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正陷入一个由数字技术和互联网造就的万物皆媒的全新环境，这个全新环境仍以日新月异、瞬息万变的惊人速度和无法估量的变革潜能在不断推出其最新形态。我们正身处一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被全面刷新、而且难以把握其形态的时代。因为新媒体的存在和笼罩，世界的各个层面正在被重新组织，这当中自然就包括文化内容与文化认知的重组，至少就知识及其传承而言，我们正逐渐地但却是加速度地进入一个后喻时代，即因为技术革命与知识更迭的周期不断缩短，上一代人在知识习得方面需返身求助于下一代人。
    这种根本性的时代转型，将影响和造就文学范式的根本性转型。这意味着，如果我们认可生产方式对文学范式有决定性影响，亦即我们认可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分别对应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中国现代文学是相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次彻底的范式转型的话，那么，新媒体/后工业/技术文明将接下来造就另一次彻底的文学范式的转型，文学史将不只是要翻开一个新篇章，而是要跨入一个新纪元。
    一
    新媒体就其传播的性能而言，被认为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传播”。这意味着传播在今天已没有死角。新媒体几乎已克服了传播过程中可能遇到的任何障碍，这当中包括空间和时间维度上的距离障碍，即便如文化传播意义上曾经的巨大障碍——语言障碍——如今也可以通过简便的技术手段迅速加以克服，而以往由于地缘政治、文化隔阂等原因形成的传播屏障，在全球化的当下时代，在技术和资本的双重助力下，也不再形同天堑。新媒体传播的广度可谓无远弗届，无处不在，传播的速度可以世界同步，全球零时差，而且从用户体验的角度来看，其使用成本低廉，方便快捷。
    对于文学来说，纸媒时代在出版、发表等方面的专制和垄断如今已被瓦解，所以当下的文学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应许为“庶民的胜利”。这不仅意味着对于庶民来说，“文学性”不再孤悬如梦，“作家梦”不再恍如彼岸，它也意味着对于文学来说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深刻走向：
    首先，由于新媒体在传播广度方面的强大覆盖力，使得以前通过印刷和实物传播而有可能导致的阅读遗漏，在今天则几乎不会出现，或者说，发生阅读遗漏的概率非常低。对于作家来说，那种“知我者，何存天下”的孤芳之虞在新媒体时代会得到集体性的缓释。当然，这同时也意味着，一个作家、一部作品如果在当下不被重视，则其日后被“重新发现”的可能性很低。一个作家，成功或失败、幸或不幸，在新媒体时代有了立等可取式的命运裁决。对于有实力、有水准的作家和作品来说，这无疑是好事，至少，以往文学史上众多只能享受死后哀荣的作家个案将会越来越少。但这也可能引发另一种消解性的文学动机，即那种藏之名山、束之高阁、等后世知音前来发掘的写作上的名士清高，在今天可能毫无意义，于是，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文学真的有可能放弃这种清高，以应对新媒体时代的阅读期待，使得我们的文学不再具有引领阅读趣味的能力和企图，相反，它完全有可能被外在的阅读环境和阅读趣味所裹挟。事实上，我们的文学和我们的作家已在这种裹挟之中深陷四面楚歌式的危境，一百年前陈独秀以“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来为中国新文学命名时，以他当时的意气风气，一定不曾料想，不过百年之寿的中国新文学在今天却有可能和它当年与之决裂的对手一起被钉上“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的标签，成为需要被且即将被彻底否定的历史陈迹，如今不得不主要依赖体制力量维护的“我们的作家”和“我们的文学”究竟是当下文学业态中的中流砥柱还是汪洋中的一条船，可由仁智两说。
    其次，新媒体由于传播速度的快捷，使得出版、发表与阅读可以同步化，读者间的交流也可以实现同步化，这就使得文学作品“经典化”的时间过程被大大压缩。旧有的传播手段，在克服空间距离时造成的时间上的延宕，以及读者在意见交互时造成的时间延宕，是以往“经典化”过程中时间成本耗费巨大的根本原因。这种耗费，在很大程度上导致我们在谈论经典时常常喜欢说经典要“经得起时间考验”。但新媒体时代，“时间”在速度的作用下失去了恒定的模样，它将不再是确立经典的重要维度，至少将不再是至关重要的维度。在新媒体的作用下，文学作品的传阅广度以及在此基础上迅速形成的读者意见的总体性研判，才是确立经典或“经典初始化”的重要杠杆。
    我想就此指出的是，由于新媒体提供了即时的交互空间，使以往散状分布的、大部分情况下容易被忽略和被遗漏的读者意见得以汇拢、交换、碰撞，从而形成巨大的意义空间，这个由交互平台形成的意义空间，正在挤迫并完全有可能取代专业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学院派文学批评）曾经占有话语空间，专业的文学批评尤其是学院派文学批评自命的“经典初始化”功能被消弱，直到被取消。因为，所谓专业的文学批评或学院派文学批评是纸媒时代的低端技术条件下形成的特定专业，而在技术条件和阅读水平都相当发达的新媒体时代，专业的文学批评或学院派文学批评愈益显露出了其专制的面貌、贫血的内里和装腔作势的风格。我们有必要意识到这样的深刻变革正在发生：我们引以为“专业”并以此安身立命的文学批评正在弥散。
