克或相融汇，乃至社会价值观的从不同到有所变异的微妙过程为其描摹的重点，因此，它本来就有很浓厚的文化意韵。也许他们的作家并不自觉以此为其“看家术”，可是历史地反顾它们的作品，却埋藏着许多文化渐变的曲折历程的详图。当以大城市为登陆滩头，而又向内地辐射时，这种所谓时尚又悄悄地为中国民众所接受。但是本节首先要着重介绍的是文化市场和教育事业在这场变革中的阵痛与分娩的艰难进程。 平襟亚( 1894—1980)，常熟人，笔名网珠生、秋翁。家贫，17岁到上海闯世界，除写小说外，也涉足出版业，对上海的现代化文化市场开拓之后的畸形竞争，了如指掌，对上海“文字劳工”市场之外的文化蠹鱼也极为了解;对20世纪20年代的电影潮、诗谜潮，“海派高僧”、靠“慈善事业”发财的“善棍”等等，在他的《人海潮》中均有描绘。小说共50章，有意思的是前10章写苏州农村，表现了出一派古老的农村自然经济的风光;后40章则是写这些苏州人到了上海，一个一个或多或少地对新的价值观开始认同。由于他对出版业的熟稔，对出版潮汐的起伏，给我们以眼花缭乱的奇观： 上海出版潮流千变万化，这并不是书贾的欢喜变化，是阅者的眼光变化。书贾无非想赚几个钱，不得不随阅者眼光转移，迎合阅者心理，投其所好，利市十倍，像这种“恨”、“怨”、“悲”、“魂”、“哀史”、“泪史”的名目，还在光复初年，哄动过一时，以后潮流转移到武侠一类，有人说武侠小说足以一扫萎靡不振之弊，于是大家争出武侠书。甚么《武侠丛谈》、《武侠大全》、《勇侠大观》，没有一部书不出风头，后来越出越多，闹翻了，做的人也实在太拆烂污，甚么一根烟杆子刺杀一百廿八个好汉，两柄宝剑鼻子里进去，屁股里出来。简直像说梦话一样，看的人也就没有兴味了。书业潮流便移到黑幕上去。大家说，黑幕不比武侠小说向壁虚构，这是揭破社会的秘密，实事求是，很有来历，因此坊间大家争出黑幕。说也奇怪，上海洋场十里，百千万言也揭它不尽。甚么《黑幕大观》、《黑幕汇编》、《黑幕里的黑幕》，这是笼统的，还有分门别类，甚么《姨太太黑幕》、《大小姐黑幕》后来越出越多……从此不到几时，那张牢不可破的幕也就揭穿，后来潮流又转达到财运上面去，财是大家贪的，见报上登着广告说，看了这种书，立刻可以发财，有那一个阿木林不欢喜发财，因此，甚么《财运预算法》、《财运必得法》风行一时，上海地方差不多瘪三叫化子手各一编。 书商的借口总是说迎合读者心理，似乎他们都是被动的。其实市民读者仅是喜新厌旧而已，一类作品看多了，看厌了，就想换换口味。那时书商就会窥探、诱导、迎合、炒作，书商的炒作与被调动起来的读者“阅读心理”永远是相互促进的，一旦新胃口被吊了起来，就争先恐后的大批炮制，然后是走火入魔，在衰退之前，又赶快去窥探新的一轮的行情。在利润的引诱下，不正当的经营与竞争几乎可以令人瞠目结舌。书中写编辑马空冀与苏州来的沈衣云合办大公书店，虽然也有盈利，但却敌不过上海的一些投机书商： 其尤甚者，影戤剽窃，统做得出，你新出一种书，风行一时，他们连忙赶出一部大同小异的来抡你的生意。譬如你出一部单行本，叫做《中国文学史》，他便放大范围，出一部《中国历代文学大观》把你罩住。假如你出的大部著作《中华全国名胜志》，他摘取菁华出一部《中华名胜要览》，你卖三块钱，他只卖三毛小洋。……这还算是正当的竞争。……更有你叫“公民书局”，他叫“百姓书社”，你叫“上海书局”，他叫“海上书局”;……你先出版多时，他跟着你出了，登报时反而郑重声明说：“近有无耻之徒，出版同样书籍，在市上鱼目混珠，务请阅者注意。”你的原本给他抄袭了，他们登报翻说：“请注意翻版抄袭，在外混售，男盗女娼，雷殛火焚。” 小说所反映的上海出版界的怪现状全是很有根据的。后来平襟亚写《六十年前上海出版界怪现象》时，还提供了更详尽的材料，而且还有那些人的真实姓名;因此，这部“潮起潮落”的《人海潮》倒是提供了旧上海的不少信史。