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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言行合一的生活家 朱光潜的贡献不仅仅是融贯中西，在理论上建立了文艺与生活之间的双向联系，更是用一生实践了自己的思想和信念，从而在理论与生活之间实现了双向互动。他的理论渗透到他的日常生活之中，更有甚者，他的理论也随着生活变迁而相应地丰富和发展。 众所周知，1949年之后朱光潜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否意味着他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呢？ 1983年朱光潜赴香港参加第五届“钱宾四先生学术文化讲座”时，他主讲《维科的<新科学>及其对中西美学的影响》，报告一开始他就声明：“我不是一个共产党员，但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后来胡乔木在一篇文章中说：“这可以作为他后半生的定论。”[55]正因为这些言论，建国之后的朱光潜便被说成了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但我们同样能找到朱光潜身上非马克思主义的元素，或者说马克思主义之外的许多元素。他在82岁暮年之作《谈美书简》中说过：“只学马克思主义而不学其他，也绝学不通马克思主义。”[56]这暗示出朱光潜内心绝不仅仅只有马克思主义。事实也的确如此，他一直是一个兼收并蓄的大家。如果马克思主义意味着唯物主义，蔡仪的美在客观说无疑是马克思主义，而朱光潜美的主客观统一说则并不完全符合，因为主观性在他那里有着很强的统摄作用。如果说马克思主义强调辩证统一，强调整体，那么在此意以上，朱光潜可谓马克思主义者。所以，我们是否可以说，朱光潜的美学一直是累积式发展。从早期的黑格尔、克罗齐、叔本华、尼采到晚年的马克思、维柯，朱光潜一直在借助新的视角，一方面审视和批判自己以前的思想，一方面综合各种因素来发展自己的美学思想。 解放后朱光潜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其实也是形势所迫。他86岁为《悲剧心理学》中译本写的自序中就非常自责，坦言自己留学回国后少谈叔本华和尼采，是因为自己“有顾忌，胆怯，不诚实”。[57]频发出现的思想改造运动让朱光潜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借以保全自己，同时也借机丰富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这可谓是现实生活对其理论的反作用。而理论对其生活的反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在当代美学家中，朱光潜难能可贵地做到了言行合一。说他是言行合一的生活家，绝不为过。 早年他就表示自己的生活信条是“三此主义”：此身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就让此身（自己）做，不能推诿给别人；此时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就得此时做，不要拖延到将来；此地应该做而且能够做的事情就在此地做，不能推诿到想象的环境中去做。一言以蔽之就是“从现世修来世”。朱光潜承认“三此主义”有着很强的实干精神和入世情怀，是一个极其现实的主义，本分人做本分事，脚踏实地，毫无浪漫情调。[58]看起来好像与“人生的艺术化”格格不入。事实并非如此，虽然“三此主义”重视的是“入世的事业”，但朱光潜并没有忽视“出世的精神”，《谈美》一开篇他就高屋建瓴指出：“人要有出世的精神才可以做入世的事业。”[59]朱光潜绝非出世之人，相反他一直是一个积极入世的人，不过他的入世是借助于出世而达到的。[60] 在观念或理论层面，他借助“艺术的生活化”吸取文艺的精华，从而达到“人生的艺术化”境界，这一境界正是他所需要的“出世的精神”。在现实生活中，他正是凭借出世的精神，做出了令人高山仰止的成就。纵观其一生，最能体现其思想的是以下三大实践活动： 关爱生命，怡养身心。朱光潜生于1897年，逝于1986，享年90。