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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建国后“十七年”到新时期文学两代作家的层次特征比较明显，而80年代以来的陕西文学发展走向是不大容易准确划代的。一直活跃在文坛上的叶广芩、杨争光、方英文、马玉琛等作家，从年龄和创作资历以及创作观念和方法上，应该是属于第二代的，但他们显然已经淡化了第二代作家与柳青、杜鹏程们的那种深刻的艺术生命的联系，他们的生存方式和写作姿态显然大不同于前辈作家，他们在写作精神上更靠近第三代。可以称之为第三代代表人物的红柯、李春平、爱琴海、寇挥、秦巴子、鹤坪、安黎、高鸿、刘晓刚、杜文娟等作家，他们在“无名”化和个人化的创作路途中走得更远，他们以“反传统”的和更具旺盛生命力度的写作，引起全国文坛的关注，他们进行的是更具当代性的写作，构成陕西文学的靓丽景观和新鲜活力。 以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涌现的庞大数量和艺术个性的丰富多样来看，陕西依然是生长长篇小说的一块沃土，长篇的丰收也依然带给陕西文学无限的生机和希望。而且，新世纪以来的陕西长篇小说正在呈现出令人惊异的新变，正在和已经打破了既往的创作格局和评价系统，于是，我们对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现状和发展态势的考察和评判，就有了新的意义。 首先是地域性特色的淡化和隐失。评论和研究陕西长篇小说，一直有一个绕不过去的视界，就是文学的乡土性和地域性文化阐释。这一思路源自上个世纪80年代的文学文化学研究热潮而一度成为流行，却也切近和吻合了陕西文学创作的基本状况。从柳青、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这几位小说家的长篇创作中，非常典型地体现出陕西文学以乡土叙事为主流的鲜明地域文化色彩，从乡土题材和地域文化的角度进入，很大程度实现了对陕西文学的总体观照，也相当有效地把握到了这一文学群落的文化审美特征。乡土写作曾经是陕西长篇创作的立足点和传统优势，而近年来除了贾平凹《秦腔》引起人们对“后乡土”叙事的关注外，其他乡土题材的长篇作品并没有产生什么特殊的影响，或者说，乡土叙事本身已经汇入了新世纪文学多元化的艺术表现之中，不再占领陕西地域文学中的首席位置了。 陕西文学的乡村乡土式单色调局面在90年代就已经开始改变，愈到后来，作家涉足生活的领域就愈加宽泛，小说题材五花八门甚至令人眼花缭乱，越来越多的长篇新作，难以用农耕生活和地域文化来框囿。举出较有影响的几部小说来看，叶广芩的《采桑子》动用的是与中国历史变革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满族贵胄家族生活题材，且京味浓郁。红柯一直沉醉于边疆民族自然与人生状态的意象描画，长篇《西去的骑手》和《生命树》更为宏阔地展示了草原文化和异域风情，与他大量精美的写意性中短篇小说相比，红柯的长篇小说在继续发挥其丰富的想象力的同时，加强了小说还原现实的能力，标示着红柯走向虚实整合的艺术境界。杜文娟近期热衷书写旅行西藏的体验，纪实性长篇《阿里阿里》带给读者的不只是西藏的神秘，而是阿里人真实的生存图景。方英文的《落红》和《后花园》表现都市世态人情和知识分子破碎零落的精神状态。马玉琛的《金石记》写长安城里古董界的奇人异事，小说中流溢着古往今来的传统文人气韵。李春平的《步步高》和《领导生活》涉笔“官场”，写出了“政治生活”的新气象。秦巴子的《身体课》是一部全新意义上的“身体写作”，诗性的身体语言和智性的哲学思考几近完美地融合于一体。在当代文学从“乡土”到“都市”的转移中，陕西文学算是比较滞后的，而一旦突破“写什么”的自我限制，对文学世界的全景展示就表现得相当出色，还比如近年崛起于文坛的一批新锐女作家周瑄璞、唐卡、王晓云等，几乎都是擅长都市题材的，她们笔下的“欲望都市”和深陷其中的女性形象，让我们完全读不出所谓的地域特色。超越陕西文学既成的高度，可能首先要面对飞速变化的外部世界和随之改变的人的内心生活，在文学发展新的生长点上出现的这些长篇小说，可能还没有抵达艺术自足的理想境地，但从中可以看到地域性文学新变的巨大的潜力。小说创作在淡化和隐去地域性标识的时候，也正努力走向更为壮阔的对世界和人类命运的关怀，和更加深刻的对人的灵魂奥秘的揭示。也就是说，在更加自觉地追求长篇小说普世思想价值和艺术的个性化时，不自觉地进行了对地域文学生态的强力扭转。令人期待的是，这一文学的拓新群体，何时能够撑起真正属于自己的一片文学天空。 与“去地域性”相联系的另一重挑战，是长篇小说对“厚重”的“史诗性”艺术使命的卸除。“史诗性”追求是陕西文学最引以为豪的伟大传统，“去史诗化”意味着要比前一代作家更加彻底地摆脱文学宗师的影响，在“反传统”的路上走得更远。