像上述所引，就为上海出版史留下若干史料。 平襟亚对文化界的另一个贡献是在上海“孤岛”和沦陷时期，他与陈蝶衣合作编了一本杂志《万象》，那是一个知识精英作家与市民通俗作家们的共同的发表阵地;后来柯灵接编《万象》，他仍然是合作者。作为出版界的一员老将，他出任发行人是很有助于杂志诸种事宜的。这也可算是统战和联合的第一本刊物。 严独鹤( 1889—1968)，祖籍浙江桐乡乌镇人，生于上海。精通英语，曾为中华书局编译员。他与周瘦鹃齐名。周是《申报·自由谈》编辑，而他则是《新闻报·快活林》(后改名《新园林》)编辑，两个大报的两个天天与读者见面的著名副刊的编者，使他们在上海舆论界与文坛上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人称“一鹃一鹤”。严是大忙人，因此创作以短篇为主，他写过一部长篇《人海梦》，提供了许多教育界和留学生的生活片段，也极有价值，还有许多篇章涉及到日本留学生回国参加革命活动的情景。可惜没有写完，不过从情节上看来，大概也只缺尾声了。小说开端写华国雄和同学钟温如从宁波到上海来考学校，寄居在叔父华寿卿家，此人是个鲁迅笔下的四铭式的人物，一开口就是“如今邪说朋兴，士风日坏。”非要“绍古代之遗规，承先圣之道统”不可了。他介绍二人去考的学校当然就可想而知了，校长是“科甲出身”，“平日专讲保存国粹，提倡风雅，所以他这个学校，尽脱如下恶习，专重国学，旁参西籍，声光化电无所不包，算得是体用俱备的了。”而写他们去参加考试的那天情景就更是精采了： 但见人头攒动，来考的倒也足有三四百人，都挤立在校门外，那两扇门却紧紧的闭着，门外有许多公差一般的人，在那里伺候。还有几面虎头牌挂在那里，牌上却写着不准抡替，不准怀挟等字样。等了好一会，里面跑出一个戈什哈来说道：“点名了。”顿时校门大开，有十几个人每人掮着一块高脚木牌，整整齐齐的走出来，每一面牌子上写着三十个名字，应考的人须自己认清名字在那一块牌上，就跟着那一块牌进去。唱名，接卷……就放炮封门，……只见大厅上设着公案，一个人蟒袍补挂红顶花翎，端端正正的朝外坐着……旁边站着一个人，戴着空梁红缨帽，穿着灰色布袍，在那里唱着名。 这就是当时上海的所谓“将科举、学校冶为一炉”的“一时矜式”，也可以看到在转型期间改革中的蹒跚步履。当年的一些社会的动态真不是我们没有亲历其境的人所能想像的。例如当时革命书籍的传播，我们一定会想像有若干地下印刷厂，还有一些绝密的传递网络，这在有些内地也许是如此的。但在上海，许多印刷所对这些革命书籍是很乐于承印的，因在 20世纪初，革命是很时髦的事，要看要买的人很多，而且这些书在茶馆里就有人来悄悄兜售。书中写一个绰号叫作“野鸡大王”的书贩，专在茶馆里做这种买卖，他与你闲谈几句，就能摸准你是那一路的人，你要向他买随便那种革命书籍，他明天就可以给你拿来。这是他的职业。因此，上海的学生看革命书籍的就非常普遍，华国雄也就是因看革命书籍，被那位将学校当“科举”办的校长查到后，立足不住，才出国到日本去读书的。 像这样的文化小说在市民通俗文学中是比比皆是的，而有些生活面却又是知识精英作家所不易接触到的。如汪仲贤( 1888—1937，安徽婺源人)的《歌场冶史》是专写戏剧艺人生活的杰作。他自己对文明戏的编剧、导演、理论、策划件件皆能，而且在表演上又是生、旦、丑、末无所不工，人称“戏剧界之全才”。以戏剧家的身份写戏剧艺人生活，当然细腻熨贴，脍炙人口。孙玉声为他写序时说：“至于描写歌场事实，不特处处多行家语，且能曲曲传来，丝丝入扣，使书中之人，跃然纸上，令读者为之心折，时时急于欲看下文。”而手法上又“纯以写实法出之……诚社会小说中之杰作也。” [18] 小说先连载于《社会日报》， 1935年出版单行本。小说主要写杨柳青、杨小红姐弟二人或意志不坚，或身不由己而被旧社会所吞噬。