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作者著《抒情的张力：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四位小说家》，“微光”青年批评家集丛之一，上海文艺出版社2017年7月出版）
    成为“人民之子”，是作家张承志以及小说中的抒情主体念兹在兹的事情。1994年，张承志将《金牧场》删改为《金草地》，他在“前言”中说：“额吉(eji，蒙语母亲或奶奶），主人公的交流对象、影响者和教育者，一名伟大的草原女性，久经磨难但是不失游牧民族本质，在60年代到70年代中国的关键时刻中，完成改造红卫兵为人民之子使命的、中国底层人民温暖和力量的象征。”[1] 赞颂的是额吉，但读者不难读出其中作家对自身的认定：人民之子。许子东在对《金牧场》与《金草地》做了比较阅读之后，认为删改的目的就在于进一步理想化“红卫兵精神”。那么，有必要对这一概念做仔细分析。
    要回答“人民之子”的合法性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政治身份的转换，简而言之，就是要论述曾经的红卫兵、现在的知青何以有资格成为“人民之子”。对于张承志的同代人而言，红卫兵身份似乎并不是多么值得骄傲的事情，他们大多选择隐藏这一身份[2] 。这显然不是张承志的选择，作为“红卫兵”这一概念的“发明者”，他一直是 “红卫兵精神”的捍卫者，所以，他有必要对红卫兵的精神历程做出说明，回应人们对红卫兵的质疑。这一点在《北方的河》里就有所显现了。在《北方的河》里，女摄影师“她”和研究生“他”从偶遇到展开心灵的对话是从对历史的复述开始的。当眼前这个姑娘在吸引着“他”说起关于父亲的事情的时候，姑娘也说起了自己的经历。
    “‘他在一个中学传达室工作，当打钟的工友。他们说，他在解放前当过国民党的兵，是残障余孽。六六年，他们把他打死了。就在那个传达室里。那一年我十二岁，小学六年级。’她平静地说着，眼睛一直凝视着他。
    “我懂了。”他冷峻地迎着她的目光，“你骂吧！我在那时候也是一个红卫兵。”
    她疲惫地摇摇头，叹了口气：“不，我不骂。而且，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你和那些人根本不一样。那些人——” [3]
    历史在姑娘平静地诉说着以猝不及防的姿态冲到“他”面前，姑娘凝视的目光仿佛代表了历史对这一代人的审判。作家赋予了“他”承担的勇气和姿态。但显然，历史并不打算判他有罪。“你和那些人根本不一样”[4] 一语在“他”和需要承担历史责任的红卫兵之间划清了界限。“他”是清白无辜的，责任全在他人。可是，姑娘究竟是从哪里看出“他”和那些人不一样的，是那双灼灼逼人的眼睛吗？小说并没有交代，只是在后面描绘了“他”的心理活动。“我感激你，小姑娘，你使我得到了宝贵的修正，而且你还给了我那样的信任。你居然看得出来。是的，那时我是个地道的红卫兵，但是我没有打过人，更没有打过你那当工友的爸爸。不过，我愿意也承担我的一份责任，我要永远记住你的故事。”[5] 既然张承志是以为一代人代言姿态进入文学创作，正如小说一开始写的，“我相信，会有一个公正而深刻的认识来为我们总结的：那时，我们这一代独有的奋斗、思索、烙印和选择才会显露其意义。”[6] 那么，用个体的“没有打过人”来面对历史对一代人的询问，是否显得过于轻飘而失去了说服力，这是值得商榷的。可以说，在张承志的创作历程中，为曾经的红卫兵身份寻找合法性说明是贯穿其中的，只是，“辩护”的策略在不断地调整。2013年5月，张承志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发表了题为《文学与正义》的演讲。在演讲中，他对自己曾经的红卫兵身份继续思考，他说，“在内蒙古草原这场更为重要的锻炼之后，我觉得原来的红卫兵已经彻底地改变了。……文化革命和红卫兵运动，如果说它有什么罪恶的话，它最大的罪恶就是对人实行了歧视。由于人的阶级出身、家庭背景、对人实行了三六九等的划分，对人实行了歧视。这种他者歧视，是最最不能容忍的罪恶。但是同时，如果说，红卫兵运动和文化革命有一种历史教训值得继续注意，或保存、发扬、修正，把它变成新的活力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当时的对体制的坚决彻底的造反，对体制的破坏。一个庞然大物的国家体制在人民面前轰然倒塌、荡然无存，这种现象、这种事实在世界史上是罕见的。它的意义，我想怎么评价都不过分。”[7] 张承志的番话里，包含了他复杂的思想。第一，强调知青生涯对红卫兵“脱胎换骨”的作用，这一点后面再具体分析。