小时候身体虚弱多病，他曾说大半生都在同肠胃病、关节炎以及失眠症作斗争。身体弱不禁风，但他却非常关注身体，有着强烈的生命意识。早年在一篇文章中他说出了身体带来的烦恼：“这十几年以来，我差不多天天受从前藐视体育所应得的惩罚。每年总要闹几次病，体重始终没有超过八十斤，年纪刚过三十，头发就白了一大半；劳作稍过度，就觉得十分困倦。”由此，他现身说法，希望广大青年不要重蹈覆辙，语重心长地告诫他们：身体好，什么事都可能办好；身体不好，什么事都做不好。 那么他本人如何锻炼身体的呢？他不喜欢剧烈快速的运动。抗战时期在成都，他住在皇城菊园四川大学教师宿舍，那里一个会议厅有一个乒乓球台，大家无事时可以打打球，周煦良、卞之琳、谢文炳等人时常去打。但朱光潜不喜欢乒乓球，他喜欢散步、慢跑、打太极拳，而且还喜欢喝点小酒。几十年如一日，他一直坚持这些爱好。文革期间，朱光潜和冯友兰、季羡林等人关在“牛棚”里。他睡在水泥地上，腰部几乎瘫痪。天天扫厕所，听训，挨批斗，写检讨。经历一场大病险些送命，但他始终保持乐观态度，坚持慢跑、打简易太极拳和做气功之类简单的锻炼，身体也逐渐恢复过来。在季羡林眼里，他锻炼身体自有一套方术，佛道沟通，东西兼备。早晨，他偷偷跑到一个角落，打太极拳一类自己设计的动作。晚上睡下后，季羡林发现他总在被窝里胡折腾，不知道搞些什么名堂。[61] 1971年朱光潜正式“解放”，75岁的他，瘦弱不堪。1973年他写给安徽师范大学教书的老同学章道衡的信中，可以窥见那几年他的身体状态：“微躯尚健，只是患白内障，阅读小字书有些吃力。到了老年，宜特别当心身体，适当营养和适当的运动都不可少。我每晨都要锻炼半小时，午后都要走几里路，有时还爬爬山，每晚还喝一两泡药的白酒。”[62] 身体和精神密切相关。朱光潜一再告诫人们：“精神的破产毕竟起于身体的破产。”[63]锻炼身体，其实也锻炼了健康的精神，同时也滋养了浓郁的生活情趣。虽然并不精通音乐，但他很喜欢坐在闲人广众中听音乐，享受音乐带来的魅力，尤其是感受音乐韵律对其筋肉带来的快乐。更有甚者，他还是一个很有情趣的老师，齐邦媛在《巨流河》中深情回忆了不少关于朱光潜的往事。抗战时期在武汉大学，他教“英诗”课。有一次教华兹华斯《玛格丽特的悲苦》，读着读着，他竟然语带哽咽，稍微停顿又继续读，读完最后两行，他取下眼镜，眼泪流下双颊，突然把书合上，快步走出教室，留下满室学生惊愕无语。[64]情趣情趣，没有情何来趣呢！课上动情流泪，而课下的朱光潜也让学生无限怀念。有一年深秋，他邀请齐邦媛等几个学生去他家喝茶。走进院子，他们发现地上积着厚厚的落叶，走上去飒飒作响。有一位男同学拿起一把扫帚说：“我帮老师扫枯叶。”朱光潜见状立刻阻止说：“我等了好久才存了这么多落叶，晚上在书房看书，可以听见雨落下来，风卷起的声音。这个记忆，比读许多秋天境界的诗更为生动、深刻。”[65]上述日常细节足以见证朱光潜是一个有情有趣的人。宗璞曾经回忆，文革时有一次和他去看电影《万紫嫣红》，回来路上他像个孩子赞叹电影中的民间歌舞。他说话的神气，对生活充满浓厚的感情和活泼的兴趣，给宗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66] 他曾经说过：“性情在怡养的状态中，它必定是健旺的，生发的，快乐的。”[67]很显然，他做到了这点，虽然身体瘦弱，但始终乐观，且善于给生活增添情趣。同时，他身上固有的人文情趣反过来也深深地滋养了他的身心。 积极生活，不负我心。朱光潜终生辛勤耕耘，从未中断。早年香港大学毕业后就从事教育，与志同道合者一起创办立达学园和开明书店。1925年夏考取安徽教育厅官费留学。从1925到1933年，欧洲留学8年期间，取得博士学位，写作和翻译的作品共计11部。回国后，先后执教北大、川大和武大，言传身教，感染和培育了无数英才。解放时，53岁的他开始了新的生活，为了全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他又自学俄文。文革结束时，他已经80岁，仍然努力工作。83岁高龄时，他还动手翻译40万字的维柯巨著《新科学》，每天翻译一两千字，后来病情不断，每天只能译几百字，前后花了3年时间。1985年秋，也就是在他逝世前半年，他还在《中国老年》杂志发表《老而不僵》一文，呼吁老年朋友加强锻炼，找点事情干，做到老而不僵。老而不僵，这何尝不是朱光潜自我的写照呢！ 积极生活的他始终拥有一颗自由的心。