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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短暂回京，听到许多“烟花女子”的故事。这些女子多半二十岁左右，读过中学，有点文化，也有姿色。她们或做“按摩”，或做“公关”，或做秘书，或什么也不做，只是自行“交际”和帮别人交际。其中一些因“傍上大款”而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不仅衣食无忧，而且还过着相当豪华的生活。听到她们的故事之后，我并没有如同一些朋友那样，立即给予道德裁判，只觉得这里无是无非，无善无恶，不过是一种新的生存状态而已。世界虽大，这些女子找不到别的生存位置，只能靠自己的青春妙龄做些谋生，我们无力相助，还能说什么呢?不过，面对这些女子，我不由得想起上个世纪初的“茶花女”，觉得她们像茶花女，又不像茶花女。想来想去，才明白她们是茶花女的变形。当年的茶花女是可爱的，而当下的茶花女却有点可怕。这大约是今天的茶花女丢掉了往日茶花女身上最重要的东西，这就是真性情与真性灵。 说起茶花女，我们当然知道是源于小仲马的名著《茶花女》。这部小说不仅在巴黎轰动一时，也曾经感动了整整一代中国人。一九八九年林纾用文言文翻译此书，书名为《巴黎茶花女遗事》，在翻译时，他就与合作者王寿昌被故事感动得“相对大哭，声彻户外。”译著出版后，《茶花女》风行一时，“不胫走万本”，严复曾诗曰“可怜一卷茶花女，断尽支那荡子肠”。为什么茶花女在十九世纪末的中国影响这么大呢?因为茶花女美丽、善良、聪慧，而且最重要的是她有梦想，有灵魂，追求真挚的爱情，并甘愿为此付出宝贵的生命。在巴黎浮华喧嚣、轻薄如纸的世界里，她没有失去对美好人性的信赖，所以她成了至情至性的象征，感动了许多人，岂止浪荡子。《茶花女》在中国风行，跟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痴情”传统也许有关，我们在霍小玉的身上，在杜十娘的身上，在《花月痕》中刘秋痕的身上，不都能看到“茶花女”哀伤凄婉的身影吗?晚清时期流行的狭邪小说，到了后期，已经完全不相信爱情了，大多沦为“嫖客指南”，暴露的多半是妓女们如何奸诈贪婪等，所以《茶花女》的出现，等于是重新宣布“爱情”的存在，重新肯定对“爱情”的向往与追求。 曹禺的《日出》中也塑造了一个中国的“茶花女”形象。女主人公陈白露其实是出走的娜拉，就像鲁迅所说的，娜拉出走后，不是回来，就是堕落，而陈白露就是那个“堕落”的娜拉。她曾经是个“新女性”，离开丈夫后，沦落风尘，依附有钱人，贪图舒适豪华的生活。不过对于自己的这种卖笑卖肉生涯也感到不安，于是做了一番自我辩护：“也许名誉的看法,你跟我有些不同。我没故意伤害过人,我没有把人家吃的饭硬抢到自己的碗里。⋯⋯但我弄来的钱是我牺牲过我最宝贵的东西换来的。我没有费着脑子骗过人,我没有用着方法抢过人,我的生活是别人甘心愿意来维持,因为我牺牲过我自己。我对男人尽过女子最可怜的义务,我享着女人应该享的权利!”她的这段话，也让我们想起张爱玲小说《十八春》曼桢为做舞女的姐姐辩护的话: “我觉得我姊姊没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地方，她没有错，是这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得她这样的。要说不道德，我不知道嫖客跟妓女是谁更不道德。”可以说，无论是小仲马，还是曹禺，张爱玲，都用超越世俗道德的眼光来看“茶花女”，不仅给予她们同情，也通过她们的悲剧来见证和批判“有病”的社会。虽然陈白露一方面迷失于纸醉金迷的物质生活，可是另一方面却仍旧不甘沉沦，仍旧守住自己的精神追求。她虽然愤世嫉俗，不再像“茶花女”玛格丽特那样相信并且追求纯洁的爱情，不过她仍然企图保卫灵魂的贞洁，还对“日出”和光明的未来有着向往，希望能够走出阴森的地狱。正因为她还有灵魂，还有良心，所以没有办法做纯粹的“肉人”，但社会实在太黑暗了，只好走向绝望，选择自杀。曹禺其实是通过陈白露的形象，来探讨在现代物欲泛滥的社会中，人们如何能够获得灵魂自救的问题。 二十一世纪的“茶花女”们，已经没有不安与“不甘”，再也不会像玛格丽特那样为了爱情而甘愿牺牲生命，再也没有陈白露似的痛苦矛盾的挣扎，没有灵魂，没有理想，有的只是对嫁给大款的向往，做的只是“富婆梦”。这个时代的茶花女，比较接近晚清狭邪小说中的妓女形象，眼里看重的是钱而不是情，想到的是大款越大越好，只知“好”不知“了”。最令人感到奇怪的是，这个时代的“茶花女”的卖身生涯，还被许多人羡慕，因为她的生活方式成了脱贫致富的一条捷径。而不愿选择这种生活方式的人，如邓玉娇，只是想通过劳动来保持住自己的清白，则不得不动刀动枪了。 写到这里，想到倘若严复还活着，可能就要把“可怜一卷茶花女”改为“可悲一代茶花女”，为当今的茶花女感到悲哀，为她们的不自知不自明悲哀，为她们在大款卵翼下的欢乐悲哀，为一种说说笑笑而又浑浑噩噩的命运悲哀。 2009年9月写于马里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