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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被研究者称为“俄国文学黄金时代”，其间涌现出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等诸多文学巨匠。我的父亲汝龙翻译了其中三位大师的作品：俄文版的《契诃夫全集》、托尔斯泰的《复活》以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后两位被研究者誉为“俄罗斯文学双峰”，契诃夫则被称为 “黄金时代的最后一位大师”。 新中国成立后，俄罗斯文学在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中占有绝对优势，特别在语文基础教育中的大量采用，可以说是欧美文学乃至任何外国文学都无法与之相比的，如《复活》，教育部将父亲的译本指定为《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必读书目，人民文学出版社将其纳入“名著名译插图本”系列精编出版；父亲翻译的高尔基作品《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也被指定为《中学语文教学大纲》课外名著必读书，等等。这样一来，俄罗斯文学便在中国青少年的心中埋下种子，伴随他们成长，提升着他们的文学鉴赏品位，从而深刻影响了几代人。 相对长篇而言，短篇小说无论在出版发行，还是阅读与便携性方面都有很多优势，它们的传播和影响通常比长篇作品更加快速深广，而契诃夫的作品恰恰是短篇艺术的翘楚。短篇小说大师凯瑟琳·曼斯菲尔德曾经说：“我愿将莫泊桑的全部作品换取契诃夫的一个短篇小说。”那么，如何用中文展现巨匠的超卓言辞？如何将契氏“敏锐的观察能力”“高度集中概括的艺术表现能力和语言的精炼”（茅盾先生语）毫无减损地保留？如何将俄罗斯文学的特色、文化的精髓原汁原味地转达？这无疑是严峻的挑战。父亲为此付出毕生的智慧与心血，最终交出了一份经得起时代变迁及各阶层读者审验的答卷。 我国中小学课本里选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万卡》《变色龙》《套中人》等精彩篇章，只要接受过义务教育的人，几乎都知道悲惨无助的“小万卡”，信封上“乡下爷爷收”几个字，不知让多少人落下同情的泪水；中学语文课堂上，又有谁不喜欢分角色朗读《变色龙》呢？奥丘梅洛夫、赫留金和警察的对话活灵活现，充满异国新鲜感，同时又展现出任何文化所共有的道德评判与人性品鉴。父亲生动平易、完全汉语化的译文，使这些典型鲜活的小说人物走进亿万读者心中，让横亘在中俄两国间语言的、文化的障碍荡然无存。 正因如此，绝大部分国人从少年时代就爱上了契诃夫、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年龄增长、时代迁移，读着汝龙译本的俄国文学忠实“粉丝”们却与日俱增。各种版本的契诃夫小说选年年重印，长销不衰。冯骥才曾说：“契诃夫的那种感觉——那种悲悯的、轻灵的、忧伤的、精微的感觉，只存在于汝龙的字里行间；还有一种俏皮、聪明、绝妙的短句子，也非汝龙不可。”他的评价，亦为许多读者的感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