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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反抗与批判 公元1516年，英国人莫尔的小说《乌托邦》第一次使用了“乌托邦”这个名词。乌托邦一词出现以后，被运用在社会各个领域，文学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审美乌托邦等等。卡尔·曼海姆在《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中写道:“一种思想状况如果与他所处的现实状况不一致，则这种思想状况就是乌托邦。这种不一致常常在以下事实中很明显:这种思想状况在经验上、思想上和实践上都朝向于在实际环境中并不存在的目标。然而，我们不应当把每一种与直接环境不一致的和超越它的(并在此意义上‘脱离现实’的)思想状况都看作是乌托邦。我们称之为乌托邦的，只能是那样一些超越现实的取向:当它们转化为行动时，倾向于局部或全部的打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事物的秩序。”[5]在曼海姆看来，乌托邦意指一种思想状况，这种思想状况因指向于现实环境中并不存在的目标而与其自身发生其中的现实秩序不一致，正是这种与现实秩序不一致的思想状况，乌托邦体现为一种现实超越性，同时又具有以行动打破当时占统治地位的现存秩序的取向。一方面具有超越性，另一方面又具有转化为行动的取向，这正是乌托邦不同于意识形态的地方: “当把乌托邦这一术语的含义限定为超越现实，同时又打破现存秩序的结合力的那类取向时，我们就确立了思想意识形态与乌托邦之间的区别。”[6]曼海姆在坚持超越性的基础上，视乌托邦为一个历史概念，与现存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存在重要关联。乌托邦虽然本义上是不可实现的，但从不同视角和历史阶段来看，它具有实现的现实土壤。只强调其不可实现性无疑抽空了乌托邦的现实性基础，只强调其可实现性又遮蔽了其超越维度。正是社会与历史视野的敞开，曼海姆赋予了乌托邦一种新的含义与理解方式。 对于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而言，乌托邦概念具有更为积极的理论意义。布洛赫把乌托邦分为抽象的乌托邦和具体的乌托邦。他看中的是具体的乌托邦，因为它是动态、辩证、积极的，可以促使人们自觉地摆脱现实的束缚，激发起走向美好未来的潜能。马尔库塞认为，乌托邦并非是一种简单空想或无法实现的方案。相反，它是一种建构未来社会的正确方向：“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即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可能是从科学发展到乌托邦，而不是从乌托邦发展到科学。”[7]由此可见，乌托邦在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理论家这里，不仅与理想和未来息息相关，而且是一种具有改造现实弊病潜能的理论设想。 当然，这种理论设想并不能在激进的社会实践中体现出来，阿多诺等人认为，现实社会中已不存在革命的阶级力量，变革只能在文化层面展开。所谓“审美乌托邦”即审美的乌托邦，也就是借助于艺术的救赎功能，对身陷理性牢笼的现实社会进行文化改造。霍克海默在《现代艺术和大众文化》一文中说:“自从艺术变得自律以来，艺术就一直保留着从宗教中升华出来的乌托邦因素。”[8]在本雅明、马尔库塞、阿多诺等人那里，审美经验不仅是时代的风向标，而且是乌托邦的思想来源和社会反抗的文化基础。马尔库塞深刻指出:“艺术不能改变世界，但是，它能够致力于变革男人和女人的意识和冲动，而这些男人和女人是能够改变世界的。”[9]这就是整个法兰克福学派美学思想的动力之源。艺术不仅保存着人类解放的秘密真理，而且是社会反抗的种子。因此，在审美乌托邦思想中，社会批判与人类救赎是内在统一的。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