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美学理论的重构 美学理论的重构意味着现代美学对传统美学的取代、颠覆与重建。关于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关系的探讨比较多。学界一般认为,波德莱尔是将美学现代性同传统对立起来的始作俑者,他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10]这句话揭示了现代美学的矛盾性,既抛弃传统,也要继承传统。卡林内斯库认为,美学现代性应被理解为一个包含三重辩证对立的“危机概念”:对立于传统;对立于资产阶级文明(及其理性、功利、进步理想)的现代性;对立于它自身,因为它把自己设想为一种新的传统或权威。这一理解比波德莱尔的解释更为全面。 韦尔施的著作《重构美学》指出了“美学重构”的迫切性。他认为,传统美学有三大弊病:反感性的独断主义,剔除了世界的独断主义,将自身唯一合法化进而贬低科学和道德的独断主义。在他看来,“审美”一词被传统形而上学禁锢得太厉害,审美总是让人联想到升华、超功利、理性等,美也被看作反映真、善的途径和手段。这种界定实在是对美学的一种误解。他认为,自鲍姆嘉登把美学定义为“感性学”以来,美学最初的含义明显包含感性因素。而美学最终和真理联姻,遁入哲学的泥潭,实在是后来德国古典美学家所为。在韦尔施看来,传统美学早已脱离生活世界,成为哲学和理性的奴仆,很难在现代社会中有所作为。于是,“重构美学”,成为美学步入现代社会以来面临的迫切命题。 如何重构呢?认识论的审美化成为韦尔施颠覆传统美学的理论根基。他认为,人类的科学认知和哲学本身就是一种审美式的建构,审美早已覆盖了人们的生活、科学、认知、哲学等个个领域。开放、多元的审美态度应该是美学思想的根基。美学的结构应该是超学科的,它“综合了与‘感知’相关的所有问题,吸纳着哲学、社会学、艺术史、心理学、人类学、神精科学等等的成果……美学本身应该是跨学科、或者说是超学科的,而不是只有在与其他学科交会时才展示其跨学科性。”[11] 韦尔施的“重构美学”实际上是颠覆传统美学的霸权地位,呼唤一种多元、异质、对话、交流、关怀的伦理政治美学。他想重建的美学是一种与现实生活血脉相连,有较强的道德感、责任感和人文精神的伦理政治美学,并渴望通过美学很好地参与政治生活,实现平等、交流、对话、公正的目标。而这些正是表层的日常生活审美化根本无法企及并极度缺失的东西。正如他在《重构美学》中指出的:“美学公正认识到了差异的存在,因此,美学公正(即‘对异质性的公正’),与政治公正(即‘消灭差异性的平等’),两者之间的关系,就如同公正与不公正的关系。鉴于政治公正依然是被囚禁在控制机器之中,同样传统美学中主导的形构观念也一声不吭关在那里,所以只有审美公正才能走出一条路来。”[12] 林赛·沃特斯进一步对西方美学的权威主义进行了批判。在《美学权威主义批判》一书中他指出,20世纪西方美学表现为一种整体系统的创造 , 即把许多异质的事物结合为种种和谐整体, 而且一些美学倡导者还试图说服我们相信这些和谐整体不仅是美德和正义的化身, 同时也是自然的产物而非人类意志的创造物。保尔·德曼、本雅明和萨义德等思想家分别从各自的角度对上述美学结构进行了干预、瓦解和解构。他们的活动已经构成了另一种潜在的、非同寻常的理论史: 一种强调艺术体验的文学艺术批评史,其主要特征就在于,美学感受和体验经历了长期的被压抑之后,逐渐重新获得了生命。[13] 法兰克福学派的美学思想就是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进行的一种理论重构。阿多诺的《美学理论》是最具代表性的关于美学与艺术的通论性著作。他看到了传统美学的两种极端形态:一种为自上而下的哲学美学,倾向于概念反思,以康德、黑格尔的美学为代表;一种为自下而上的经验美学,更加注重审美经验,以阿多诺所称之“将激进的唯名论引入美学领域”的克罗齐及其以后的美学为代表。两者弊端明显,致使传统美学无法解释现代艺术现象,“艺术终结论”才甚嚣尘上,现代艺术实践面临着巨大危机。 因此,现代美学的任务就是要把审美经验与概念反思二者统一起来,辩证地沟通哲学反思和艺术经验,从而把握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内容。阿多诺指出,“对一种未来的美学来说,一个有效的、尽管是困难的方法可能是以生产为导向的经验与哲理性的反思这两者的良好结合。这样一种美学将会超越艺术作品现象学这一层次,从而将它与概念化的中介联系在一起。”[14]阿多诺所谓的艺术经验指的是艺术生产者——艺术家——的审美经验,而不是读者由阅读而引发的审美经验,尽管阿多诺并不认为作品的真理性内容跟艺术家本人有关。对读者审美经验的拒斥,跟阿多诺关于文化工业背景下读者缺乏审美经验的论点一致。把审美经验和概念反思二者统一起来的现代美学应具有具体性、历史性。阿多诺反对传统哲学美学把自己的主要精力过多地放在对艺术起源和艺术本质的哲学探讨上。 阿多诺、本雅明、马尔库塞等人都提出了自己的美学主张,共同建构了法兰克福学派的审美乌托邦。这一美学理论的重构过程,是批判传统美学、建立现代艺术观念的过程。因为与政治脱不开的关系,他们的美学理论呈现出一种较强的政治倾向性。韦尔施的“美学重构”最终走向一种对公正的寻求,似乎让我们嗅到了法兰克福学派审美乌托邦理论浓重味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