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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 年 7 月，《上海文艺》刊出作者署名阿城的小说《棋王》。这篇小说写文革期间一群知青的传奇遭遇。以他们懵懂下乡支边起，以其中一人邂逅无名老者，钻研棋艺，搏弈较技为高潮。全篇文字遒劲精致，情节紧俏动人，在彼时伤痕、反思文学的狂潮中，自然独树一帜。《棋王》一出，先在大陆引起瞩目，继之流传海外，成为人人争相一读的作品。 以后的故事已成为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一章。《棋王》为渐渐兴起的寻根文学作出重要示范；同时它所透露的人文精神，正与学界蓄势待发的“文化热”互通声息。而阿城的文字功夫，更要让一辈作者读者大开眼界。《棋王》之后，阿城又陆续发表了《树王》、《孩子王》两作。前者写尽文革期间人与天争，斲丧自然的暴行；后者则见证教育沦落，百废待此一举的艰难。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中国的文明及自然何以消磨至此？尤其不可思议的是，种种狂暴作为，竟是假“文化革命”之名进行。阿城下笔，鲜少口号教训，感慨自在其中。“三王”小说成为 80 年代中国文学的经典，良有以也。这几篇小说登陆台湾后所引起的“大陆热”，应是不少书迷及出版者记忆犹新的话题。 面对排山倒海而来的盛誉，阿城却似乎无动于衷。“三王”之后，他并未打铁趁热，推出据称原本构思的“八王”或“王八”系列的另外五篇。他的确写出了一些短篇，如《树桩》、《会餐》及“遍地风流”系列的部分篇章，但大抵而言，阿城的盛名是建立在少数作品上，而且久而久之，盛名成了传奇。与此同时，阿城跻身电影界，先后与谢晋、陈凯歌、张艺谋等合作往还。 80 年代后期远走国外后，他更是不少侯孝贤电影咨询的物件。阿城显然并没闲着。但从文学界的角度来看，他却予人闲散的印象。 而这一闲散的形象，有它不得不然的外在因素，但也可能与阿城的创作美学息息相关。小说者，小道也。为与不为，也是一念之间的事。小说与世俗的其它技艺相比，不多一分尊贵，也不少一分姿色。对切切要把小说化为大说的作者读者，这一立场未免显得消极，但对照阿城有关文学艺术的立论，其中自有分寸。 也正因此，阿城在世纪末的大陆、世纪初的台湾推出小说选集《遍地风流》，值得我们格外注意。睽违了这许多年，阿城拾掇各色作品，汇集成书，是总结他以前的创作经验？还是又从中淬炼出不同心得？以阿城标榜的创作风格而言，这是过于正经八百的问题，当不得真。但以《遍地风流》回看他的所来之路，我们还是可揣摩他的进境：简言之，世俗的、抒情的、技艺的小说观。 一、俗与闲 阿城生而有幸，是共和国的同龄人。不幸的是，阿城的出身有欠纯正。他的父亲锺惦业是著名影人，因为执着一己艺术信念，早在 50 年代的运动中，即已中箭下马。如阿城自谓，在他成长的年月里，早已体会因身份有别，前途殊异的道理。文革期间，不说红卫兵，连红卫兵的喽啰也沾不上边。一俟“上山下乡”的口号展开，他早早打好行李，准备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先去雁北，再到内蒙，最后落户云南，一待就是十年。“四人帮”倒台后，各地知青摩拳擦掌，纷纷争取深造的机会，而阿城无动于衷。原因无他，家庭背景有以致之 [1] 。 然而十几年辗转南北，深入村野的经验，早已教给阿城太多学校以外的知识。