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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从40年代解放区文艺的实验性开拓，到1949年后中国当代文学体系的全新建立，置身于解放区地缘文化环境之中的陕西文学，顺应文学的时代主流，凸显文学的时代风格，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格局中居于重要的地位。陕秦历史文化的深厚渊源，陕西文学与中国当代文学之间的生发和构成关系，持续影响和推动着陕西文学的发展，在“文革”结束后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属于一方地域的陕西文学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继续彰显着强有力的艺术创造精神，以更具规模的群体性文学行动和昭然于世的创作成就，赢得读者和评论界长久的关注，甚至带来全社会的轰动，不断证明着陕西文学重镇的艺术创造实力。 1986年路遥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问世，1988年贾平凹的长篇小说《浮躁》出版，从两位作家个人来说，这是他们在前期中短篇小说创作已经取得巨大成功的时候，第一次以长篇小说的艺术形式获得文坛和读者的广泛认可，其艺术反响持续至今。从陕西地域文学来说，“陕西作家群终于有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批长篇小说，而且一开始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艺术品位。”[7]陕西由此迈开了长篇小说创作热情而坚实的步伐，到90年代，确切地说到1993年，“陕西先后有京夫高建群鄙人（陈忠实——作者注）贾平凹程海五位作家的五部长篇小说在北京五家出版社出版，形成了这个群体创作大释放状态。”[7]这就是被评论界称之为“陕军东征”的文学现象。陕西以集团军的阵势，推出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高建群的《最后一个匈奴》等长篇厚重之作，形成长篇小说的又一轮创作热潮。在文学史的视野中反观当时的中国文坛，陕西长篇小说的兴盛也反映了新时期中国文学演变到90年代的整体突进。变革时代的文学，大约会以十年为一周期迎来长篇小说收获的季节，五四之于30年代的长篇热，共和国成立之于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长篇热，以及80年代起始的新时期文学之于90年代初的长篇热，大致可以看出其一定的发展规律。 深厚的现实主义文学传统，“陕军东征”的斐然景观，以及“三驾马车”的斩获茅奖，使得陕西文坛普遍存在着长篇创作的“优胜情结”，作家誓以一部长卷定天下，评论家也惯以长篇创作论英雄。新时期崛起于文坛的路遥、贾平凹、陈忠实，代表着阵容庞大的第二代陕西作家群体，除了领军人物路遥、贾平凹和陈忠实，还有赵熙、京夫、邹志安、文兰、王蓬、莫伸、李康美、高建群、程海、杨争光、冯积歧、方英文等，女作家李天芳、叶广芩、冷梦等，都纷纷推出了他们长篇作品，据统计，90年代以来，陕西作家群体每年都有十部以上的长篇小说出版，这种井喷状创作态势迅速掀起陕西文学的又一个高峰时期，也强力推进了新时期文学的长足发展。 陕西当代作家从第一代到第二代，既有文学精神和创作方法上的传承关系，同时又在突破与超越中呈显出鲜明的“断代”特征。两代各自有优秀的作家作为领军人物，分别形成颇为严整的群体阵势，取得了卓越的文学成就，他们所创造的优秀文学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的不同阶段，都相当程度地代表着时代文学的最高水平。并且，已成共识的两代代际划分，为我们整体描述陕西当代文学创作概况及其特点提供了方便的切入角度，也使我们能够将具体的作家作品研究放置于不同的参照系中，使研究者取得历史的纵深眼光。 在80年代的文学环境中讨论路遥，核心命题就是对现实主义精神和方法的执着坚守。路遥对先师柳青有着自觉自愿的膜拜，构思《平凡的世界》时还在认真攻读《创业史》，他不但在文学观念、审美理想和创作题材、方法、风格等方面继承柳青的人格精神和艺术经验，而且一如柳青般为神圣的文学事业甘愿付出生命的全部。