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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评估的中国晚清小说，从太平天国起义(1849)始，至清朝倾覆(1911)止。有关中国文学现代化的问题，近年屡屡被提出讨论。五四文学革命的典范意义，尤其引起众多思辨。而其中最值得注意者，当属晚清文化的重新定位。传统解释新文学“起源”之范式，多以五四(1919年文学革命的著名宣言)为中国文学现代时期之依归；胡适、鲁迅、钱玄同等诸君子的努力，也被赋予开山宗师的地位。相对的，由晚清以迄民初的数十年文艺动荡，则被视为传统逝去的尾声，或西学东渐的先兆。过渡意义，大于一切。但在世纪末重审现代中国文学的来龙去脉，我们应重识晚清时期的重要，及其先于甚或超过五四的开创性。 我所谓的晚清文学，指的是太平天国前后，以至宣统逊位的六十年；而其流风遗绪，时至五四，仍体现不已。在这一甲子内，中国文学的创作、出版及阅读蓬勃发展，真是前所未见，并在世纪转折交替处，即“世纪末”(fin-de-siècle)之际，蔚为高潮。小说一跃 而为文类的大宗，更见证传统文学体制的剧变。但最引人注目的是作者推陈出新、千奇百怪的实验冲动，较诸五四，毫不逊色。然而中国文学在这一阶段现代化的成绩，却未尝得到重视。当五四“正式”引领我们进入以西方是尚的现代话语范畴，晚清那种新旧杂陈，多声复义的现象，反倒被视为落后了。 晚清文学的发展，当然以百日维新(1898)到辛亥革命(1911)为高潮。仅以小说为例，保守的估计，出版当在二千种以上。 其中至少一半，今已流失。这些作品的题材、形式，无所不包：从侦探小说到科幻奇谭，从艳情纪实到说教文字，从武侠公案到革命演义，在在令人眼花缭乱。它们的作者大胆嘲弄经典著作，刻意谐仿外来文类，笔锋所至，传统规模无不歧义横生，终而摇摇欲坠。以往五四典范内的评者论赞晚清文学的成就，均止于“新小说”──梁启超、严复等人所倡的政治小说。殊不知“新小说”内包含多少旧种籽，而千百“非”新小说又有多少诚属空前的创造力。 而从文化生产的角度来看，晚清文人的大举创造或捏造与制造小说的热潮，亦必要引起文学生态的巨变。这是一个华洋夹杂、雅俗不分的时期，而读者不论有心无心，也乐得照单全收。中国现代文学的大规模量贩化、商业化，非自今始。 称小说为彼时最重要的公众想象领域，应不为过。藉着阅读与写作小说，有限的知识人虚拟家国过去及未来的种种，而非一种版图，放肆个人欲望的多重出口。比起五四之后日趋窄化的“感时忧国”正统，晚清毋宁揭示了更复杂的可能。 晚清的最后十年里，至少曾有一百七十余家出版机构此起彼落； 照顾的阅读人口，在二百万到四百万之间。 而晚清最重要的文类──小说──的发行，多经由四种媒介：报纸、游戏、刊物、杂志与成书。早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小说即为报纸这一新兴出版媒介的特色之一。中国最早的报纸《申报》(1872-1949)于1879年，即有名为《瀛寰琐记》 的文学专刊出版，发表诗文说部创作或翻译。 到了1892年，由韩邦庆 (1856-1894)一手包 办的《海上奇书》出版，是为现代小说专业杂志的滥觞。 同时，在标榜“游戏”及“消闲”的风月小报上，小说也觅得一席之地。这些刊物可查者仍有32种之多，譬如《指南报》与《游戏报》；晚清红极一时的作者如吴趼人(1866-1910)、李伯元(1867-1906)且编且 撰，都是由此起家。 而在梁启超提倡“新小说”的热潮后，更有30余小说出版社， 以及21种以“小说”为名的期刊出现。 其中最著名的，即所谓《新小说》(1902-6)、 《绣像小 说》(1903-6)、《月月小说》(1906-8)、 《小说林》(1907-8)等“四大”小说杂志。 晚清也是翻译文学大盛的时代。晚清小说研究的拓荒者之一阿英早已指出，晚清的译作不在创作之下，基于阿英的晚清小说目录，有论者稽考出479部创作，628部译作。 近年学者陈平原就此统计1899至1911年间，至少有615种小说曾经译介至中国； 而樽本照雄近年编订的目录里，确认出1840至1911年间，至少有1016种翻译小说。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大小仲马(Alexandre Dumas fils)、雨果(Victor Hugo)、托尔斯泰(Leo Tolstoy)等， 均是读者耳熟能详的名字。