正是对自由与民主的热爱使他更加投入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勇于反抗专制。科塞在《理念人》中指出，知识分子的标志是“批判精神和不受束缚”，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建立在对社会赖以存在的理想和中心价值的深切关心之上”。[68]知识分子的这些特征在朱光潜身上也非常明显地体现出来。他不仅从封建包办的婚姻中脱离出来，勇于追求自己的幸福。更有甚者，他总是将自己的言行著述与整个国家的强盛和真善美的传播密切联系起来。解放前投身教育，宣扬教育独立民主和自由。1924年为反对校长随便开除学生，不惜辞去白马湖春晖中学教职；1939年为反对“党化教育”的程天放就任四川大学，草拟罢教宣言，最终辞职；1948年解放前夕，他又与16位教授联名发表《中国的出路》，主张经济平等，政治民主和知识的自由。即便建国后一度遭受批判，犹如困兽，他也始终保持一颗自由高贵的心，从不同流合污。文革中拒绝参加“梁效”写作班子。从1957年到文革结束，尤其是美学大讨论期间，对他的批判从未停止，但他一方面虚心学习，一方面又积极认真地参加讨论，“有来必往，无批不辩”。[69]这不仅体现了他的自我批判意识，而且也体现了他对真理永不放弃和积极探索的精神。 “生命就是一种无底止的奋斗”，[70]他用一生实现了自己早年的断言，真正做到了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随方就圆，超然处世。小时候旧式家庭的严格教育，使他从小养成一种怯懦、谨小慎微的性格。受父亲和道家思想的影响，他很早就抱有一种超然无为的信念。不过在后来，超然无为又加进许多新的元素，既有东方的佛学禅意，也有西方的克罗齐、尼采、叔本华等人的思想。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他在超然之中透露一股韧性，一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他早年思想极其自由，超越于党派和政治纷争。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活动，与左派右派都有交往。然而命运却在后来和他开了一个玩笑。1942年他任武汉大学教务长不久，因为曾反对程天放，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就此责备武汉大学校长王星拱。王校长为息事宁人，劝说朱光潜加入国民党，说只是一个名义。为了学校的稳定，他答应加入国民党，并天真地声明“只居名义，不参加任何活动”。然而，国民党的身份给他的后半生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建国后他不断地检讨自己，但仍不断受到批判，可他总能够超然应对。 1951年开展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他很快就成为典型。事后学生朱虹回忆说，他“总是神态自若，毫无沮丧的神情”。[71]1967年朱光潜和翦伯赞、冯定、冯友兰成了北大“四大反动学术权威”，开批斗会时，四个年龄都是70岁的老人，集中站在台上，一站就是两个多小时。四人中翦伯赞、冯定、冯友兰都怒形于色，唯有他显出将生死置之度外的从容神态。据艾珉回忆，翦伯赞不堪忍受折磨自杀后，当问及“为何能这般从容”时，他微笑着说：“人有时不得不面对自己无法左右的处境，那就只能平静地承受它。风物长宜放眼量，大海不可能永远风平浪静，也不可能永远是惊涛骇浪。再说，这样的冲击对我也有帮助，使我静下心来重新审视自己。”[72]而他一位朋友则评价说，他应付人事就像打太极拳，以柔制刚，不攻只守，随方就圆，善于就让。[73]我倒是更愿意相信，他能做到如此超脱，也得益于他所谓的文艺观世法：“让‘我’跳到圈子以外，不当作世界里有‘我’而去看世界，还是把‘我’与类似‘我’的一切东西同样看待。”[74] 总的来看，朱光潜真正做到了言行合一，将一生过成了上等的艺术！怡养身体，积极生活，超然出世，是朱光潜留给后人最为重要的三大生活智慧。只有在健康身体的基础上，才能以出世精神做入世事业。出世不是目的，入世才是意义所在。 文章来源：《中外文论》2017年第1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