第二，涉及对红卫兵的评价的时候，在“罪恶”上，认为红卫兵对他者的歧视是无法容忍，这与他在写作《心灵史》时皈依的哲合忍耶有莫大的关系。但仔细审视就会发现，所谓的对人的歧视，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主流意识形态运作的结果。红卫兵只是不加历史反省地充当了主流意识形态的实践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罪恶”更多地存在于主流意识形态而不是红卫兵，更何况，红卫兵还是体制的反叛者，这一层面的肯定在特权阶层日益成为社会病灶的今天显得更加掷地有声。红卫兵、主流意识形态与国家政权机构三者之间表现为奇异的纽合关系，在张承志的演讲中生动地呈现出来了。某种程度上，张承志将红卫兵对历史的责任从政治行动转移到精神追求上，从而有效地回避了问题的实质。
    完成政治身份合法性论证的第二步，就是强调知青身份对红卫兵身份的“覆盖”，也就是张承志前面所说的，内蒙古草原生活对红卫兵的“改造”。所谓的“改造”，首先是贫穷对于人的“改造”。张承志始终相信，“穷人是最美丽的人”[8] ，在人民大学的演讲里，张承志也提到了“因为红卫兵运动结束之后，我们在内蒙古大草原上变成了身份最低下的一批人”[9] 。事实上，这层意思在写于80年代中期的长篇小说《金牧场》里就有，而且表达得更清晰。“劳动了半年只有最多三个月工分，劳动了半年没有挣到能还清半年里吃粮买茶宰羊和偶尔买几块水果糖老白干酒的那几个钱。我们全体欠账。没有钱买几张新羊皮缝件新皮袍子。把磨漏的毡靴缝上一块带毛的黑狗皮。把北京带来的绒衣撕成厚裹脚布。……额吉我去开会通知我们知识青年听忆苦大会呢。孩子呵忆苦的人不就是穷人吗你知道吗过去的穷人也比你穿得好些！……”[10] 在这里，贫穷，是知青们证明自己的最好通行证。许子东对《金牧场》的分析很有见地，他说，“‘红卫兵理想’在张承志那里，只有作为一种弱者的信念（宗教）才值得怀念和守卫。……劣势地位和优势道德，这是张承志在《金牧场》里将‘红卫兵精神’理想化的两个关键。劣势地位，虽然也表现在红卫兵入狱，异国屈辱等细节上，但最重要的，还是草原的炼狱过程。在优势道德的资源方面，虽有来自名称（‘红’卫兵）的革命传统，以及在异国激发的民族意识，但更主要地，还是在草原大地上额吉（人民）的培养。额吉的形象所以至关重要。她的主要功能，便是‘改造’红卫兵为‘人民之子’。其方法就是在帮助红卫兵忍受克服种种‘平常人’所难免的苦难磨炼之后再告诉这个红卫兵：‘你不是一个平常的人。’换言之，这是先做‘人民’，然后成为‘人民之子’。”[11] 可谓一语中的。不过，我还要补充的是，将贫穷道德化处理其来有自。在中国传统观念里，“为富”自然会导致“不仁”，儒家赞赏的是颜回“一箪食一瓢饮”，“不改其乐”的精神。这一话语处理的是个人的人格修养和精神追求的问题。只有到了马克思那里，贫穷才与社会制度联系起来，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贫穷的根本原因。这一理论进入到中国的革命语境中，不断被道德化，即认为贫穷就是正义，以便充分发动穷人参加革命，于是，贫穷为革命源源不断地输出了生力军，成为革命的动力来源。在当代文学关于“革命”的叙事中，处处可见正直、善良的穷人被“土豪劣绅”剥削、欺压的叙述。张承志在前期小说中突出描绘草原人民生活之艰辛，一方面确实是其生活体验的呈现，另一方面，也能从文革及以前的文学中寻找到话语支撑，知青因为分享了草原人民的贫穷而具备了政治上的正当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和贫穷话语相联系的是“劳动”的概念。贫穷对红卫兵的改造，通过什么来实现的？劳动。这使得80年代初期“大写的人”的形象里不仅有了知识的面向，还有了劳动的面向。蔡翔认为，“在20世纪的中国左翼思想中，‘劳动’是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劳动’的马克思主义化的重要性在于，它附着于‘无产阶级’这一概念，展开一种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政治—政权的想象和实践活动。同时，这一概念也有效地确立了‘劳动者’的主体地位，这一地位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也是伦理的和情感的，并进而要求创造一个新的‘生活世界’。”[12] 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强调“断裂”的“新时期”，张承志前期的小说恰恰保存了劳动这一概念如何进入知识者和青年的话语体系，参与塑造着这一阶层的主体性和尊严感的过程。
