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1997年美国学者米勒发表文章将西方有关文学终结的观点介绍到国内开始，国内文论界就开始酝酿并终于在21世纪初期掀起了一场有关文学是否已经终结的讨论，涉及了文学是否有了危机、文学有无边界、文学研究是否因为文学的危机而产生了危机、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关系等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是相关的，不论是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案，都将引发对于文学的重新理解。我认为这场讨论，不仅是对文学是否终结本身的学案式勘探与证明，试图厘清问题的来龙去脉，而且更是要在这场论争中定出一个对或错，争夺或维护关于文学研究的发言权。可实际上，文学是否终结了这样的观点本身并不重要，如果仅仅只是否定着或肯定着文学终结的观点，并不能推动对于文学的更进一步的思考，也无助于强化文学在整个社会实践中的地位与作用。 在今天的语境中，不是文学作为一种艺术样式遭遇了危机，文学马上就要消失了，这个世界上即将没有文学，没有作家了，也没有对文学的欣赏读者了;而是某一种形成于过去的文学观念遭遇了危机，由于它不能恰当地理解文学，在它的视域中，文学才经历着一场危机，没有了它所理解的文学，也没有了它所理解的作者与读者了。其实，当下的文学正在经历一个涅，像火中的凤凰，未必不是重生着。文学不是终结了，而是将以一种新的面貌出现于人类社会之中，只是因为我们漠视它而不能感应它。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关键之处就是把握这种文学的重生，恢复文学的固有活力，并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这才能够看清文学的出路，找到文学研究的用武之地。 我甚至认为，过去的文学研究及其理论若真的终结了，未必是一件坏事，这会让出思想的空间，让我们重新思考，再产生足以阐释今天的新的文学事实的方法，或曰理论。若是一种理论是万古常青的，这是人类思想的悲哀。所以，我期望在没有理论的地方重新起步，至少是在原有理论的影响力已经式微的那个地方，建立新的起跑线，这样，才能真正有所创造。我是坚信这个起跑线的原点是人性及其对人性的书写，离开了这个原点，就没有文学的理论。即使是过去的文学理论传统，它的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及其评论，都是建立在这个原点之上的。不是先有了文学理论，再有文学的;不是先有了文学，再有人性的。而是倒过来，人性引发了文学，文学引发了文学理论。因此，对于人性发生变异的整个历史及其对这种变异的表现，是过去的文学理论存在的依据，也是今天的文学理论存在的理由。 重释文学的可能性，存在于对文学终结的思考中。重释文学，其实就是回到文学的简单，就是面对文学的事实能够给出令人信服的分析。前不久，有一个打工的阿星杀死了他的老板，这当然地要受到法律的严惩。可阿星的曲折而坎坷的打工经历也是令人同情的。有一位网上诗人名叫商丘天雨，写了一首诗《孩子?熏我为你流泪》，读着令人落泪。这就是好诗，好文学。多一些这样的诗，多一些这样的文学创作，文学怎么会消亡呢?所以，不是文学要消亡了，而是不能面对生活的创作要消亡了。当文学肩负起了它对人生的神圣义务，文学就与人生同在，与人性同在，与审美同在。 1、眼下的“文学终结”问题的争论，还没有结束。一些理论大家与学界新锐均参加了讨论。讨论当然地分成了两派，一派主张文学遭遇了危机，文学看来是要终结了，让位于电信时代的图像、网络、多媒体;一派主张文学不会终结，文学应当维护它的传统地位，保持它的本性。我认为两派都有道理，从现在的情况看，说文学受到挑战是事实，文学确实不像过去那样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这不像终结又像什么?说文学不会终结也是对的，现在的读者喜欢图像，可也没有彻底地丢弃文学作品，为什么由此会得出文学终结的结论呢? 但是，我又感到，这两派有一个共通的毛病，都陷在20世纪的文学理论的陷阱中，受到20世纪文学理论的巨大制约，不能更清晰地看文学。担心文学终结者，是将文学看错了;坚持文学不会终结者，也将文学看错了。这个相同的错误就是把文学看得太复杂，所以得出或终结或不终结的结论。因此，无论是在终结论者那里，还是在非终结论者那里，他们眼中的文学都是以一种异体的面貌出现的。其实，文学是什么?答案可能是千万种，其中有一种回答：文学是简单的，它是人生经验与人生想像的产物，是人性的故事。有了人生经验要表现，有了人生想像要展开，就有可能创造出文学来。若只是表现在口头上，那就是口头文学;若用文字写下来，那就是书面文学。这人生经验与人生想像，人人都有，所以，人人都有成为作家的可能性。不是只有学富五车的人才能创作。如高尔基，学问就不深。那些动人的民歌，也是不识字的人创造出来的。 但文学的创造，有一个基本的道理要知道，这个创作，要达到情绪的饱满才能进行。所以，文学其实是人性的激动，有了人性人情还不够，非要这种人性人情到了不得不说、不得不写时，才能创作。冲动是创作的心理特征。如果一个批评者用心理学加以分析也许很复杂，可它本来也是很简单的。一个村妇失去亲人会痛哭，这是抑制不住，哭出来，就呼天抢地，很动人。尽管事后，多事者可以分析，说这里哭得有道理，那里哭得有些矫情，甚至哭得不通人情，可这位村妇的能够哭得出来，是因为她对亲人的怀念之情已经盛不下了，才满溢出来，成为一种人生的艺术。 太史公写传世的巨著《史记》，说是发愤著书，就是因为他心中有孤愤，无法加以表现，就借写史与创造人物来加以表现了。要是运用现代的心理学分析太史公的创作，什么格式塔、深层心理与集体无意识等等，说起来当然是一套理论又一套理论，可一样地也只是肯定发愤著书说，不过是用复杂的方式陈述一个简单的道理而已。中国古代还有“诗穷而后工”的观点，强调的也是发愤著书，因为诗人遭遇穷困必然产生孤愤，抒发这种情感，叙述人生的曲折及自己对这种曲折的心情，自然成为好作品。至于鲁迅，他创作了一系列的杰出作品，与其小小年纪就来往于家与药房之间饱受人世的炎凉，不无直接关系。我总感到，要成为一个作家，没有奇遇不行，没有对人生的奇特体验不行，没有在人性与人情的理解上超出前人与常人的地方也不行。因为惟有这样，他才能形成独特的心理状态，这种心理状态，适合于创作。可惜，在今天，研究者过于看重各种理论对创作的作用，并分析这种种理论是如何深刻地影响了创作，却很少强调文学创作与作家的真情实感的联系。甚至要斩断这种联系，将由作家所分娩的作品这个孩子，从母亲的身边抱走，说这个孩子是如何的独立自足，毫不顾及母子间的这个天然的血缘关系，这怎么能够说清文学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