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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早就预言：“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和自给自足状态已经消逝，现在代之而起的已经是各个民族各方面互相往来和各方面互相依赖了。物质的生产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这一预言正在无可阻挡地变为现实。在这世界即将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际，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形势正在发生着转折性变化：从紧张转向缓和，从对抗转向对话，较长时间的和平成为可能，各国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事实上，对话可能会代替对抗成为民族交往的主要形式。 对话，当然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各方面，而文化将是其中尤其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文化本身就是一种力量或权威，用来界定和认知我们周围的一切现象。如善—恶、美—丑、贵—贱、尊—卑；秩序—混乱、理智—疯狂、正常—反常、健康—病态等等。同一文化系统的成员在判定这些现象时达到基本一致而形成文化力，文化力的发展通过认同和离异两种相辅相成的作用来完成。“认同”表现为与文化主体基本一致的阐释，如我国传统的“述而不作”“我注六经”，其作用在于巩固和维护文化力已经确定的种种界限，使某种文化得以凝聚和稳定，与此同时，某些异己的因素就不得不因此受到排斥和压抑。“离异”表现为批判和扬弃，表现为在一定时机打破、扩张和改变界限，把被排斥的兼容进来，把被压抑的能量释放出去。在离异基础上的阐释是一种在视野融合基础上的对传统文化的重新建构，如我国文化发展中经常出现的“变古乱常”“六经注我”。认同和离异，这两种作用的交互进行就促成了文化力的发展。 不同文化的接触实质上是一种力量的较量，结果是强文化力对于弱文化力的征服。托多洛夫（Tzvetan Todorov）在他的《美洲的征服》一书中用大量数据指出西班牙人对美洲印第安人的征服，主要不是由于其军事、经济实力，而是由于后者本身弱文化力的局限。托多洛夫认为“良好的理解力是建立权力的最佳手段”，印第安人由于固守旧文化，丧失理解他人的能力，也就丧失像日本那样更新重建自己文化的机会，以致虽然拥有辽阔肥沃的土地、曲折漫长的海岸线，也不能逃脱民族衰亡的历史命运。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民族由于缺乏自身文化的凝聚力，又不能在历史转折时期对传统文化作出新的诠释，以致“全盘外化”，受强文化力的渗透、异化而中断了自己的民族文化传统，一些曾为殖民地的民族，其文化被宗主国文化所代替而成为历史的陈迹就是一例。 ……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进入信息时代，垄断崩溃，殖民体系瓦解，科技发展大大缩小了全球各民族之间的距离，人类对宇宙、对自身的认识能力有了极大提高，特别值得提到的是20世纪以来，占主导地位的欧美哲学、社会科学理论自身发生了变化，这些变化显然有利于世界向多元、沟通、宽容、平等对话的方面发展，这一切为第三世界解决以上两难处境提供了新的机会和可能。 首先，从理论上来说，西方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观与客观的两分法受到了挑战。自从现象学原则被普遍接受以来，人们普遍承认“存在是包含主体在内的存在，意识是包括意识对象的意识”。没有意识对象，意识就不成其为意识；没有意识主体，意识对象也就不存在。因此，一切都随主体所在的时空的变化而变化。例如人类对于原子微观世界的了解就是通过人类实验设计来完成的，实验设计尚未涉及的无限领域就不能成为意识对象而存在。所有体系、中心既然都是人设定的，就不可能不随主体意识而转变。正如美国诗人史蒂文森的诗：“我把一只坛子放在田纳西／它是圆的，置在山巅／它使凌乱的荒野围着山峰排列，于是荒野向坛子涌起，匍匐四周，再不荒莽。”（《坛子的轶事》）一切中心和体系都是人为的建构，都是从无垠的宇宙按人的意愿而截取的细部。认识这一点至关重要，它促成了发达世界文化自我中心的解体，并为承认文化的多元发展提供了前提。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进一步指出任何体系的构成，首先要“定位”，定位就是“自我设限”，也就是有所规范，无边无际就无法构成体系。但体系一经完备就会封闭，封闭就是老化的开始。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途径就是沟通，即找到一个参照系，在与参照系的比照中，用一种“非我的”“陌生的”眼光来重新审视自己，这就是哈贝马斯所说的“互为主观”。这样，就跳出了原有体系的“自我设限”，有可能扩大自我，来承受和容纳新的体系。这种开放、融合正是对原有体系的批判。一种体系与多种其他体系的沟通网络的建立，及其相互间的融会贯通，结果就是原体系的重建，也就是新体系的诞生。这就是批判——沟通——重建的发展之路。