他逆来顺受，与其说是对于不利于自己的政治因素，长怀自知之明，更不如说民间的一切让他了解到，生命驳杂的层面，有待更多的担待与包容。他的“三王”作品写知青下乡，没有公子落难式的酸气，也不刻意夸张青春无悔式的天真。他冷眼旁观，却又事事用心，这一姿态，似远实近，是阿城写作的一大特色。 更重要的是，阿城作品对世态人生的扫描，展现前所鲜见的大陆众生相，《棋王》中的拾荒老者，真人不露相，竟然深怀绝技。《树王》中的萧疙瘩，舍身护树，令人肃然起敬。《孩子王》中的山村男女，一颦一笑，如此质朴无文，而他们对知识的好奇，开启了“文革”绝境中的一线生机。礼失求诸野，阿城向往一种市井甚或山野文化，以作为对正统的批判，甚或对正统的救赎。相对于官方主流论述的“双结合”、“三突出”、“红光亮”、“高大全”，阿城笔下的系列人物，寒碜丑怪，但正是在这些畸人丑人里，阿城参看乱世中的生存智慧，颇有所得。难怪“三王”小说一出，众家读者如获至宝，或曰中华棋道，毕竟不颓；或曰禅道香火，劫后重生 [2] ，好不热闹。 我以为阿城“三王”时期的作品，善则善矣，但仍然未脱微言大义的框架。较之文革后的文学，他当然已走得太远，但比较《遍地风流》的作品，尤其“杂色”中诸篇，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转变。如果“三王”小说仍执着“礼失求诸野”的乌托邦怀想，《遍地风流》所要标记的，应是“礼不下庶人”。庶人所充斥的世俗社会，熙来攘往，啼笑之外，更多的是不登大雅的苟且与平庸。然而阿城看出其中自有一股生命力。往好了说，这生命力是一股顽强的元气，总已蠢蠢欲动，饮食男女，莫不始于此。但另一方面，这生命力也是一种坚韧的习气，一种好死不如赖活着，且战且走的日常生活策略 [3] 。阿城希望多写世俗社会中的元气，但笔下的人物每多显露得过且过的习气，两者都是生命力的表现，但所透露的差距何其之大。这是阿城作品的尴尬所在，也是他的（有意无意泄露的）历史感所在。 元气与习气的异同：在《遍地风流》的《遍地风流》一辑里，阿城写云南怒江溜索渡江的惊险。情词犀利，跃然纸上。引起我注意的，倒是渡江后几条汉子“走到绝壁前，扯下裤腰，弯弯地撒出一道尿，落下不到几尺，就被风吹得散开，向东南飘走。万丈下的怒江，倒向一股尿水，细细流着。”到了《杂色》一辑中的《成长》，与共和国同日诞生的王建国，大好前程，却经不住革命的挫折。 1976 年后，曾是重点保送学生的王建国却成了毛主席纪念堂的建筑工人。那一日他在工地高处忽有内急，报准就地解决。他迎着左左右右的大会堂、纪念碑、博物馆顶，一泄如注。“高处有风，王建国解决问题后，抖了一下，两眼泪水。”又如《遍地风流》中的《洗澡》，蒙古骑手驰骋之余，河中洗澡。“他撅起屁股，把头顶浸到水里，叉开手指到头发里抓，歌声就从两腿间传出来。”而在《彼时正年轻》的《专业》里，下乡雁北的知青，兀自为主义问题呶呶不休。他们跋涉到一矿区请教专业，殊不知专业早已随俗深入地下，裸着身子挖煤贴补生活。当他应声自煤坑爬上，黑乎乎的“起身迈出筐，低头弯腰在地上翻捡衣裳，屁眼儿倒是白的。” 随处撒的野尿，猛然撅起的屁股，吃喝拉撒，这是生命的基本面了。在这之上，阿城架构他的世俗视野：妻妾共存的老头，弃猫养鼠的宠物恋者，掏大粪的干校劳动员，四处观望的小官僚……林林总总。阿城眼光所及，看到了太多闲杂人等，有的吃亏受苦，有的占便宜玩花样——他们其实无所作为，却也正因如此，他们为一个肃杀的社会沾上人气。这人气未必是好闻的。《厕所》里的老吴一天到公厕出清存货。八个坑四个有主儿，街坊邻居蹲坑之余聊将起来。事办完了才发现都没带纸。等着等着又来一个忘纸的家伙。