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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文尖、吴福辉、齐红伟论张爱玲

http://www.newdu.com 2017-12-12 苏州大学海外汉学研究中 佚名 参加讨论

    倪文尖《“香港”的情与爱--从王安忆到张爱玲》
    摘自:《世纪中国》
    “比较文学”据说已经式微。其实,作为人类最悠久、普遍而有效的一种思维方式,“比较”,还是大有市场,比如近年来兴起的城市比较研究。像“北京/上海”,有轰动一时的畅销书《城市季风》广为流传;“香港/上海”,更有李欧梵“互为镜像”的“双城记”这样的收获(1)。又比如久盛不衰的作家比较研究,最典型的像张爱玲这位“浮出历史地表”后热得烫手的作家,王德威一作比较就开列出了一个谱系,所谓的“张派传人”(2)。我发现,在那些城市比较研究里,有关文学的论述占了相当的比重,而且似乎是形成、支撑论点的关键部分;而作家比较研究也添加了新的路数,越来越看重地域性的因素,“张派传人”分居于台北、香港、上海等地,要有进一步深入的考量,不同城市所赋有的性格肯定是不可忽略的环节,当然了,这其中,城市的历史变迁和文化定位又是重中之重。换句话说,传统的“作家比较”自觉地置身于城市文化比较的视野里,新兴的“城市比较”更好地利用文学性资源,以形成二者的良性互动,应该是一个值得努力的方向。--自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也超出了本文的目标和能力。
    本文将围绕这些关键词:张爱玲、王安忆,上海、香港,《香港的情与爱》、《倾城之恋》,来勉力做文章,讨论其间的关联,展开若干比较性的解读。至于能够读出什么样有意思的见解来,眼下还真是没有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也需要有言在先,王德威尤其是李欧梵教授的有关成果,是本文企图借重、发挥的。   王安忆与张爱玲
    在“张派传人”的谱系里,王安忆是颇为特别的一位。王德威一方面认为她“也许尚未参透张爱玲就是''不要彻底''的名言”,一方面又肯定她“能突破限制,另谱张派新腔”(3)。而以我所见,王安忆既是“张派传人”(如果算的话)中最愿言说张爱玲(连带的,还有苏青)者之一,同时,又是对张爱玲批评最多的一位。
    以王安忆在2000年香港“张爱玲与现代中文文学”国际研讨会上的发言为例,这篇题为《世俗的张爱玲》的最新版本,其基本内涵是一以贯之的:世俗的张爱玲“对日常生活,并且是现时日常生活的细节,怀着一股热切的喜好”,而这“爱好是出于对人生的恐惧,她对世界的看法是虚无的”;张爱玲“只看着鼻子底下的一点享受,做人才有了信心”,同时,“她又不自主地要在可触可摸的俗事中藏身,于是,她的眼界就只能这样的窄逼”。所以,“张爱玲的人生观是走在了两个极端之上,一头是现时现刻中的具体可感,另一头则是人生奈何的虚无”。对此,王安忆是大不以为然的:“在此之间,其实还有着漫长的过程,就是现实的理想与争取。而张爱玲就如那骑车在菜场脏地上的小孩,''放松了扶手,摇摆着,轻倩地掠过'',这一''掠过'',自然是轻松的了。当她略一眺望到人生的虚无,便回缩到俗世之中,而终于放过了人生的更宽阔和深厚的蕴含。从俗世的细致描绘,直接跳入一个苍茫的结论,到底是简单了。于是,很容易地,又回落到了低俗无聊之中”(4)。
    应该说,没有对张爱玲的潜心研读,不可能有这样别有洞天的透彻之论;另一方面,中了理论的毒的人,还是很容易从中联想到布卢姆“影响的焦虑”(5)一说。记得王安忆的一位同仁讲过一段话,大意是:都在说王安忆已经直逼张爱玲,这很让人想起上海报纸上的某房产的广告词,“直逼徐家汇”,其实,那房产到徐家汇,打车还要好多分钟呢!这固然风趣得有刻薄之嫌,但还是不能不承认有真义存焉:一个时隔半个世纪的后来人,就是直逼了当年二十出头的张爱玲,又有多大的意思呢。
    想必王安忆是很清楚这层意思的。不过,本文并不急于展开这个意思,也不急于在这个层次上作比较,毋宁说,我们之所以要拿张爱玲、王安忆来对举讨论,是因为思路里的另一组关键词“上海/香港”起了作用:张爱玲、王安忆都是上海人、上海作家,她们或多或少又都和香港有所关联,特别是,一个在20世纪40年代,一个在90年代,都曾用笔涉猎、想象过香港,这样,应该有可能透过她们的想象,比较其中的异同,来考察上海、香港这两座城市在50年里的位移及其“镜像关系”。当然,调过头来讲,不设置好香港/上海的背景语境,还怎么能够比较好这二位作家?