路遥创作《平凡的世界》之时，正是新潮文学汹涌澎湃，现代主义话题遍布文坛之际，路遥不可能熟视无睹，他后来说：“我当时并非不可以用不同于《人生》式的手法结构这部作品，而是我对这些问题和许多人有完全不同的看法。”理智清醒地告诉路遥：“不能轻易地被一种文学风潮席卷而去。”[8](p42)针对当时的“现实主义过时论”，路遥指出：“实际上，现实主义文学在反映我国当代社会生活乃至我们不间断的五千年文明史方面，都还没有令人十分信服的表现。虽然现实主义一直号称是我们当代文学的主流，但和新近兴起的现代主义一样处于发展阶段，根本没有成熟到可以不再需要的地步。”[8](p45)另一方面，任何一种旧的文学样式的存留和任何一种新思潮的产生，都不可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文化环境，这也包括读者的审美需求。因为路遥的早逝，这部用作家生命构筑而成的艺术长卷，成了路遥的巅峰之作。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在文学从业者通常看来其创作方法早已过时的小说，在读者大众心中却从来没有过时，甚至因其强烈和持久的阅读效应而被称之为“路遥现象”。路遥当年所判断的：“一般情况下，读者仍然接受和欢迎的东西，就说明它有理由继续存在。”[8](p47)已经为作品所经受的阅读考验所印证，因此，讨论新时期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和命运，《平凡的世界》越来越成为研究者绕不过去的作品。 回返80年代文学现场，在现实主义受到现代主义的冲击，二者由理论上的矛盾对抗到创作实践中的并行不悖和相互渗透融合的过程中，路遥所代表的是坚守传统现实主义的立场。路遥的成功基于两点，一是他正像前辈柳青一样，从一个作家的主体内在要求出发选择和坚持自己的生活和创作方式，因为这是一种主客体之间相互拥合相互适应得来的创作途径，所以非外力能够轻易影响和改变，我们知道，主客体的碰撞和融合正是艺术创造可遇而不可求的理想状态；二是路遥并没有僵化地对待传统现实主义，路遥艺术个性中具有强力地突入客观世界的主观精神，他用自己炽热的情感点燃笔下的土地，与中国农民和他们的苦难命运同呼吸共悲欢。《平凡的世界》出版后，被评论界普遍称誉为“描写了中国农民的生活和命运，是一幅当代农村生活全景式图画”，具有“史诗性的品格”的“严格的现实主义作品。”[9]今天看来，《平凡的世界》能持续吸引读者，其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已经远远不是现实主义小说“表现历史与社会人生的广度与深度”方面的成就所能解释。人们热爱《平凡的世界》，主要不是因为它“写了什么”和“怎样写”，而根本是因为他是“路遥写”。“谁写”谁决定小说怎样，也决定他的现实主义或者现代主义怎样，路遥更多取胜于他的情感诚意和道德力量，他用艺术家的主观精神征服了小说，也征服了读者。所以路遥说：“从根本上说，任何手法都可能写出高水平的作品，也可能写出低下的作品。问题不在于用什么方法创作，而在于作家如何克服思想和艺术的平庸。”[8](47)路遥在上个世纪80年代自觉地以文学创造的强大精神效能，超越具体的艺术手段，何尝不是另一种对潮流的挑战，试想如果路遥当时追赶时髦勉强运用现代派手法，文学史上可能多了一部过眼烟云之作而不会有现在的《平凡的世界》。在中国文学史上，路遥不仅留下一部足以代表80年代现实主义水平的优秀之作，更以艺术家“直接面对读者”的独立精神，赢得后人的理解和尊敬，这也莫不是前辈文学精神的血脉流传，于今天于未来，都提供着一份特别有价值的经验。 《平凡的世界》带着非常浓重的时代印记，无论其所反映的那段变革时期的城乡社会生活，还是路遥面对生活的理性思考，也包括创作方法上近乎偏执的传统守成。成功和局限是《平凡的世界》的一体两面，黄土文化蕴蓄着强韧激越的生命原力和情感热力，同时，陕北也历史性地深陷封闭落后的经济文化形态的围困中，根深蒂固的本土思想观念带给作家的限制，并非一时的方法趋新所能弥补，相较而言，轻率丢掉人生本源和文学根系，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艺术损失，路遥对此非常清醒。路遥离世的第二年，陈忠实的《白鹿原》出版，作家在思想观念的彻底解放和艺术经验的多元融合中，实现了对传统的继承、整合和全面超越，《白鹿原》因此成为新时期现实主义小说的界碑性作品。我们不禁慨叹，在坚守到突破的过程中，所谓时代局限往往就那么短短几步。 谓为“陕军东征”而群体推出的这批长篇小说中，两位领军人物陈忠实和贾平凹创作的《白鹿原》和《废都》，引来社会上久违的文学轰动效应。