    在解决了主体的政治合法性问题之后，我们可以讨论“人民之子”的内涵。一方面，“人民之子”凸显了强烈的精英意识。就字面看，“人民之子”有被选中的意思。关于这一点，许子东有过论述，不管抒情主体表达了多么强烈的对草原的依恋之情，但事实上，草原不属于“他”，“他”也不属于草原，因为“额吉知道你是个不平常的人”[13] 。这种“不平常”在《北方的河》和《大坂》中体现得更为充分。在《北方的河》中，“他”进入女摄影师目镜中的画面就显现了这一点：“一条落满红霞的喧嚣大河正汹涌着棱角鲜明的大浪。在构图的中央，一个半裸着的宽肩膀男人正张开双臂朝着莽莽的巨川奔去。”[14] 这一画面有着过于显露的象征意味，作家似乎要说，他（或者一代人）正充满力量地融入茫茫历史，迎接未来的挑战。在小说叙述过程中，第三人称视角突然裂变成第二人称“你”，“自我”从主体的位置转移到客体的位置，抒情主人公仿佛在满怀深情地抚摸着自己的过去，面向过往抒情：“后来你穿州过府，风尘仆仆地和社会、和政治、和大自然、和那么多复杂的人往来比试。你敢在人头攒动的会场上大声疾呼，敢在空旷恐怖的荒山里大唱大喊地走夜路。你从马背上栽下来，翻滚的马从你稚嫩的身子上压过去。你不相信道路，用指北针计算着，倔犟地朝挡路的大山攀登。后来你爱上了边疆，就一直跑到准噶尔，跑到阿勒泰，跑到伊犁。”[15] 毫无疑问，张承志在这里塑造的是有勇气、有阅历、有见识的英雄形象。在内心深处，连“他”自己都禁不住为自己感到骄傲，他就是和牛虻、马丁•伊登、保尔•柯察金站在一个序列里的男子汉啊。对英雄形象的塑造除了通过他横渡黄河的行为，通过他不断活跃着的充满感染力的情感、思想，通过他排除一切困难争取考上人文地理学的研究生来体现以外，小说还不断通过强调他与其他人的差别来凸显其英雄本色。他的伙伴们，颜林是庸俗生活的拥趸者，徐华北呢，虽然他有着艺术才华，然而毫无疑问他存在人格缺陷，他帮助姑娘是为了获得爱情。那么，小说中除了“他”之外着墨最多的女摄影师，那个崇拜他默默喜欢着他的姑娘呢，她似乎更像是英雄的追随者，然而她缺乏力量，“像被抽空了一样精疲力竭，心境苍凉”[16] ，她需要的是一个依靠，而他则是一条奔腾的大河。当然，英雄永远是跟更为广阔的自然和历史象征物联系在一起的，正如小说所说，“那条自由而宽阔的大河重新塑造了你”[17] 。在短篇小说《大坂》中，他则以无畏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征服“大坂”，也即是克服所有现实和未来的困难，意味着在历史的长河中面向未来的探求和进取精神。可以说，张承志的英雄，不但象征了一代人，还试图对这一代人所经历的历史和绵延千百年的民族心灵史做出自己的阐述。但无论怎样的精英意识，是与群体意识联系在一起的。“他为描述这长旅而不断增设的地理概念（‘北方’、‘大陆’、‘北亚—中亚’等等）与重复使用的语词(由‘人民’、复数的‘母亲’，到‘民族’)无疑都有‘群体’的语义的蕴含。这孤独骑手偏偏醉心于群体性的价值范畴，这使他的孤独也有十足的古典风味。”[18] “人民”是“精英”的底色，同时也保证了“精英”的政治合法性。这显然与作家的民粹主义思想情绪有一定的关系。正如何言宏所分析的那样：“不同代际的‘伤痕’、‘反思’小说作家之所以都有着坚定的人民认同，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便在于他们所共同拥有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的民粹主义传统，以及这种传统的国家化。自从19世纪中期出现的俄国民粹主义在20世纪初期传入中国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革命知识分子便对它情有独钟，而在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将其充分吸纳并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之后，产生了包含着突出的民粹主义特点的思想体系，这种思想体系之中，‘人民’话语具有着‘公民’、‘百姓’和‘平民’话语所远难相比的话语优势，‘人民’既是民族解放、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根本性依靠力量， 是这些现代性社会运动的承担主体，同时，他们的福祉，也是后者的目的之所在。和‘革命’话语一样，‘人民’，是一种毋需置疑的‘元话语’（metadiscourse），任何话语一旦与‘人民’话语相矛盾，其历史合法性便将丧失。”