    二
    新媒体的背后，支撑其运作的是技术和资本。限于篇幅，本文暂不讨论资本对当下文学的意义生产的决定性影响，仅讨论新技术所带来的书写方式对当下写作产生的革命性影响。
    先举一例。在传统的侦探小说中，通过文字对一个谋杀场景的描写，既常让作者感觉费力，又让读者感觉烧脑。但多媒体技术作为一种书写方式进入后，这样的场景描写被一种超文字的方式解决，某种既让作者费力又让读者烧脑的困难瞬间迎刃而解。所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了新技术带来的书写形态将突破传统语言和传统书写的表意束缚，并大大拓展其表意空间。
    然而，实际上，这远不是日新月异的当代技术给当下写作带来的关键性影响。
    不久前，AlphaGo再次以绝对优势战胜围棋世界冠军柯洁，让世人震惊无比。相比于二十年前的1997年人工智能战胜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卡斯帕罗夫，人工智能完胜围棋世界冠军则让人深刻地意识到，人工智能已跃升到一个我们不曾预期、也不曾相信人工智能能够企及的能力领域。围棋推崇“想象力”，而人工智能曾被怀疑无法复制这一最具人类特性的能力，从而也曾被怀疑可以战胜围棋手。但事实是，AlphaGo证明了自己已具备国际象棋式的推理思维之外的另一维度的高超能力。如果用一种语言学的方式来进行拟说，那就是：以AlphaGo为代表的人工智能不仅早就掌握了转喻的能力，如今也已可靠地掌握了隐喻的能力。就语言能力而言，它已可以在横组合和纵聚合的双轴线上自如地驰骋和切换。就在AlphaGo挑战柯洁之前不几天，微软诗人小冰出版了它的中文诗集《阳光失了玻璃窗》。尽管诗人于坚撰文批评这部收录了139首原创作品的诗集只是语词和意象的生硬拼贴，但我们同时应该意识到，于坚的批评其实也适用于中国诗坛的基本现状，适用于当下中国诗人的绝大多数，这样一来，他针对小冰的诗所作的批评就失去了特指性。实际上，读过小冰的诗的人都会有一种强烈的感受：你不能否认小冰确实写下了诗。进一步的感受是：小冰的诗至少处于当下诗歌水平的中等线上下。人工智能在很短的时间内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智能水平，并会在将来以加速度地方式在智能水平上进行自我提升。这不禁让人想起霍金所说：“文明所能产生的一切都是人类智能的产物，我相信生物大脑可以达到的和计算机可以达到的，没有本质区别。因此，它遵循了‘计算机在理论上可以模仿人类智能，然后超越’这一原则。”
    现在，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并着手讨论人工智能将在不久的未来取代人类进行写作这一问题?
    在我看来，实际上，罗兰·巴特关于“作者死了”的理论主张，在人工智能时代得到了最好的回应和最好的诠释。按罗兰·巴特及其结构主义文学理论的理解，作家的一切创作都是“功能性”的，而非“主体性”的。在他看来，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是之前所有文学作品的重组，我们总是可以在一个文本中找出各种“前文本”的踪迹（trace），就好比我们在莫言的作品中读到了福克纳、博尔赫斯、拉伯雷、蒲松龄、施耐庵、鲁迅等等作家的身影，于是，莫言只是福克纳、蒲松龄等人的填充物，他不具备所谓的“主体性”，而其小说作品也不过是依据某种方式对上述诸多作家作品（人物或片断）的重新组合，充其量只是一种“功能性”的存在。如果我们曾经认可过罗兰·巴特的这种阐述，那我们就应该进一步承认，就“功能性”而言，人工智能不仅可以替代人类，而且完全有可能比人类做得更好。
    也有一些作家，比如韩少功，意识到了人工智能的逼近，但仍然以某种方式掐断了进一步讨论的可能性。韩少功在新近发表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中明确表示，人类在写作上永远优于机器人的、也是机器人永远无法模仿人类写作的重要方面是：价值观。在韩少功看来，“拥有价值观”无疑是机器人永远无法克服的难题。相似的对于人工智能写作的批评颇多，较为集中的观点是认为人工智能无法模仿人类的“情感”，于坚对小冰的批评也反复强调了这一点。但无论是韩少功还是于坚，都忽视了一点：从接受美学的立场来看，一部作品的情感、价值观多半是由读者赋予的，作品的意义最终是在阅读中甚至是在误读中生成的。尤其是，在资本时代，价值观早就依据资本自身的形式被预先定制了。更何况，按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的说法，所谓的价值观和情感，其实都是一种生物学计算，都可以通过分析其中的程序从而被人工智能所模仿和习得。
    我们似乎有理由相信，人类在写作上被取代的大限已在迫近。有可能，我们将见证人类最后的作家和最后的文学的谢幕。
    意识到人类在写作上有可能被人工智能完全取代，会引发普遍的哀伤。这也是人们下意识地拒绝讨论这一灾难性问题的深层原因。技术的每一次进步，都带着利弊的两重性，人类在享受技术进步带来的各种便利时，也在努力设计各种围栏来阻止技术有可能造成的社会弊端甚至灾难。但实际上，综观历史，我们试图阻止的技术灾难，最后都一一发生了。
    也许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理由否认人类写作被取代的可能性。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人与技术的哲学关系将被重新审视，一种新的人本主义将可能是新媒体时代的文学主题。而文学史，真的迈进了新纪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