大伙正一筹莫展，老吴突然站了起来。“老吴系好裤子，说，我的晾干了。” 阿城世俗观最系统化的呈现，是在他《闲话闲说》及《威尼斯日记》二书中。前者收纳阿城 1987 年至 1993 年漫谈中国文化与小说的心得，后者则是他的世俗观的身体力行。从甲骨文、老子、孔子到《教坊记》、《太平广记》、《武林旧事》，从散曲话本《金瓶》、《红楼》到张爱玲、王安忆。千言万语，阿城的世俗可以归纳到一个“自为的空间” [4] 。这是一个浮世的空间，容得下男耕女织，可想也难清除男盗女娼；这也是一个花样百出的空间，“就是活生生的多重实在，岂是好坏兴亡所能剔分的。” [5] 而在《威尼斯日记》里，这一空间更可以是异国的、驿动的。阿城认为世俗是文明的源头活水，总为礼乐教化提供额外的出路。 我以为这一自为的世俗空间，与其说是结结实实的存在，更不如说是一种境界，两者之间有相辅相成的时候，也有格格不入的时候。阿城游走其间，未必完全说得清他的意向。但有一点是明确的。市井的匹夫匹妇也许充实了世俗的声光色相，但观察世俗并且指认其中的境界者，总少不了艺术工作者——或更广义的“生活家”——的慧眼与中介。阿城于此，应有当仁不让的信念。而他也必然得要面对其中的吊诡：过分抬举世俗难免有刻意求工之嫌，过分牵就世俗也可能导致沆瀣一气的可能 [6] 。于是他提出了“观”世俗的必要与限制。世俗“其实是无观的自在”，总是超出观者的预料 [7] 。但“观者”的存在又是体现世俗的要径。如何静静旁观，而不制造世俗的大观奇观，是阿城的用心所在。 中国革命靠“普罗”“大众”起家，打一开始就志在结合民间力量，与庙堂相对抗，表现于文学艺术的，是对通俗文艺的利用，对“民族形式”的诠辩。早在 1938 年毛泽东就提出了“老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文艺口号。到了 1942 年的延安讲话，他更阐明了文艺为群众服务的目的。这些观点当时引起绝大的反响，周扬肯定五四传统相容并蓄的特质，或像林冰强调“民间文艺形式是民族形式的中心源泉”，无非是同一光谱的两端 [8] 。革命文学一向渲染俚俗色彩，从早期的赵树理到“文革”的样板戏，莫不如是，可怪的是毛泽东时期的文艺工作者打着红旗反红旗，越是强调民间世俗，越是要将人民导向超凡人的阶段：“六亿神州尽舜尧”。诚如阿城调侃的，如果满街走的都是舜尧，这人生未免有点恐怖 [9] 。 复旦大学的 陈思和 教授也看出这其中的矛盾，近年大力提倡“还原民间”的看法。陈批判左翼新文学传统以降对民间文化的发扬及伤害，成为中国追求现代性的一大公案。对陈而言，“民间”的概念有三：（一）它是在国家权力相对薄弱的领域产生，保存相对的自由活泼形式；（二）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三）既然包括五花八门的小传统，它是精华与糟粕的综合，也必须拒绝单一价值判断 [10] 。这一民间概念渗透于主流价值中。而陈希望还原民间，视其为历史时空的新坐标点（ chronotope ），以与权力阶层的“庙堂”，知识分子的“广场”相抗衡。 阿城的世俗观与陈思和的民间观有许多相互印证之处，代表世纪末文化热后大陆文人的又一立场。两者也都十分惊醒世俗或民间的流动性及暧昧性，无法总由理论落实。比较而言，陈更侧重“民间”对“庙堂”、“广场”的批判功能性，阿城则想象“世俗”与礼教的附会、嘲仿、及解构 / 建构关系。