[19] 在这个意义上，张承志的孤独英雄需要在群体中得到安全和归属感，需要由“人民”化解其沉重的历史责任，进而获得安全感和归属感。此外，“人民之子”的姿态里也有着纠葛和缠绕的一面。一方面，精英视人民为基础，强调民众的道德力量与群体力量，比如，张承志就说，“我特别铭记着在我年轻时给予过我关键的扶助、温暖和影响的几位老母亲……那蒙古族的额吉、哈萨克族的切夏、回族的妈妈，看见她们正默默地在那条漫长的长坂上缓缓前行，并耗尽着她们微小平凡的一生。于是我写道：我是她们的儿子。现在已经轮到我去攀登这长长的上坡。再苦我也能忍受的，因为我脚踏着母亲的人生。”[20] 只是，如果分析张承志笔下的“人民”，就会发现，他们除了给我们留下了一个模糊的母亲的背影以外，并无具体的面向。也就是说，虽然张承志在草原上接受了“人民”的“改造”，但是，“人民”依然是无差别的整体结构，具有单一化的价值立场和逻辑结构。对“人民”无限度的崇拜某种程度上也忽略了个体的独特性，“作为存在于自我主体想象世界中的‘人民’，其面目却是模糊难辨的，这也使‘人民’概念具有了某种程度的抽象性，它更多地是在一种‘品质’和‘立场’的意义上发挥作用”[21] 。另一方面，精英又时时涌起代人民立言的冲动。在《心灵史》中，张承志这样说，“至于我，无非是我接受了百姓的委托，为他们执笔，写了他们的一部历史。它无非显示了我的气质和道路——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一定要找到与底层民众结合的形式。……人生应当有人来追随，选不登大雅之堂的民众为伍，给他们一次启迪和一种证据，求他们聚集温暖迸发勇气。人能获得如此追随便是成功者。人若能争得这样的理解，纵有九死也不遗恨。”[22] 追随者和被追随者，构成了层次分明的等级结构，使得真正的沟通和理解停留在想象层面。
    之所以反复追问“人民之子”的内涵，是因为这一时期，不仅 “知青”作家，包括“归来”作家，无不以“人民之子”自居（只是在对“人民之子”的核心要件上有所区别），然而，恰恰是在自我身份的定位上，隐含了处于这一特殊时期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处境和困难。新时期的帷幕掀开之后，知识分子由被改造地位重新回到了政治思想文化的中心舞台。“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23] 的自我认知和定位重新激活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想象和政治热情。各种启蒙故事在接续五四传统的同时注入了新时期对“极左”思想的批判，具有了新的内涵。然而，思想的形成与改变并不能毕其功于一役，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正如人无法摆脱地心引力一样，在“十七年”——“文革”——“新时期”这一历史语境下成长的作家们无法摆脱历史语境对他们的各种限制，特别是当“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24] 取代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文艺服从于政治”[25] ，作为新时期文艺发展方向被郑重提出时，“人民”话语的权威被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比如“我们的文艺属于人民”[26] ——这是文艺的归属问题‘“人民是文艺工作者的母亲。……人民需要艺术，艺术更需要人民”[27] ——这是文艺的创作源泉问题；“文艺创作必须充分表现我们人民的优秀品质，赞美人民在革命和建设中，在同各种敌人和各种困难斗争中所取得的伟大胜利”[28] ——这是文艺的表现内容和服务对象。在这一语境下，作家们常常在“人的话语”和“人民话语”之间徘徊，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人民之子”这一自我定位也反映了两种异质话语的纠葛和裂痕。张承志寄希望于通过抒情将两者整合起来，而事实是，这两种话语互相妨碍了对方的深入：当抒情主体希望以英雄的形象实现启蒙的时候，“人民”话语总会立刻进入他的思想视野，使得启蒙无法深入而停留在表面；而抒情主体主动向人民靠拢的时候，又希望作为思想的引导者获得人民的追随。“人民之子”由此被搁置在历史的夹心层，话语立场由此变得含混，也减弱了历史推动力。
