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学科”层面上讨论“中国当代文学”，应当作为一个问题提出来。用“中国现当代文学”来命名一个学科，已经成为学界的习惯表达，也就是说，“中国当代文学”是否作为一个学科的部分已经没很大有非议。同时，我们注意到，在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统一论述中，论述“现代文学”的文学史观、知识谱系与方法，并不能充分契合“当代文学”的历史。即使现在的学界已经重视了“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关联研究，但是，现有的关于整体论述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著作，仍然不能解决“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在文学史框架中的分裂现象，甚至是拼凑的现象。所以重建“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合法性，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应当是，在文学史的阶段关联中，突出“当代文学”的特殊性，形成研究当代文学的学理基础，并且把这样的研究与中国当代历史的复杂性联系在一起，而不是剥离出去。 从表象上看，在学科内部，研究“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分工是明确的，虽然也有部分学者能够做“打通”式的研究并分别有所成就，可对多数学者来说，治“现代文学”还是“当代文学”则有侧重。这些年来，关于“新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和“新时期文学”概念的辨析，都意识到历史阶段的差异性以及概念背后的复杂性。 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经历了重大的变化，在“拨乱反正”之后逐渐成熟并且基本稳定。这个变化后的成熟的研究范式是与八十年代以来整个人文学科的发展联系在一起的，而作为当代文学的写作与评论曾经在很长时期处于先锋状态，也就是说，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是与当代文学的挫折、发展、困顿紧密相关的。如果做一个简单的、或许是偏颇的概括，现代文学研究基本上以自由主义为思想背景，以“纯文学”及“启蒙文学”为文学观的研究。这里，我无法也无力对这样一种研究的合理性及局限性做出充分的评价，我只是想说，当我们用这样的思想背景、文学观及方法论来观察和判断当代文学的历史及当下的写作时，当代文学的历史及当下思潮往往被简单处理了，当代文学自身的复杂性、丰富性及当代文学与当代史的复杂关系都被简单处理了。 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是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中发生、发展的，而当代文学不仅与当代史而且与当下生活有着更复杂的关系。如果说这两者之间的背景有什么差异的话，那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的不同;如果说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相同的话，那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演变为“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过程。现在的当代文学史研究，和早些年不一样，已经无须急于给当代文学作是否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界定，但是，当代文学与“社会主义文化”的密切联系仍然是需要我们着重考察、辨析的内容之一。改革开放的变化同样反映在“社会主义文化”的变化上，文化的多元化并没有改变文学仍然是在变化了“社会主义文化”的语境中发生发展的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考察“十七年文学”、“文革”时期文学时，可能会比较多地注意到这个问题，实际上新时期以来的文学、文学制度等，仍然处于“社会主义文化”的影响之下。当代文学的历史，在很长时期都是社会主义文化想象的一部分。 当作了这样的区分之后，我们就会发现，将“现代性”概念引入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之后，“现代性”作为一个统一的概念，已经无法一以贯之在现代文学与当代文学的历史中。在“现代性”的多副面孔之外，“社会主义现代性”是否成立，如果成立又怎样反应在当代文学历史中，又怎样影响我们对当代文学史的论述?如果不成立，“十七文学”和“文革”时期文学是否就视为“现代性”的断裂，“新时期文学”则是“现代性”的部分复活?倘若如此，究竟在怎样的范围和多大的意义上将“现代性”介入到当代文学的研究之中。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现在已经有了充分讨论并且初步有了共识的“纯文学”观对文学史研究的影响。在八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中，“纯文学”观的提出，不仅影响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研究，而且也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几乎是重新塑造了一代作家。这些年学界在反思“纯文学”观时，既肯定其提出的合理性，坚持抗拒“政治”对文学本体的伤害，同时又揭示了“去政治化”之后的局限及负面影响，这对我们充分认识和论述当代文学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独特性是十分有益的。 呈现当代文学史复杂性与丰富性的途径之一，是重视文献或者史料对文学史研究和写作的意义。我个人觉得，当代文学学科的发展、成熟与它的“文献学”相关。当代文学史料的挖掘、整理与研究，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当代文学学科的“学术性”。文学史的研究和写作受制于研究和写作者的文学史观，但文学史显然不是一部纯粹的文学观念史。对史料的重视和运用，将会改变当代文学史写作的面貌。 我们所说的当代文学与现实生活有着血肉联系，当代文学的文化延伸以及与当下精神生活的密切，都让当代文学研究处于一种“运动”之中。我的这些杂感，也只是“运动”时急促的“呼吸”。 ——原载《文汇读书周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