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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叙事的瓶颈问题和发展空间在哪里?

http://www.newdu.com 2017-11-22 解放日报 newdu 参加讨论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祖国是人民最坚实的依靠,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歌唱祖国、礼赞英雄从来都是文艺创作的永恒主题,也是最动人的篇章。”英雄叙事讲述着世界通行的话语,英雄精神绽放的是恒常人性的光芒。作为中国当代英雄叙事的重镇,军事文艺理应在彰显新时代文化自信、讲好新时代强军故事、建构新时代英雄价值等层面做出回应、寻求突破。今天,我们邀请四位青年评论家、作家从不同的角度梳理研判英雄叙事的瓶颈问题和发展空间。
    ——编 者
    当下创作需补英雄钙质
    ■张丽军
    英雄情结是古今中外普遍存在的人类社会共同情结,在文学作品中体现为大量的英雄形象及其承载的理想主义精神与崇高美学追求。
    进入20世纪以来,五四新文化所孕育的中国现代新文学发出“人的文学”“平民文学”的口号。文学进入了一个以民主、科学、自由、平等、生命尊严为精神主潮的文学新时代。五四新文学的英雄形象及其伦理文化内涵,在延续传统英雄形象的同时,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有了新的民族国家、独立人格、革命、自由精神等新文化意蕴。鲁迅《狂人日记》中的“狂人”、茅盾《虹》中的梅女士、巴金《家》中的觉慧、蒋光慈《冲出云围的月亮》中的王曼英、赵树理《小二黑结婚》中的小二黑等人物形象是现代文学中的新英雄形象。三四十年代中的《生死场》《八月的乡村》《新儿女英雄传》等作品塑造了众多抗战英雄和解放战争英雄。新中国成立之后,“十七年文学”中的英雄形象有着特定时代的历史烙印和精神底色,具有鲜明的乐观、明朗、革命、理想的时代精神气质。直到今天,依然闪耀着穿越时空的崇高之美。
    新时期以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精神引领下,一批新时期文学中的英雄形象诞生了。《乔厂长上任记》中的“乔厂长”、《新星》中的县委书记“李向南”等大刀阔斧进行改革的新英雄形象出现于文学与影视屏幕中,激起强烈的时代精神共鸣。与此同时,以往“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被新的具有民间色彩和大地气息的草莽英雄、平民英雄所取代,英雄形象具有了民间化、个体化、日常生活化的叙述维度。
    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一种新的经济形态、思想意识和话语声音出现了:“其他都是空的,多挣几个钱要紧”“要享受,不要奋斗”“找个好老公,少奋斗十年”等视个人生活享受为人生最大目标的享乐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潮兴起。社会上所流行的“躲避崇高”、消解英雄的解构性思潮,不仅仅是源于人文精神领域某些人的思想蛊惑,更重要的、更直接的是来自现实的、巨大经济压力的物质性逼迫。昔日的“遍地枭雄”、革命英雄与民间的草莽英雄,亦随之黯然失色。
    “小林家一斤豆腐变馊了。”这是曾经写作《新兵连》《塔铺》等一系列纯净、明亮作品的刘震云的小说《官场》开篇。“馊豆腐”气息,不仅是日常生活颓败、腐烂的气息,更重要的是主人公小林等人心灵绝望、无奈、悲哀的时代忧伤气息象征。“新写实小说”,无疑是在刺穿时代的精神弊病,也对社会现实发出了思想叩问。我们到底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为什么如此平庸乃至无望?英雄精神的光芒与抗击平庸的理想主义哪里去了?
