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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本位的关怀 先秦文学研究由于时段的特殊性，处理的往往是前个人化写作、前经典化乃至前文学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同时也是经典化问题和文学问题。它关涉到文献、文学、文化的起源，却又难以剥除在后世传播中被附着的文本和增殖的意义，正如它难以脱离今日“文学”、“文献学”的学科框架。而文学研究确又具有不可替代性，先秦文学所研究的文献资料，既是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也是历史和哲学学科的研究对象，而所谓的文学主体性，首先就浮现在文本之中。 近年来，古代文学研究在理论建设上仍显薄弱，往往更关注文学的外部性问题而非内部性问题，导致针对文学史上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反而少有推进，也欠缺自主的理论创新。过常宝以话语分析方法作为切入“文献传统”的利刃，游走于文本肌理与观念脉络之间，将文献及其阐释系统分解为多中心、多层次的块面，构筑起具有解释力的文化模型。这对我们坚持文学本位，推进重大问题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不同于对理论研究的一般印象，话语分析通常以文本为起点，一切问题均在深耕文本的过程中自然浮现。而这不但需要对文字的高度敏感，更要求研究者对“人”这一话语主体有着深刻理解，方能穿过重重文辞的包裹，去揭示背后的话语策略和言说意图。过常宝曾在《文史知识》撰短文多篇，对《史记》部分章节和唐宋诗词名篇作出解读，其中一部分结集为《依然旧时明月》，选择以对话的姿态来解读诗词作品，用流丽的笔触沟通千古文人共有的生命困境。这一系列文章展现出作者在研究者身份之外的另一面，即作品的阅读者、作家的理解者。当然这些身份并不判然有分，过常宝对文本的解读，最终建立在他对当时历史文化语境的学理性认知上。例如对《史记》人物形象的系列分析，实际上暗合着他在“原史传统”的论述中，对司马迁作为“君子文化”的体认者和发扬者——这一身份的判断。借此，才得以通过由人物和情节编织而成的叙事网罗，透过传主或壮丽或悲哀的文学幻影，发现叙事者在现世的困顿，在精神王国的求索。 文学终究是关于人的学问，无论是由理论构筑的广厦，抑或从文献传统中被拆解的话语，最终都像同在一个星系的行星一样，以对人的关怀为引力，围绕着特定的精神内核而运转。而这个内核，正是每个研究者独一无二的生命母题，或价值立场。文学研究者对文本的理解、对人性的观照，是一束足以穿透历史迷雾的光芒，既烛照着文献的幽微语境，又映射着自我的精神世界。因此，过常宝介入文献的方式具有典范性的意义，而最终构建而成的“知识观念—制度—文献”模型，既开辟了上古文献、文化研究的新畛域，也为先秦研究者在泛文化语境中如何坚持文学本位，发扬文学研究的不可替代性，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范式。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