时隔20年再来考量这两部小说，不夸张地说，无论其思想力和审美力，都依然占据着当代文学的前锋，也依然提供着富有活力的思想艺术话题. 陈忠实与路遥一样喜欢《创业史》，崇拜柳青，他说：“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 [10]（p92）通过与柳青的影响关系，陈忠实也表达了自己对那个时代的政治理念和政策路线的无条件信奉和遵从。80年代陈忠实亲历农村分田到户责任承包的社会变革，他不无震惊地看到：“1982年春天我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 [11]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化道路终被颠覆时，陈忠实意识到自己正遭遇到“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陈忠实把由此引起的思想震荡和心路历程称之为“剥离”：“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这个时期的整个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离。” [10]（p103）《创业史》曾经筑起少年陈忠实美丽的文学梦想，走上创作道路后，因小说被认为有“柳青味儿”而感到无比荣耀。冥冥之中像有一种力量在招引，《创业史》表现的合作化题材和现实人生发生了粉碎性碰撞，刺激陈忠实的同时也把他推到了新的转机面前。正是对合作化问题以及乡村社会变革的再思考，让陈忠实开始重新面对中国近现代半个世纪的历史生活内容，对即将进入自己小说的中国农民历史命运进行前所未有的深刻反思，陈忠实最终用《白鹿原》回答了那个萦绕于心的重大命题，也实现了他期待已久的对现实主义美学新领域的征服。 陈忠实依然怀抱构筑艺术史诗的宏伟理想，依然秉持贴近历史真实、注重生命体验、传达人性关怀的现实主义精神，这些稳固的艺术基因证明了陈忠实依然是柳青的传人；另一方面，陈忠实更清醒地意识到：“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 [12]（p34）陈忠实痛下决心，自断与传统母体的“脐带”，让传统成为源头和背景，让自己成为独立的艺术生命个体，“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决心进行彻底摆脱的实验就是《白鹿原》。” [12]（p35）这种“摆脱”包括上述的与旧的思想禁锢“剥离”，“打开自己”，迎接世界观、历史观乃至人生观的全面更新；也包括解除原有艺术系统和创作模式的束缚，不再人为地固执地排拒异域现代主义文学观念和叙述方式，而是吸收和融合四面八方的和文学发展各阶段的成功经验，重新熔铸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学个性；最后归结为陈忠实很钟情的那句话：“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不仅指语言形式的必须摆脱旧套，必须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形式，更进一步说，“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背后潜藏着陈忠实小说思想的一场深刻革命。一旦这场革命成功，宗师柳青和陕西地域文学乃至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传统，都不再是遮蔽在作家头顶的巨大阴影，而是转化为作家攀登文学金字塔的雄伟底座。陈忠实用《白鹿原》实践了一个作家挣脱传统负累飞向艺术自由王国的艰难历程，这就是《白鹿原》超越《平凡的世界》之所在，也是陈忠实以“寻找自己的句子”名闻天下，不断影响文学后辈的原因所在。 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三驾马车”中，贾平凹身上的地域性特征同样明显甚至典型，比如“农裔城籍”的作家身份，以土地为创作母体的文学信念，贴近现实把握时代脉搏的能力以及质朴醇厚的艺术个性等。另一方面，贾平凹又是陕西作家群落里面最另类的一个，也是创作最为变化多端的一个。在三十多年不间断的创作过程中，他一直以文学介入现实人生，承担着这一代作家的历史使命，但又比同时代作家更早地更自觉地意识到主观世界在艺术创造中的特殊作用，即使早年相对偏重于表现外部世界的作品，如《鸡窝洼人家》《腊月正月》等中短篇以及长篇小说《浮躁》，他所反映的社会生活的变动迹象，一定是通过作家自己的心灵响应而折射出来，因而具有了与众不同的个人艺术气象。