    在经历过一段时间的迷茫之后,中国当代文学寻觅到了变革前行的力量,塑造出属于新时代的新英雄形象。张炜在创作出长达四百五十万字的《你在高原》系列作品之后,2016年又推出新的长篇小说《独药师》。《独药师》是一部“变法之作”,内容是全新题材,人物是全新形象。书中塑造了两类不同的英雄形象,一类是关于个体的生命长生的医学探索者,另一类是关于人类群体社会的生命长生的革命探索者。《独药师》是21世纪中国文学的一部全新题材的、重新深入历史和地域文化的具有很高艺术性、思想性和精神探索意义的重要作品。而贾平凹近年来接连创作了《高兴》《带灯》等长篇小说,塑造了自觉认同城市、带领农民兄弟姐妹共同致富的新农民形象刘高兴,以及同情弱势群体、扶危济困、与农民姐妹交“老伙计关系”的乡镇干部形象带灯。这些农民形象在延续了《新儿女英雄传》《创业史》《公社书记》等以往文学作品的英雄品质和叙述传统的情况下,有了新的发展,堪称新乡土文学的英雄形象。
    作为当下中国文学最为活跃的主体力量,70后作家群体在文学技巧、叙述能力、人性观照等方面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但是,在文学精神深度、英雄叙事、理想维度等方面,却存在着匍匐于大地之下,叙述过于个体化、微观化、日常化的局限,而难以获得飞翔的艺术想象力和宏大的、超越性的精神力量。中国70后作家有着“到世界上去”的开阔视野和从故乡到都市、从历史到当代、从现实苦难到精神救赎的叙述深度,但是与现代文学、“十七年文学”比起来,依然存在着叙述广度、思想高度和精神深度的差距,依然存在着对时代核心精神、大众共性问题关注不足,人物形象缺少理想主义、英雄之气的瓶颈。70后作家在深刻把握世事人情,准确描摹时代新变的同时,也存在如何超越日常生活的庸常、琐碎的问题。整体来看,对于时代的共性问题、英雄形象、理想主义关注不足、叙述不力。70后作家的世界格局、人生境界、文学理念亟待进一步开拓和深化,而更为紧迫的是要从内心深处培育一种理想主义、英雄气概和磅礴向上的文学壮志。
    补充英雄精神的钙质,提升崇高审美的质感,正是当下的中国作家,尤其是70后青年作家建构自己的精神原乡、确立文学经典地位的根本途径。崇高是伟大心灵的回声,置身新时代,站上新起点,广大青年作家要开阔视野、扩大格局、提升气象;以伟大的文学心灵去深入民间大地、深入民族历史、深入当下现实,书写新时代的“民族脊梁”、塑造新时代的英雄形象;以应有的文化自觉参与到时代精神与世道人心的建构中来。
    英雄叙事要切中时代脉搏
    ■张 倩
    英雄形象是民族精神的伟大象征,作为具有感召力的符号载体,富有强大的精神引领力与持久的文化生命力。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往往能集中展现诠释一个时代的品格气象与精神风貌。因此,当下的文艺创作者在理解、还原、塑造英雄形象时,就必须切中当下的时代脉搏。
    翻检近年来文学中的英雄叙事,我们会不无遗憾的发现,曾经闪耀着精神光彩的“高大上”的英雄逐渐走向人性泛化的“庸常”英雄,“红色英雄”渐染“粉色”俗套,革命英雄落入“草莽”窠臼,尽管军旅作家始终秉持英雄主义的精神底色和写作伦理,也写出了一些具有社会影响力的优秀作品。但就波澜壮阔的时代主潮而言,真正具有时代影响力和生命力的英雄形象仍属凤毛麟角。一两部优秀的英雄叙事作品的异军突起,反衬出当今文坛集体失语的尴尬与无奈。因而,及时准确、生动鲜活地塑造出能够反映新时代本质内涵、体现新时代精神风貌的英雄形象,就显得尤为重要与紧迫。
    一方面,信息时代和新媒体环境下,传统主流价值观受到巨大冲击。个人既是信息的接受者,也是传播者,独立思考的精神被提倡,独立发声的机会在增多。与此同时,鱼龙混杂甚至颠倒黑白的信息来源也考验着受众理性思辨的能力,提高了接近真相的难度,造成了少数人对英雄历史、英雄人物的质疑、戏谑、调侃、否定甚至污蔑。对待英雄的认知和态度问题从来都是关乎社会、民族、国家历史与现实的重大问题。否认英雄,就意味着否认我们当下所拥有的和平与安定来自牺牲和奉献,也意味着难以协调立场、形成共识、统一思想去共同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新时代迫切需要一个又一个属于这个时代的、被受众集体记忆的英雄形象来夯筑社会的精神高地、树立民众的价值坐标。
    另一方面,中国的综合国力与日俱增,我们越来越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央,当下的文艺作品理应着力塑造当代英雄,应当呈现出不同于以往的崭新的时代风貌和精神气质。以电影《战狼2》为代表,主人公冷锋身上承载着新时代富国强军背景下铁血军人的豪情和壮志,承载着属于当代青年人的理想人格。作品具有强烈的时代感,因而也得到观众的广泛认同和反馈。置身自信自强的当代中国,我们需要越来越多这样的“超级英雄”来讲述精彩的中国故事和强军故事,为前进中的祖国鼓与呼。