    香港与上海
    空间的位置注定了香港、上海“大器晚成”的宿命。之所以“晚”,是因为在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国版图上,二者都属于边缘。即使江南成了鱼米之乡,多少年里,上海还是人称“小苏州”;即使岭南发展出了独特的区域文化,香港还基本上是块“化外之地”,以至于“香港”一词的指涉范围,是指“香港岛”,还是岛上的一个具体地方,历史学家迄今仍有分歧(6)。而之所以“成”,则是因为时间长河上的那个“1840”,改变了固有的中心/边缘关系,对于不得不以西方为中心的新世界版图言,香港的运命、地位开了头,上海也是。这个“头”对于中国来说,当然是“断头”般的万劫不复,可对于香港与上海,倒很有些“祸兮,福之所倚”的意思。
    香港、上海之所以有所谓“双城记”可做,照我的理解,这是前提性质的第一点,即,“香港/上海”能够成“双”,首先是因为它们同“一”,在同广大的中国内地的关系上,香港、上海具有惊人的同一性“被现代化”的“中国”建设“民族国家”的过程,也是香港“割让”成准殖民地、上海开埠有了“租界”的历史。这意味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间里,“香港+上海”,共同地与“中国”形成了“此消彼长”的关系。比如,太平天国从广西起事,一路席卷长江以南大半个中国,对于清朝中央政府来说,当然是“大祸临头”,可对于上海,却带来了大量的资金和廉价劳动力,租界也被迫打破了“华洋分居”的格局,所有这些无疑成了上海日后进一步繁华的重要契机;而香港,人口的第一次巨增,也发生这一时期。事实上,香港人口的每一次大幅增长,都无一例外地是在内地出了大事之后。
    在对“双城记”有了这样理解的“底子”(张爱玲的习惯用语)以后,我们还应该看到:香港/上海所谓“双城”,与其说是一“双”(胞胎),不如说是一“对”(冤家),即,这两座互为“镜像”的城市,在过去,确乎经常地“此起彼伏”,并非“双进双出同进退”,而是“你上我下分前后”。
    这一关节甚大,需要说个明白。
    鸦片战争后,香港割让了,有研究表明,在很长时间里,“大英帝国”对此“战果”并不心满意足,他们更加觊觎的,似乎还是上海(7);与此相关,上海作为开埠通商的“五口”之一,借助其紧邻中国最富庶区域、腹地广大等一系列机缘,却能够迅速地脱颖而出,形成了从器物到制度、从日常生活到精神价值一整套独立运转的“上海”,从1841年到1949年,在这一个世纪的时间里,其发展势头一直不弱于香港,甚至还有过之无不及。而香港,是到了1949年,“上海”被中央政府“收山”以后,终于突出了“下山”猛虎的本色,依凭其独特的中介地位和多元文化优势,厚积薄发,“显山露水”,成为亚洲一流、举世瞩目的世界大都会,这才使得当年的一个“蕞尔绝岛”成了今天意义上的“香港”,易言之,香港的“花样年华”是在二十世纪后半页,尤其是50-70年代。这样,一边是香港“经济起飞”的三十年,另一边,是上海为全中国贡献自己经年的积累,而老本越吃越光、自身文化底蕴流失殆尽的三十年。……   好了,打住!否则,本文要滑入城市经济、社会史的流水帐簿,而且论述视点不明,前景、背景不清;即便总免不了平庸,我们还是要迅速向文学归位,说香港、上海,更说张爱玲、王安忆。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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