学者王富仁早已注意到，贾平凹“是一个会以心灵感受人生的人，他常常能够感受到人们尚感受不清或根本感受不到的东西。” [13]（p262）这其实说的是艺术创造中的直觉现象，贾平凹能够凭借直觉感受生活进入创作，所谓“天才型”作家也是就此而言。贾平凹得以三十多年驰骋文坛，不断有新的突破和超越，很大程度上依靠了自己强大的“内宇宙”。 虽然贾平凹的创作一直被归类和命名，比如曾被纳入“寻根文学”和“改革文学”的浪潮，但就贾平凹自身来讲，却一直努力着要挣脱潮流，艰苦地找寻和建造着自己的文学世界。1986年完成《浮躁》后贾平凹说：“我朦朦胧胧而渐渐清晰地悟到这一部作品将是我三十四岁之前的最大一部也是最后一部作品了，我再也不可能还要以这种框架来构写我的作品了。换句话说，这种流行的似乎严格的写实方法对我来讲将有些不那么适宜，甚至大有了那么一种束缚。”“我真有一种预感，自信我下一部作品可能会写好，可能全然不再是这部作品的模样。” [14]贾平凹就此告别了过去，大举进行新的艺术突围，迎来90年代以来真正属于贾平凹自己的文学时代，当代文学也因此有了《废都》到《秦腔》等一系列长篇艺术作品，也因此有了“贾平凹现象”这道夺目的文学景观。 从《废都》开始的贾平凹，不断地转移着小说的表现视野，也不断颠覆着既成的小说叙述方式，这些变革性艺术实践最终通向贾平凹自己提出的美学目标：要“以中国传统的美的方法，真实地表达现代中国人的生活和情绪。” [15]（p70）这一努力方向使得贾平凹在两个层面上进行了具有反叛意义的开拓，其一，他既不像路遥一样在传统现实主义格局中以主体的情感精神力量谋求突破，也不似陈忠实熔铸西方现代小说的艺术经验于对民族秘史的重新把握中，获取深厚和悲壮的史诗美学效果。贾平凹的审美理想原本就与中国现代小说传统游离着，后来彻底甩开了长篇小说建构宏大叙事的固有模式，走上完全复原世俗生活原景的路子。这样，贾平凹的创作与时代社会就形成别一种的对应关系，如评论家所言：“贾平凹这个作家永远能和我们这个时代、在出人意料的地方建立起一个非常秘密的联系，这种联系在十几年前我们在《废都》中就曾经体会过，……这一部《秦腔》也是真正建立了一个非常准确而秘密联系的通道。” [16]（p40）长篇小说不再是对宏观历史进程和重大社会事件的模拟式描绘，作家也不再企图为时代精神和主流政治理想代言，小说的内容是不加择取的密密集集的俗常日子的自在呈现，这种“密实的流年式的叙写”中，弥漫着我们并不陌生的那种人性“常与变”的历史思绪，而那些让人不胜其烦的“鸡零狗碎”，又一笔一笔地命中着这个时代的种种复杂问题，作家对家国命运的巨大忧思浸没在贾氏叙述的汪洋大海之中。那些在别的作家手里可能成为史诗性叙事的文学题材，在贾平凹的处理下完全是另一幅文学面孔了。其二，从《浮躁》到《废都》再到《秦腔》，贾平凹一直在紧张地思考小说更理想的写法，2003年他自述说：“我的小说越来越无法用几句话回答到底写的是什么，我的初衷是要求我尽量原生态地写出生活的流动，越实越好，但整体上却极力去张扬我的意象。我相信小说不是故事也不是纯形式的文字游戏。我的不足是我的灵魂能量还不大，感知世界的气度还不够，形而上与形而下结合部的工作还没有做好。”他再一次强调：“我主张在作品的境界、内涵上一定要借鉴西方现代意识，而形式上又坚持民族的。” [17]贾平凹90年代以来尝试创作“由琐细写实到意态生成”的系列小说文本，致力于中国小说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重构的艺术实践，他将此视为小说家的艺术使命乃至人生理想，因此有了不畏人言敢为人先的胆量和勇气。在上个世纪末《高老庄》问世时就有评论家说：贾平凹“实现了对现有小说范式的大胆突围，形成了一种混沌、鲜活而又灵动，具有很强的自在性和原在性的小说风格。” [18]从《废都》的创作转型至今，贾平凹在小说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方面的艰苦努力和带给小说艺术的“原创性贡献”，已经得到了评论界极大的肯定，也激发了人们对中国小说未来发展的全新思考。 在多元开放雅俗互见的文学环境中，小说引起社会反响的原因自然是多方面的，曾经的热捧也罢恶议也罢，都已随时光消散，重要的是，长篇小说能否穿过时光隧道经久存留在读者的阅读视野中，并且在评论界学术界的持续关注和研究中走向经典，陈忠实和贾平凹代表的陕西文学群落依然值得我们期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