    众所周知,“超级英雄”诞生于美国,他的诞生与美国精神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根植于美国人为之骄傲的“美国梦”,其深层次折射的更多的是民族自信、文化自信。在勠力同心实现“中国梦”的今天,我们的文艺作品中应该有也一定会有越来越多中国式的“超级英雄”蓄势待发、应运而生。
    此外,青年一代缺少属于他们自己的经典英雄形象。在张扬个性、信息如此发达的今天,我们的青年一代在偶像的选择上渠道太多,受到的干扰因素也太多。朱光潜在《谈修养》一书中谈道:“尤其在青年时代,意象的力量大于概念,与其向他们说仁义道德,不如指点几个有血有肉的具有仁义道德的人给他们看。教育重人格感化,必须是一个具体的人格才真正有感化力。”文艺作品要围绕主流价值观发出坚定的声音,不遗余力地塑造属于这一代青年人自己的英雄形象、精神偶像。在“颜值”“金钱”“地位”等浮华幻象之外,打造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诗和远方”。英雄叙事绝非单纯的文艺问题、不仅关乎审美取向和社会风尚的引领,更关乎一代人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感和价值追求。
    当代文艺工作者要正视塑造新时代英雄的紧迫性和重要性,在方法观念上亦需要兼顾以下几个方面:
    一要解决好历史和当下之间的关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当代作家的使命责任不应仅仅是追忆历史,挖掘革命战争历史的富矿,还要聚焦当下社会现实,瞄准受众新的欣赏习惯和审美方式,塑造与现实生活紧密结合的英雄形象,讲好属于这一代人的英雄故事。
    二要解决好个人英雄主义与主旋律叙事之间的关系。以个人力量的强大实现国家力量的强大,本身就是英雄主义的一种实现方式。值得一提的是,在文艺作品中,如果塑造的英雄形象能够巧妙地实现个人力量与家国情怀的同一化叙事,“个人英雄主义”这个在一段时期内被惯用的意识形态批评语汇,就会转化为家国同构的“超级英雄”概念,而成为英雄叙事新的增长点。
    三要解决好写真实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文艺作品中的英雄形象,有着现实英模所无法比拟的超越性。无论是希腊神话,还是中国古典小说,英雄人物的肉身存在,为英雄精神的建构提供了基础,但是英雄的艺术形象必须具有超越肉身与现实的精神属性。当下的文艺创作者要努力以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方式创作塑造出与时代同频共振的英雄形象和英雄话语,从而为伟大的新时代注入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崇高的理想追求。
    战争电影与形式创新
    ■李墨波
    《敦刻尔克》并不像诺兰的电影,倒像是出自泰伦斯·马力克之手。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电影的散文化气质。反类型片,没有主角,没有反面人物,没有贯穿全片的戏剧冲突,没有叙事上的起承转合,没有情感上的大起大落。从故事体例上讲,不像小说,更像一篇战地纪实散文。整个篇什行文节制,感情克制,不夸大,不煽情,不渲染,追求的是一种真实的亲历感。如果说在此之前,诺兰以匠心独具的构思提升了商业类型片的艺术品质,这次诺兰走得更远更任性,艺术表达更为彻底和自我,作者风格愈加凸显,显示出艺术探索上的勃勃野心。
    诺兰这一次的形式创新,最值得称道的是构建时空魔方。电影中有三个时间长度:一周、一天、一小时;三个空间:陆地、空中、海洋;所对应的是三重视角:撤退士兵、空军、前来救援的民众。诺兰把三个不同的时间长度剪辑在一起,最终合成观众的观影时间。在这里,电影时间不再具有物理的客观量度,一周一天和一小时可以同时开始和结束。比如同一事件会重复呈现:柯林斯驾驶飞机在水面迫降,以及法瑞尔驾驶最后一架战机击落敌机,这两个场景都分别从三个视角呈现了三遍。
    坚持实地实景,真实成为诺兰最为强调的品质。在镜头设计上,整体呈现出一种更为结实的质地,也更加注重感官体验。在放弃3D技术后,诺兰采用海陆空三个视角来营造一种立体的空间感。电影成为一扇打开的感官之窗,子弹呼啸,海风拂面,身临其境,百般滋味俱在其中。