杨小红属意志不坚，被妓女与贵妇人当作玩物，终被诬为盗匪，瘐毙狱中。而姐姐杨柳青则守身如玉，她知道演戏，虽大红大紫，但“吃得好是戏饭，吃不好是气饭。”后为救弟弟出狱，委身作妾。身不由己地堕落直至求乞，在民国20年1月11日一个特大冷汛中，在上海的一条深巷里，成了一个冻毙的女尸： 原来在一号门口的墙脚边，半横半竖地倒着一个女子，面孔上横七竖地挂着几条冷晶晶的冰片，头侧垂在一边，眼角与嘴角下面挂着几根细冰柱……再细细看她，眉头虽然紧蹙，鼻窝里两条纹路望左右掀开，却微微地露着几分笑意。 也许是过去的正气与天良又回到杨柳青身上，她为自己能离开这个世界而庆幸。至于验尸所几句判词则说：“验得无名女尸一口，年约三十余岁，委系冻饿而毙，并无别情。查无尸属，饬堂掩埋。”可是汪仲贤却将“并无别情”的“情”写了一部长篇痛悼这个被害的纯洁善良而又呼冤无门的灵魂。这《歌场冶史》的“冶”并不是时代冶炼之“冶”。而是把姐弟二人放在焚尸炉里冶为灰烬。那时的社会，不就是一只将人化为鬼的通天炉吗? 与文化小说密切相联的是地域文化小说这个概念了。市民通俗社会小说是蕴藏着丰厚积淀的地域文化的富矿。夏志清在《夏济安对中国俗文学的看法》一文中曾介绍夏济安对上海的通俗社会小说有着特别浓厚的兴趣，夏济安曾赞叹道：“最近看了《歇浦潮》，认为‘美不胜收';又看包天笑的《上海春秋》，更是佩服得五体投地……很想写篇文章，讨论那些上海小说。” [19] 提出“上海小说”这个概念是很有意思的。那就是指有地域特色的小说——地域文化小说。现代通俗社会小说与古代的市井小说已有所不同。古代小说写民间民俗大多属于“静定型”的，至少变化是很小的;而现代欧风美雨东袭后的社会小说的民间民俗是“流变型”的，是中西合璧的“杂交型”的。现在学界一般都已承认鸳礼派是一个都市通俗文学流派，那么他们笔下的地域文化小说实际上是一种“都市乡土文学”。“乡土文学”不等于“乡村文学”。它主要的涵义是有地方特色的民间民俗风情浓郁的文学。周作人说，他是常常以“世界民”的立场去思考问题的，“我于别的事情都不喜欢讲地方主义，唯独在艺术上常感到这种区别。……风土的力在文艺上是极重大的。” [20] 茅盾也说：“……民族的特性是不可忽视的，比民族的特性范围小而同样明显且重要的，是地方的特性。……湖南人有湖南人的地方特性，上海人也有上海人的，……” [21] 这就是我们提出“都市乡土小说”这一概念的理论根据。夏济安想撰文讨论“上海小说”大概也就是为它们的地言特色所吸引了吧?但他逝世得早，没有完成他的夙愿。 上海近商，北京近官，这中国的两大都市就有它们各自的特色。张秋虫在《海市莺花》中很敏锐地告诉人们，上海有着林林总总的都市地方特色的题材： 有钱的想到上海来用钱，没有钱的想到上海来弄钱，这一个用字和一个弄字，就使斗大的上海，平添了无数奇形怪状的人物……高鼻子的骄气，富人的铜臭气，穷人的怨气，买办的洋气，女人的骚气，鸦片烟的毒气，以及洋场才子的酸气。…… 这是一些富有上海气息的题材。大量的用钱与弄钱的人涌进上海，也就有一个移民社会中的乡民观念有待都市市民化的问题。洋人骄气十足却又人地生疏，他们是要靠买办的媚气来支撑的，而上海的买办先是从广州输入的，然后才由本土自培，或就近取材，这里就有许多乡土故事;女人的骚气是只指那些供人玩弄的卖笑女子而言的，她们是如何从四面八方汇集到这个“人肉超市”中来的?这里又有多少乡土血泪。……《人海潮》中写一户苏州农村的赤贫人家逃荒到上海，在极度无奈中将女儿银珠卖进了妓院。那老鸨先是施于“安心教育”，然后又灌输“前途教育”： 你心里定定，不要胡思乱想，一个人看风驶蓬，运气来，春天不问路，只管向前跑。太太奶奶又没有什么窑里定烧的。一样是泥坯子塑成的。你现在是个黄毛小丫头，说不定一年二年后，喊你太太奶奶的人塞满屋子，你还不高兴答应咧。 