晚近的西方理论对类似命题也多有发挥，大抵而言，一派以“民间社会”（ civil society ）和“公众空间”（ public sphere ）为线索，纵论现代社会建设过程中民意流通的能量及意义；一派以李菲伯（ Lefebre ）及席默而（ Simmel ）等观察资本主义社会“日常生活”（ everyday life ）的不安、内爆及现代性的批判；一派以巴赫汀（ Bakhrin ）的嘉年华理论为基础，强调民俗肉身，下里巴人的救赎力量 [11] 。而因应后现代理论兴起，雅俗高下的界限，不断被戏弄穿刺，早年本雅明（ Benjamin ）的商场论（ Passage Walk ），或 70 年代桑戴克（ Songlag ）的假仙论（ Camp ），德博（ de Bord ）的“奇观论”（ Spectacle ）纷纷又被端出台面 [12] 。影响所及，流行文化研究成了学院的新宠之一。 面对这许多的立论，阿城“闲话”世俗，反而倒有了无心插柳之功。而他对当下论者的反应可能是：“你也来了？”。世俗如果成了口头禅，未免有画地自限之虞。 17 世纪的吴敬梓嘲弄互相标榜的名土“雅得俗”。阿城可能在暗暗莞尔，今日之世的文人为俗而俗，并引以为雅，是为大俗 [13] 。追根究底，你我其实都不能脱俗，都在阿城的世界里，你唱罢来我登场。但这样的热闹，是元气，还是习气？话说回来，世与俗，甚至欺世与媚俗，有总比没有好。 二、世俗的抒情 阿城小说的文字平淡隽永，即使偶见机锋，也是点到为止，决不强作解人。“三王”小说中最动人的片段往往在于描写最委琐的生命时刻。像《棋王》中写王一生的吃相，早为读者津津乐道；《孩子王》中的教学场景，娓娓述来，自是活生生的启蒙新解。同样的乱世浮生，阿城与多数作家不同，总能别有所见，这些现象或是灵光乍现，或是荒谬突兀、或仅仅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即景，一经点染，立刻生动起来。 这样的写作知易行难，其实是需要功夫的，下文当再论及。可以在此强调的是，它也牵涉了一种睹物观情的位置，一种与人间世对话的方法。“抒情“一词未必恰当，尚庶几近之。抒情是个大题目，当然不能在此尽详。已故的捷克汉学家普实克（ Pruiak ）在 20 世纪中曾提出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两大特征，即是抒情化及史诗化。在普实克的定义里，晚清以降文人易诗为文，将以往诗言志与诗缘情的传统，嫁接到说部文章的表达下。此与现代个人主义的兴起，主体的心理学化，以及人我关系的疏离感，都有互动关系，郁达夫、叶绍钧的作品即是好例子。而从左翼立场观之，普实克毋宁视此抒情倾向为过渡阶段。他更乐见的是中国现代作家史诗化的努力。他所谓的“史诗”强调文学的历史功能，作家参与社会的必要，以及文学与革命实践的结合。一言以蔽之，化小我为大我 [14] 。 五四以后的文学发展，以“史诗”化为大宗，革命与启蒙之声不绝于耳。 1949 年以后的大陆文学，尤其将此命题，发挥得淋漓尽致。从《三千里江山》到《保卫延安》，从《金光大道》到《艳阳天》，顾名思义，已可得见作品的庞大抱负。旅美学者王斑自其中看出一种“雄浑”（ sublime ）的美学，确是一针见血。王认为毛式雄浑大则大矣，却有其代价：“它是一套论述过程，一种心理机制，一个令人叹为观止的符号，一个‘身体''的堂皇意象，或是一个刺激人心的经验，足以让人脱胎换骨。”在其运作之下，“任何太有人味的关联——食欲、感觉、内欲、想象、恐惧、激情、色欲、自我的兴趣等——都被压抑或清除殆尽：所有人性的因素都被以暴力方式升华成超人，甚至非人的境地。” [15]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