    作者简介：岳雯，1982年9月出生于湖北枝江，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副研究员。著有《沉默所在》《抒情的张力》。获首届“紫金人民文学之星”文学评论奖、《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第四届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第十一届《上海文学》奖。
    注释：
    [1] 张承志：《思想“重复”的含义（代自序）》，《金草地》，北岳文艺出版社，2001年8月，第3页。
    [2] 有论者提出：“在很大程度上，‘知青’和‘红卫兵’指涉的是同一个群体，但值得关注的现象是，‘文革’后知青作家极力隐匿红卫兵（革命）身份，‘……当我们整代人回忆我们差不多共同经历时，我们几乎一致地，心照不宣地，讳莫如深地避开这一点——32年前，在我们还不是知青的两年前，我们很多人的另一种经历另一种身份是红卫兵’。‘文革’后，红卫兵昔日的‘革命光荣’消失殆尽，而与批斗、打砸、造反相关，成为人人诟病的‘狼崽子’，而‘知青’与下放、劳动相联，更显温和的‘平民’色彩，两种不同的政治身份，包含着截然不同的情感和褒贬，据此，有学者敏锐地指出回避心理背后的隐情：‘正是因为这一‘胎记’可能代表深深的历史罪衍，承认了它，便意味着要有对此罪衍的承担以及新的历史时期所要的忏悔。’”。参见马玲丽：《无根的漂浮——知青作家的文化心理》，《粤海风》，2009年第4期。
    [3] 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第1期。
    [4] 同上。
    [5] 同上。
    [6] 同上。
    [7] 张承志：《文学与正义—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演讲》，《当代文坛》，2013年第6期。
    [8] 张承志：《文学与正义—在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演讲》，《当代文坛》，2013年第6期。
    [9] 同上。
    [10] 张承志：《金牧场》，作家出版社，2006年1月，第162页。
    [11] 许子东：《读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金草地〉》，《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9页。
    [12] 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8月，第224页。
    [13] 许子东：《读张承志的〈金牧场〉与〈金草地〉》，《当代小说阅读笔记》，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9页。
    [14] 张承志：《北方的河》，《十月》，1984年1月。
    [15] 同上。
    [16] 同上。
    [17] 同上。
    [18] 赵园：《张承志的自由长旅》，《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4期。
    [19] 何言宏：《中国书写：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5月，第95页。
    [20] 张承志：《老桥•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4年1月，第306页。
    [21] 王金胜：《“新时期”小说的自我认同》，山东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6年，第40页。
    [22] 张承志：《心灵史》，花城出版社，1991年。
    [23] 黄宗羲：《宋元学案》（第1册），中华书局，1996年12月，第664页。
    [24]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09页。
    [25]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文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
    [26] 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09页。
    [27] 同上，第211页。
    [28] 同上，第20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