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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曾对郭沫若说：“我们苏联的儿童，只要学习三个礼拜，学会了俄文字母和拼音法，就能够看书，你们的情形怎样？”郭沫若回答道：“我们不行。往往学了三年还不能够看书呢。汉字学起来的确是有困难的。” 早在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曾推广过拉丁化“新文字”，吴玉章为主要领导者，1940年12月25日，边区政府颁发《关于推行新文字的决定》，宣布新文字与汉字具有同等法律地位，1944年暂停。 为减少文盲，当时军队有一个叫祁建华的教员，可以帮助战士在很短时间内学习三千个汉字，郭沫若称他是第二个孔夫子，可在社会上推广却失败了，因为战士都很年轻，此外没有工作压力，可以集中学汉字。 性格优势致平稳过关 在拼音委员会中，负责起草方案的是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 叶籁士是语言学家，曾任人民出版社第一副社长兼第一副总编，1954年调至中央宣传部，后在文改委任秘书长，行政工作繁忙。陆志韦是我国心理学的奠基人，还是诗人、语言学家，40岁时便代理燕京大学校长，1952年遭错误批判，陆平时教学工作繁忙，此外还在语言所从事研究工作。 周有光曾说：制定汉语拼音方案的是三个人，只是我干的多一点罢了。 对于汉语拼音方案，当时最受批评的是j、q、x，因与外文发音不尽相同，有人对周有光说：我姓邱，我以后岂不成了阿Q先生了？周有光开玩笑说：你不要怕，英文里面的皇后（Queen）也是以Q开头的。 因毛泽东反对，传统汉字并未废除，汉语拼音方案只起辅助作用。 为减少记忆量、便于学习，汉语拼音方案将相近的音合并在一个字母中，比如zi、ci、si，zhi、chi、shi和ji、qi、xi中，韵母发音其实不同，却都标为i，给学中文的外国学生带来一定困难。 在“文革”中，周有光遭遇冲击较少，陈效师先生说：“（当时）文改会八大研究员都受到冲击批判，倪海曙脾气最不好，受到的打击也大，周先生一贯温文尔雅，从不大声说话，未见他发过脾气。” (责任编辑：admin) |