上海地方堂子里真是你们一只漂白缸，只要有好手替你们漂，凭你黑炭团一般，立时立刻可以漂得天仙女一般，可惜你们心不定，有了这只漂白缸不肯跳进去漂。阿囡啊!像你这副样子，漂一下，一二年，一定弗推板。现在呢，还讲勿到生意上种种过门节目，只要你一定心，我会得一桩一件教导你，学会了种种诀窍，生意上就飞黄腾达，凭你一等一的大好佬，跳不过你如来佛的手心底。你将来正有一翻好戏在后头。“ 这就是特有的上海老鸨的逻辑。我们认为上海这种场合是漆黑的染缸，她却认为是一只漂白缸。日后 ，银珠果然漂成了明丽焕发、娇艳无比的红妓。但她遇见同乡沈衣云却没有半点喜色，反而微微叹喟：“我吃这碗饭，也叫末着棋子。养活爷娘是顶要紧。当初爷娘弄得六脚无逃，我没有法想，只得老老面皮，踏进堂子门，平心想想，总不是体面生意经。结蒂归根，对不住祖宗，没有面孔见亲亲眷眷。……想我这样一个小身体，今生今世，再也没有还乡的日子，几根骨头将来不知落在谁手里咧。……我见同乡，真像亲爹娘一般。”真是声声血泪。后来她被卖给一个军阀做妾，可是在新婚中，她的“丈夫”就被人暗杀了。像这样反映民间移民的命运的小说，在都市乡土小说中是俯拾皆是的。 如果将镜头转向北京，那么它的地方特色就与上海有显著的不同了。在这方面，叶小凤的《如此京华》、陈慎言的《故都秘录》、何海鸣的《十丈京尘》皆有上好的描绘。叶小凤以一个“官”字来概括北京的“特种商品”： 自古政府所在的地点，原不异官吏贩卖的场所，试睁着冷眼向北京前门车站内看那上车下车的人，那上车的，车从煊赫，顾盼谈笑里边，总带着一脸旌旗，此去如入宝山的气概;那下车的望门投止，有如饥渴，总带着几分苏子入秦不得不已的神情，这就可以略识政治界的结构哩。 这种高度概括的老倒笔墨，真令人折腰。而陈慎言在《故都秘录·序》中说：“故都有三种特殊人物，‘满贵族'、‘清遗老'、‘阔伶官'。”他的长篇就是写民初特殊环境中的三种北京的“土特产”，让我们看到北京社会转型期的鲜明特色。下面是钱柏明做寿的场面： 钱宅门前，汽车、马车，把一条胡同完全塞满，来宾可说是无奇不有，单就服装说来，有戴珊瑚顶穿团龙马褂的王公贝勒，有朝珠补褂拖小辫子的遗老，有挂数珠穿黄马夹红长袍的嘉章佛，有戴顶帽佩荷包的宫门太监，有光头黄僧衣广济寺的和尚，有蓄长须阔袖垂地的白云观的道士，有宽袍阔袖拿大折扇的名流，有礼服礼帽勋章灿烂的总次长，有高冠佩剑戎装纠纠的师旅长，有西装革履八字小髭的官僚，济济一堂，奇形怪状，盛极一时。至于女界方面，福晋、格格、老太太、太太、小姐、少奶奶，一切服装，更是光怪陆离，说也说不尽，若把她们聚在一堂，尽可开一个古今服装博览会。 莫看这是男客打扮上的一番热热闹闹的描写，实际上是民国初年的各种政治势力的大集会，平日里幕前幕后，钩心斗角，今天却趁钱府寿期打恭、合十、作揖、军礼，汇流在一起，活像沉浮于腐气冲天的港湾里的一群浮尸。这样的场面在上海是看不到的。上海另有一番景象。在孙玉声的《海上繁华梦》第 2 集第5 回中，他记录了1893年月11月“上海开埠50周年纪念大游行”的中西合参的场面： 耳听得一阵西乐之声，恰好洋龙会来了，冲前几个三道头西捕，两个骑马的印捕，一路驱逐行人让道，后边接连着十几架龙车，那龙车本是扎着无数个绢灯彩，每一架有一班救火西人，一样服式，手里高擎洋油火把，照耀得街上通明，内中有部龙车，扎成一条彩龙，舞爪张牙，十分夺目，又有几部皮带车，装点着西字自来火灯，并有西人沿途施放炮竹取乐，后随着几部食物车，满载洋酒架非(即咖啡——引者注)茶等，预备会中人沿途取食，车上也扎有彩灯，真是热闹异常…… 大概这西式救火车在当时是很新颖的东西，就像今天游行队伍里出现了新式导弹车队一样，但西式的东西上要扎一条中国式张牙舞爪的火龙，再加上不少绢彩灯，就成了融汇的中西合璧了。 上海的善于融汇，使它与维新派有较深的渊源。所以人们说，北京有权柄，上海有舆论。但上海的维新派又有各色人等，在市民通俗文学中对他们也有非常概括的描写。