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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上古文化、文学、文献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出版有《楚辞与原始宗教》《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等专著十余部，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 20世纪，古典文学研究完成了向现代学科的转型，于是一条有关文学传统的脉络从浩如烟海的古典文献中浮现而出，“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叙事得到确立和写定。许多有关修辞学、文章学的议题被提炼出来，许多概念被厘清和定义，文学研究从而得以进入更现代、更国际化的讨论空间。然而，先秦文献本身并非纯粹的文学性作品，难以从作家的角度考察作品的用心与旨趣。文献源流尚待辨析，文字章句仍须考证。在这样的背景下，文学研究者能做哪些工作？这可能是每一位先秦文学研究者都思考过的问题。过常宝近十余年来的学术探索，为我们思考如何在泛文学背景下坚持文学本位研究，提供了十分有益的启发。 理论模型的构建 出于对先秦经典“话语方式”的关注，过常宝将文本作者、职事方式和文献行为纳入研究视野，指出先秦文献产生于原史传统，并在《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一书中，以巫史阶层的社会地位、职事方式、话语形态、文化意义为着眼点，勾勒出了“原史传统”在上古时期的传承脉络：原始巫觋所掌握的诸种知识，随着西周职官制度的设立和完善，拥有了书面化的文献载体和政治伦理上的职事传统。而在春秋时期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巫史文献为文化的下移提供了路径，成为“君子文化”的话语资源和传播媒介。最终，原史传统在战国和西汉被体认和发扬，形成了具有特定精神内核、表达方式、文献系统的完整的文化形态。这一解释为考察上古文献生成的机制提供了新的视角，具有开创性的意义。此书的修订版已于2016年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通过对“原史传统”的研究，过常宝又进一步揭示出，先秦文献中的文体，本质上是特定职事或权威人群的话语方式，它从卜祭、训诫、传释到说理的发展过程，显示了从宗教文化到礼乐文化，再到理性文化的递进顺序。这一思路的意义首先在于拓展了先秦“文体”的概念范畴，将文体视作特定文化行为中的文本形态，在此基础上，对文本生成与功能的进一步探究成为可能；其次，“话语方式”的提法，将繁琐且难以穷尽的历史真实，抽象为具有概括力的权力关系，进而演绎为具有解释力的文化逻辑，最终引入文本研究的场域。在此基础上，得以勾连起文献文本与职事制度，并构筑出“知识观念—制度—文献”的文化模型。 在这一研究思路下，过常宝写作了《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与话语方式的生成》《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等一系列专著。其中，《先秦散文研究——早期文体与话语方式的生成》一书利用“原史传统”和“话语方式”理论，逐一清理了先秦主要文献的文化背景、意识形态功能和文体特征，揭示了其职事背景或特殊的话语传统，并通过梳理文献之间的结构性关联，展现了先秦文献的发展脉络，而在此基础上大幅修改、补充而成的《先秦文体与话语方式研究》也已于201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 《制礼作乐与西周文献的生成》试图从礼仪的内涵和形式两个方面，分析它们对文献及其意义生成的影响，也探讨了文献对“制礼作乐”的意义，以及文献的经典化过程。该书对西周文献制度做了较为完整的考证和描述，提出了一系列独到的观点，针对西周独特的历史文化语境，从前述文化模型中分化出“意识形态—仪式制度—文献”的框架，指出西周形成的“书”、“诗”、“易”、“铭文”等文献既有仪式意义，亦具有教化意义，而这双重意义即为其经典化的前提。 此外，作为楚辞研究的专题著作，《楚辞与原始宗教》集中考证了楚地特殊的宗教和政治文化传统，还原了楚辞作品的生成和祭祀仪式的关系，进而讨论楚辞的抒情功能及其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中国上古社会的知识和观念的生成、成型、增长、变革，不但有着自身的逻辑，也与文献的生成和增殖有着互为因果的关系，这种关系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内在机制之一。过常宝在近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中，对知识和观念的萌生、增长、类别、总量等分阶段进行梳理，通过对相关文化、文献制度的研究，构建出一个能够反映早期中国文化发展过程，建立在“知识观念—制度—文献”三维结构基础上的“中国古典传统”的文化模型。这一研究，开辟了上古知识、观念和文献体系的生长规律及相互影响关系这一研究领域，突破了传统文学和文献研究的以思想观念为背景、以创作方式的继承和发展为主线的文本研究方式，使得先秦文献研究更加切合其特殊的历史和文化背景，也使得文献的各方面意义，尤其是其形式、存在方式等方面的文化意义，都能得到关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