叶广芩的《青木川》试图拨开主流话语构建的“大写的历史”而寻找存活于民间记忆中的“历史真相”，她没有刻意于小说的“史诗性”营造，却在接近和走入历史现场的努力中，讲述那些纷繁杂乱而又逸趣横生的民间故事，发现其中人性的美好与幽暗。方英文和马玉琛的小说用不同的笔墨展示了当下文人普遍存在的回归古典、民间与故园的文化心理和精神取向，反拨了长久形成的知识分子以承载政治道德理想为文学诉求的小说传统。擅长写老西安的作家鹤坪新近推出一本《民乐园》，满篇的市井男女与古旧风烟，他用百年西安的风俗民情构筑的“文学历史”，显然是更远离宏大叙事传统的。长篇小说的简约化和轻灵化是易引起文坛批评的一种创作倾向，对简与繁、轻与重和俗与雅的不同价值认定，反映的还是一个文学思想和小说观念问题。小说的“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追求在百年中国历史文化的特殊语境中生成，负载民族国家复兴和社会政治变革使命的小说观念，长久地影响乃至决定着作家的艺术创造和读者评论家的价值评判。事实上，很多小说家离开传统而毅然转身，是中国社会再一次重大变革的力量推助而致。当我们身处于自由、松散和满地文化碎片的多元化世界，小说为实现多种功能意义而选择不同的创作路向，也是一种必然。有意思的是，当小说背离了近传统，开始亲近民间认同世俗乃至走上市场化的道路时，却续接了中国小说传播“街谈巷说”、意在娱乐消闲的远传统。到底什么是好小说？当然不可能再用同一种标准衡量五花八门的小说创作了。 “地域性”和“史诗化”中隐含着集约和趋同的意思，真正出色的小说家，即使以地域特色和史诗品格为标记，也一定要将不可复制的创造个性体现在小说当中。在陕西地域写作中，贾平凹是最出格、最另类，也最多引起争议的小说家，如前说述，他是较早意识到传统的史性框架和写实方法对自己的束缚进而求新求变的，长篇《浮躁》完成后开始新的艺术突围，从《废都》《白夜》，一直到《秦腔》《古炉》和最近的《带灯》，贾平凹在自认为适合自己的路上坚定不移地走来，文学潮流不断更迭变迁，争议乃至批判持续存在，贾平凹不为所动的坚持，成就了他自己的文学风景。这应该也是贾平凹30年处于文学主流的边缘而又30年立于文坛前端的原因所在。贾平凹善于守着自己熟悉的生活领地，却开掘出一个全然异质的文学世界，贾平凹属于陕西地域，却也超越了一般意义上的地域文学。贾平凹作为一个典型案例，对陕西后代小说家如何走出一条自己的创作路子，应该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是作家“去地域性”和“去史诗化”的自觉努力造成了陕西长篇小说的风姿不同和意趣各异，还是时代赋予的自由文化选择和个人化艺术追求，塑造出作家群体全新的个体形象，让陕西文学往日不可动摇的辉煌传统，成为渐渐远去的巨大背影？多向促进和全面生成应该是更客观更公允的答案。问题在于如何面对、如何衡量和作出评判。从新世纪以来长篇小说出版的数量和花样繁多的局面看，其实是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个长篇小说的繁荣时代，但萦绕于我们耳际的，充斥于各类报刊的，更多的是质疑和批评，是失望的乃至悲观的声音。走出共名时代、难以找到主色调、乃至无法完成全面阅读的长篇小说发展现状，本身就形成了对批评家新的考验。就陕西文学，我们曾经热衷并自信的地域文化性把握和史诗性评判，对于已经挣脱了地域限制的自我行走中的长篇小说创作，是否永远有效？当年几部轰动性的长篇巨制就可以证明一个繁荣时代来临的评判标准，可否依然适用或切合于当下的创作实际？当小说回到小说艺术自身，回到每个爱小说和写小说者的身边，小说世界却变得和以往如此不同。一面是长篇小说海量增加汹涌而至的现实景况，一面是小说艺术全面衰退、沉沦，乃至文学将要消亡的危机预言。是我们对小说的判断力出了问题，还是真的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的小说观念以及价值认识系统。 陕西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成就，曾经是当代现实主义文学主潮中强有力的一脉，今天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态势，也还是中国长篇小说时代变化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群体表现。无论数量上的逐年成倍上升和质量上的雅俗互见参差共存，陕西文坛都可以折射到全国。地域性问题放大了讲就是文学的民族风格问题，对于宏大叙事和史诗性追求的反思，也是回返中国百年文学和重估传统价值观念时难以回避的核心艺术命题。这样看，考察陕西地域的长篇小说创作群体，其意义就不仅限于陕西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