    电影的声音功不可没。划破空气和海水的枪弹声,如在耳旁,让人不禁毛孔收紧。汉斯·季默大巧若拙的配乐,旋律简化到只剩几个音符,持续升高的类似噪音的“谢帕德音阶”,让观众持续处在一种压力和不安中,直至最后的释放。
    在《敦刻尔克》中,电影不再依附于文学,而更加追求亲历感、现场感、共时感,彰显了电影本体不可替代的独立价值和表达方式。我以为,专注于视听感受,拓展人类的感官体验,形成亲历感,这是电影艺术有别于其他艺术形式的最独特的魅力,也是中国电影人应该努力的方向。
    《敦刻尔克》在立意上亦有创新。用撤退来表现战争,用人民去拯救军人,这是之前的战争电影鲜见的角度。浓墨重彩地讲述失败,是因为从撤退中可以窥见人的勇敢和尊严,在绝境中可以发现最美丽的人性。失败中有最深刻的人生况味,有最动人的灵魂风景。那些在大海中挣扎的人,那些无比狼狈回到家乡的士兵,他们也是英雄,他们是命运的英雄。生命的曙光再次升起,精神的凯歌也为他们奏响。在大撤退中可以看到人性百态,有欲望、贪婪、自私,也有勇敢、坚持、宽容。这样大规模的撤退成为人类的一个意象,这个意象所昭示的,不是人定胜天的浪漫想象,不是稳操胜券的志得意满,而是原谅、宽恕、慈悲、感恩、放下、接受、平和。带给人尊严的不只有胜利,还有坚持。彰显力量的不只是复仇,还有宽容。作品的思想深度、宏阔格局和磅礴气象也由此彰显。
    坚持胶片摄影,坚持2D,拒绝CG技术,以及深藏于心的文艺片理想,都让诺兰看起来像一个传统的手艺人。电影技术可以翻新,胶片会被淘汰,但不灭的是电影精神。总有一些电影人在守护和传承这种精神。所谓电影精神,我以为,是执着于电影的艺术品质,是对于形式创新的痴迷,是对于人性的终极探讨,是坚守人类大爱的悲悯情怀。电影不是晋升权贵的敲门砖,也不仅是创造财富的印钞机,而是载道之工具,更是唤神之礼器。电影之所以如火炬般照亮平庸的生活,是因为它在倾诉这个世界的英雄和激情,讲述生命存在的光荣和梦想。
    写出小人物的英雄气
    ■西 元
    写某一段宏大的历史,总是免不了要写其中各式各样的小人物,这样的历史才称得上丰满,而这样的人物也才可亲可信。但困难之处在于,这么多的小人物是如何与大历史发生关系的呢?也就是说,这些小人物的个人世界与大的历史空间是在哪里交汇的呢?无论是写战争历史题材的小说,还是写和平时期军营题材的小说,都必须直面这个问题。这个问题能否解决好,关系到军旅文学的质地。
    从哲学思辨的角度说,军旅文学的精神就是如何面对死亡的精神,军旅文学的意义就是从死亡中寻找到的意义。军人可能是这个世界上离死亡最切近的一个群体,和平时期的军人也必须随时准备好迎接死亡。一旦战争爆发,他们才能够以一颗勇敢的心,承担起保家卫国的使命。每个军人都要面临牺牲,这其实就是军旅文学当中历史与个体的交汇点。如何迎向死亡,关于这个问题,有多少个小人物,就可能有多少种答案。作家们不可能把答案强加给那些小人物。这些答案要靠小人物们自己去寻找,并且要靠他们自己去做出抉择。这个过程是那些小人物的,也是作家自己的。同时,这个过程充满了各种未知,有时连作家自己也无法左右,他会被故事、人物、情绪等等诸多因素推动着向前走,直到某一刻,他才发现,答案原来是这样的,真是太出人意料了!
    处在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在面对牺牲和死亡时,给出的选择有崇高的,有世俗的,有感人的,也有不那么感人的。但是,在生死考验面前,他们没有退缩,没有犹豫,而是勇敢地走过了那道门槛。在观察大历史时,这往往就是历史的真相。不是每个小人物都有崇高的英雄形象,有的甚至还很卑微,但这并不影响我们尊敬他们,怀念他们。比如在我的中篇小说《死亡重奏》当中,魏大骡子、上官富贵、王尽美、二斗伢子等人,都可算是地地道道的“大历史中的小人物”。可就是这样一群人,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用劣势装备守住了一个高地,挡住了敌军南逃的道路。最后,在严寒中,他们全部壮烈牺牲。每个小人物与大历史的交汇点可能仅仅是华光一现,除了这一刻,小人物们大多数生活是世俗的、庸常的。但也正因为有了这一刻,小人物的形象便有了光辉,成为真实可感的英雄。
    这一个个交汇点是我们理解历史的一把钥匙,写到这里似乎看到了希望,但其实最困难的才开始。其实小人物也好,英雄也罢,都需要自己的答案,但这个答案不是别人塞给他们的,而是他们自己找到的。而且,必须是真正的,来自于良心的答案,来不得半点虚假和臆造。这样看来,英雄叙事的前路其实还很艰难,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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