蘧园(欧阳巨源)的《负曝闲谈》中写道：“原来，那时候上海地方，几几乎做了维新党的巢穴。有本钱有本事的办(做)报，没本钱有(没)本事的译书，没本钱没本事的全带着维新党的幌子，到处煽骗。”后来革命党又以上海为根据地，所以在朱瘦菊的《歇浦潮》中有不少篇幅写党人利用租界的“缝隙效应”进行革命活动，而被袁世凯收买的叛徒则千方百计要将党人诱出租界，然后好进行围捕;而革命党领袖人物陈其美和宋教仁也是被袁世凯派走狗在上海进行暗杀的。《歇浦潮》中除反映有关当时的革命党人的若干活动之外，以更大的篇幅写中国保险公司的创办及纵火索赔的阴谋;民初文明戏由盛至衰，乃至堕落的过程;上海律师业的兴旺及内中的黑门，以至他在小说中借人物之口说：“喝了黄浦江内的水，人人要浑淘淘的。”而上海的黄浦江又称黄歇浦，《歇浦潮》就是写黄浦潮汐的涨落起伏的，而朱瘦菊自己的笔名也叫“海上说梦人”。至于写北京有特色的作品还可以推荐何海鸣的《十丈京尘》，其中写北京的买空卖空的所谓殷实富户就与上海的骗子手法根本不同;而那些满族的没落贵胄也另有一功，写到这些篇段时，我们几乎觉得被果戈理焚毁的《死魂灵》的第二部，已在中国发现了。可惜小说中还有写失意政客刘子壮与妓女冰尘的相恋相惜，这样的情节在狭邪中是比较一般化的。而天津的戴庵愚则是写天津特有的“混混小说”的专业户，读了这些小说，对鲁迅杂文中谈到的“青皮精神”，也会有更清晰的了解。这种写出大都会从雏形、初建、轮廓、伸展、建成乃至扩张过程中的民情民俗民风的演进的都市乡土小说，恐怕要算是市民通俗文学对我国现代文学的重大贡献了。 [注释] [1] 陈鸣树主编：《 20世纪中国文学大典》(上)。 [2]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第 28篇·清末之谴责小说》。 [3][6]叶小凤：《小凤杂志》，上海印书馆1935年再版。 [4]{5}路滨生编：《绘图中国黑幕大观》，中华图书集成公司1918年2月版 [7]包天笑主编：《小说画报》第14期，1918年7月1日出版。 [8]《黑幕中之黑幕》第1、2卷出版于1918年7月，第3、4卷出版于1919年1月，第5、6卷出版于1919年5月，均为文明书局版。 [9]阿英：《小说三谈·国难小说丛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2 版。 [10]胡适：《海上花列传·序》。 [11]鲁迅：《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 [12]《政海》连载于1923年12月至1924年12月《半月》杂志。 [13]《龙套人语》根据柳亚子所藏三卷手抄本于1984年重印，改名《江左十年目睹记》文化艺术出版社版。 [14]赵苕狂：《江红蕉小说集·江红蕉君传》大东书局1925版。 [15]周作人：《小说里的男女问题》。 [16]《小说月报》第7卷第7号。 [17]《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科出版社1993年版，第322—324页。 [18]《歌场冶史·序》，春风文艺出版社1997年重印版。 [19]夏志清：《爱情·社会·小说》，纯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 [20]周作人：《旧梦·序》，载《自己的园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重印版。 [21]茅盾：《小说研究ABC》，见《茅盾全集》第19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