至于畅销作家，则有福尔摩斯的创造者柯南道尔(A. Conan Doyle)、感伤奇情作家哈葛德(H. Rider Haggard)，以及科幻小说之父凡尔纳(Jules Verne) 名列前茅。 但我们对彼时文人“翻译”的定义，却须稍作厘清：它至少包括意译、重写、删改、合译等方式。学者如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夏志清(C. T. Hsia)及李欧梵(Leo Lee)曾各以严 复(1853-1921)、梁启超(1873-1929)及林纾(1852-1921)为例，说明晚清译者 往往借题发挥，所译作品的意识形态及感情指向，每与原作大相径庭。不仅此也，由着这些有意或无意的误译或另译，晚清学者已兀自发展极不同的“现代”视野。 作为人类交往的形式之一种，翻译每每由历史的偶然性所决定。 以此类推，晚清作者对传统古典的新奇诠释，也是另一种以志逆意的“翻译”。 西洋、东洋文学的影响，一向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主要关目。此一方面的研究，亦犹待加强。但就在作者、读者热烈接受异国译作，作为一新耳目的蓝本时，传统说部早已产生质变。当《荡寇志》(1853)成为太平天国时期，清廷及太平军文宣战争的焦点时，小说与政治的主从关系，迈入了新的“技术”模式。当《品花宝鉴》(1849)以男女易装的观点，混淆异性及同性恋爱的界限时，小说与情色主体的辩证，也变得益发繁复。几乎所有经典说部，从《水浒传》到《红楼梦》，均在此时遭到谐仿。晚清世纪末，也许是作者自甘颓废、惫懒因袭的征兆，但更可能是他们不耐传承藩篱，力图颠覆窠臼的讯号。 不仅此也，清末重被发掘的稍早作品，如1877年发现的沈复(1762-1803后)的《浮生 六记》，以及1879年付梓的张南庄(十九世纪)的《何典》(？)，显示出在文学传统内另起炉灶的意义。 《浮生六记》描摹情性自主的向往、《何典》夸张人间鬼蜮的想象，对20世纪作家的浪漫或讽刺风格，各有深远影响。《何典》依循以往话本小说生鲜活泼的市俗叙述，并点染极具地域色彩的吴语特征，自然可视为五四白话文学的又一先导。 凡此皆说明“新小说”兴起前(严复与梁启超分别于1897和1898年，推倡中国小说的改革路线应以日本与西方小说为准)，中国说部的变动已不能等闲视之。西方的冲击并不“开启”了中国文学的现代化；而是使其间转折，更为复杂，并因此展开了跨文化、跨语系的对话过程。这一过程才是我们定义“现代性”的重心。 晚清小说的丰富性既如上述，则显然与过去多年来学者投入的心力，不能成为正比。呼应80年代的《晚清小说大系》(台北，广雅)，90年代的《近代中国小说大系》(南昌，百花洲)及《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上海，上海书店)，在资料上渐已补正以往之不足。但研究方面，仍不脱以往“四大小说”(《官场现形记》、《孽海花》、《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的窠臼；阿英、鲁迅、胡适等以五四为视角的理论，依旧被奉为圭臬。 这牵涉到我们怎么定义“现代”中国文学的问题。五四运动以石破天惊之姿，批判古典，迎向未来，无疑可视为“现代”文学的绝佳起点。然而如今端详新文学的主流“传统”，我们不能不有独沽一味之叹。所谓的“感时忧国”，不脱文以载道之志；而当国家叙述与文学叙述渐行渐近，文学革命变为革命文学，主体创作意识也成为群体机器的附庸。文学与政治的紧密结合，当是现代中国文学的主要表征，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却不必化约成如此狭隘的路径。我无疑在此大作翻案文章；在这个所谓“放逐诸神”、“告别革命”的时代，高唱“推翻”典范，“打倒”传统，也无非是重弹五四的老调。要紧的是重理世纪初的文学谱系，发掘多年以来隐而不彰的现代性线索。 凭借“被压抑的现代性”这一题旨，我欲追问的是，究竟是什么使得晚清小说堪称现代，相对着五四传统所构造的现代话语？又是什么阻止我们谈论晚清时期被压抑的多重现代性？而至为重要的是，在一个后现代性成为风行话语之一种的时代，凸显晚清小说现代性之种种，此举策略性的意义何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