哈贝马斯的理论摧毁了“欧洲中心论”，促成了早已烂熟的西方文化体系的“解构”，迫使发达世界向其他文化体系，特别是向遥远异域的第三世界文化体系寻求沟通，寻求参照系以突破自己，解脱困境，达成新的发展。 再从第三世界的实际情况看，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第三世界许多国家在文化方面也急于挣脱过去的边缘、从属地位，向中心移动，寻求与发达世界文化的平等沟通。在这一沟通过程中必然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沟通工具——语言。沟通的基础是理解。要达到相互理解，就必须有一种双方都能接受的话语。当第三世界文化进入世界总体文化时，它所面临的就是发达世界已经长期构筑完成的一套概念体系，也就是一套占统治地位的话语。从文学方面来说，那就是从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精神分析学、接受美学到解构主义、文化多元主义等所形成的一套思维过程和表达这一过程的话语。这套话语以其经济、政治实力为后盾，已在全世界广为传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形成为一种“以公认的规范为背景的、可以达致认同的话语”，正如英语在一定范围内成为流通语言一样。第三世界文化要进入世界文化对话，达到交往和理解的目的，就必须承认这一事实并熟知这套话语。事实上，这套话语经过数百年积累，汇集了千百万智者对于人类各种问题的深邃思考，确具科学价值，其成就与失误都能给后来者以参考和启发。然而，危险的是，如果第三世界完全接受这套话语，只用这套话语构成的模式来诠释和截取本土文化，那么，大量最具本土特色和独创性的活的文化就可能因不符合这套模式而被摈弃在外，仍然不能进入世界文化中心，最多只能从个别侧面丰富那一套成熟的模式。所谓世界文化对话也仍然只是一个调子，而不能达到沟通和交往的目的。 看来要进行真正的对话就必须找到一个中介，这个中介可以充分表达双方的特色和独创性并足以突破双方的体系，为双方提供新的立足点来重新观察自己。为“更新”和“重建”构成前提和可能，我认为这个中介就是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尽管人类千差万别，但从宏观来看总会有构成“人类”这一概念的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人的认识能力的进化（中国、印度、希伯来、希腊等重大文明都出现在大体相同的“轴心时代”），人与科学的关系（除少数蛮荒之地，人类不得不同时进入信息时代）等。从文学领域来看，由于人类具有大体相同的生命形式（如人与人、男与女、老与幼、人与自然、人与命运、个人与集体等）和体验形式（如欢乐与痛苦、喜庆与忧伤、分离与团聚、希望与绝望、爱与恨、生与死等），以表现人类生命与体验为内容的文学就必然面临许多共同的问题。 例如对于“什么是文学”这一根本问题，各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回答。各民族文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都是一个开放性的过程，都各有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表达这些方式的独特的“话语”。对话，就是要针对这同一个问题，各自用自己的方式作出自己的答案。这些答案既回响着悠久的历史传统的回声，又同时受到现代人的诠释和检验。因为一切文化传统都不是固定的既成之物，而是活在现代人意识和现代时空之中的正在形成的活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我们必得进入的世界文化对话就是这样一种现代人的对话，或者说各种文化体系在现代诠释中的平等对话。这种对话一方面必须充分发挥各种文化长期形成的特色和独创；另一方面又必须充分了解他种文化，找到新的参照系，以便对自身进行新的审视，通过“互为主观”，突破旧体系，完成文化现代化，达到新体系的重构。而人类共同面临的种种问题就是进行这种对话的必要中介。任何个别文化体系对这些问题的回答都只能是一方面，只有通过世界总体文化对话，这些问题才能获致我们这一时代的最圆满的回答，并向未来开放回答这些问题的更广阔的视野和前景。 在这样的形势面前，如果不能在现代诠释中充分呈现自己文化的特色和独创，积极参与这一世界文化力角逐，一个民族的文化，即便丰富多彩、源远流长，也只能被同化，失却光芒以至衰亡；如果惧怕被吞没而外在于这场角逐，一种文化就会因封闭、僵化而枯竭，成为类似装饰美国旅游商店的所谓“印第安文明”，也就是那种鲁迅早就诅咒的专供外国人猎奇观赏的“国粹”。这就是第三世界文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所面临的严峻选择。 鲁迅早就“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种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纪的曙光”。他曾大声疾呼：“曙光在头上，不抬起头，便永远只能看见物质的闪光。”鲁迅说的是20世纪之初，而我们目前面临的90年代却是21世纪的前奏。让我们在这转折时期高瞻远瞩，以强者姿态站在悠远的历史回声之前，以特色和独创进入正在进行的世界文化对话，为世界文化总体发展作出贡献，并在决定着未来生存的这场文化力角逐中成为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